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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拉法格致格·瓦·普列汉诺夫

1898年11月27日于德拉韦


  〔来源〕原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增刊 第九辑)》(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列宁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


亲爱的普列汉诺夫:
  法国政府每五年在人口普查之后出版一厚本,您可以从中找到有关工资的数字,但是我劝您不要相信,因为这些数字多半是虚构的。
  还有另外的数字——这些数字是有用的,很有价值的,提供了酗酒、违法、犯罪和自杀的日益增长的级数。在我看来,上述现象是社会弊端发展的无可争辩的证据。
  英国有关靠社会慈善事业救济的贫民的统计资料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为了揭示它的重要性,必须把它同移民的数字作一比较:当移民抵消了过剩的人口时,领取救济的贫民人数就会维持不动,甚至会下降;这证明,这些不幸的人虽然体力极度衰竭,但总是利用一切机会去工作和不乞求施舍。
  为了证明资本主义时期社会贫困的增长,并不需要统计学。因为人们可以强迫统计学说出任何所需要的数字,著名的统计学家吉芬[1]在他的细致的调查中随机应变便可以说明这一点。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所有的国家为了抑制工人的要求,都有规定最高工资额的法律;现在资本家本身为了不使利润的来源枯竭,不得不制定供剥削的劳动日长度的法律。节假日以前是很多的(一周有一两天),现在消失了。在发明瓦斯灯和其他先进照明设备以前,雇佣工人像农民一样从日出劳现到日落;父亲的工钱要养活全家。现在,父亲、母亲和子女白天和部分夜晚都在作坊里,才能勉强糊口。
  不断改进的机器不仅减轻了劳动,因而造成了经常的失业,而且还使得粗工代替了熟练工人,从而降低了工资。生产工具的这种改进是英国机械工人即英国工人贵族最近罢工的真正原因。
  您对我说,有些深刻的批评家把马克思贬为像圣西门那样的空想主义者,因为他硬说在资本主义时期工人的贫困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些人云亦云的批评家,他们不了解他们重复了些什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刚刚走上历史舞台时,曾宣布要结束贫困并不断改善劳动人民的命运。李嘉图一类的学者相信了这一点,傅立叶、圣西门——特别是后者类的社会主义者鼓吹艺术家和学者、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联合,所有的人都将在生产的发展中找到幸福,因此圣西门、傅立叶及其门徒都是反对革命者。恩格斯在他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中没有强调空想社会主义的这种性质,而这种性质是法国工人阶级对1848年以前的社会主义表示怀疑的原因。只是在帝国的末年,当国际会员宣布自己是革命者的时候,这种怀疑才开始减弱,直到公社以后随着运动的复兴才完全消除。最好这些批评家是对的和工人的状况得到改善,——他们就会变得更加革命:最令人难受的莫过于贫困。
  本世纪初,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相信,工人阶级的状况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得到改善。这时,过去的理论代表,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如象西斯蒙第,证明贫困具有永恒性质并要求倒退。马克思同这两类思想家不同。他是第一个理论家,在自己的《哲学的贫困》中指出了受到蒲鲁东和一切空想社会主义者谴责的罢工的革命意义。
  我不认为这些相信在这个最好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慈善社会主义者有象您所说的那样的作用:在法国他们出身于师范学校,自认为是社会主义教授,因此必须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就象军乐队的指挥糟蹋伟大的歌剧以显示自己的音乐创作一样。英国费边派妄图指导社会主义运动,这种企图可笑地失败了;法国费边派还没有这种野心,而同他们周旋等于太看重了他们。
  伯恩施坦事件是唯一值得注意的事情,这是由于他在受迫害时期在运动中进行的活动,——这在我着来是一种生理现象。我认为伯恩施坦的堕落是他多年来精神过度疲劳的结果。它是从参和赫希柏格集团开始的,完整的社会主义的发明者、我们最有名气的马隆也属于这个集团。他把理想和感情塞进了社会主义。俾斯麦迫害时期的紧张斗争和恩格斯的个人影响曾经使伯恩施坦超越了这种枯燥乏昧和令人作呕的慈善社会主义,而自从他生活在自己僻静的书斋里以后,他又退回到这种社会主义上面来了。党在上次代表大会[2]上采取客气但坚决的方式驳斥了他所宣告的新信仰,这清楚地表明,没有人跟他跑。我对伯恩施坦的这种精神衰退感到痛心。但是我对他怀有很深的友情并赞赏他以往的活动,所以任何时候都不能以你们非常习惯的那种尖锐方式对他进行批评。这种尖锐方式会削弱我们的批评。Im cauda venenum[3]。请原谅我的批评。
  亲切握手!

保尔·拉法格


  又及。在官方经济学家的攻击之后,马克思现在遭到慈善社会主义者和年轻经济学家的攻击。这些人夸口说,他们比自由放任时期的饶舌者强大;有人竟然宣布马克思主义完结了,说什么价值理论不正确,哈里逊[4]和其他一些名气较小的人发明的经济唯物主义没有任何历史意义。
  我不去同这些怪人争论,而是用《交易所的经法职能》作了回答。此文载于《新时代》杂志。我在文中指出,资本家之间如何按照自己的资本比例分配从工人阶级那里榨取的利润(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和利润怎样同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相一致;自命不凡的价值规律反对者没有一个人回答得了。
  我已开始探讨环境对思想的影响。《新时代》刊登了关于抽象思想的起源的第一篇文章;我还要寄去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思想起源的第二篇文章,接着还有关于善的思想起源的文章。然后我将着手研究希腊哲学的危机和为包括基督教哲学思想在内的一切已出现过的有关道德的哲学思想提供营养的诡辩哲学和苏格拉底哲学的起源手而经济唯物主义将是我们的研究工具。您会看到,所有认为应当抛开马克思而回到康德的哲学家们都将保持沉默。

译自《普列汉诺夫遗著》第5卷1937年莫斯科俄文版第276-280页。

(孙魁译)





[1] 吉芬,罗伯特(1837-191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曾任英国商业部统计局局长。——译者注

[2] 指189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译者注

[3] 拉丁语,意为“毒液在尾巴上”,这里指这封信的末尾说得很不客气,拉法格对此表示歉意。——译者注

[4] 哈里逊,弗雷德里克(1831-1923)——英国法学家和历史学家,资产阶级激进派,实证论者。——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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