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保尔·拉法格 -> 《财产及其起源》(1892年)

赞成共产主义和反对共产主义

(拉法格和德莫连之间的学术辩论)

1892年5月21日



  先生们和女士们!

   拉法格和德莫连之间关于社会主义的学术辩论是在巴黎地理学会的大厅里举行的。能容千人的大厅被挤得水泄不通。那里坐满了主要是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其中有许多是院士、牧师和法学家。拉法格将要在这些享有特权的听众面前发表演说,他只能给自己的朋友——社会主义者送五十张入场券。
  拉法格的演说悉照速记稿重印。——编者注

  现在这个会的对象,实在说,不是辩论,而是对社会发展的两种对立的观点的简要的叙述。德莫连认为我们的社会的发展将引到个人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引到它的极端的形式——分立主义[1];而我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相反地以为经济现象的发展必然会引到共产主义的重建,也就是引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这社会化部分地已经实现,和引到使一切消费资料变成公共财产,这消费资料在现在则构成一个只是比较不大的阶级的垄断,恰恰由于这种经济关系的发展,这个阶级的人数日益减少。

  我很满意利用这个机公在这些与平日经常听我讲演不同的公众面前发挥共产主义的理论。当在这里执行宣传家的任务时,我想试一试投下一些社会主义思想和哲学思想的种子,并且力图征集到信从者。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来击破某些对共产主义者的责难。

  我们的敌人责难我们宣传凶杀和抢劫。你们自已将会判断这种宣传同我们的理论是否能相容。

  我们的敌人中有一部分比较客气,他们把我们看作乌托邦主义者、梦想家。他们对我们说:“对,你们所梦想的社会好得很;使平等在人与人之间占统治,这无疑是好的愿望。但是你们不懂得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按其实质来说是倾向恶的。在你们着手改造人之前,先要改造社会。”

  然而我们决不是乌托邦主义者,与政治家和慈善家[2]不同,我们不相信靠宗教的或世俗道德的宣传有可能改造人。

  为了使人变好,需要改变他们生活的环境。人自己创造了自己的社会环境,但是它又是环境的作品。当你改变环境时,你同时也在改变人的风俗、习惯、激情和感情。我们,乌托邦主义者、梦想家,研究社会环境,我们分析经济现象:我们从萌芽状态中就抓住了它们,追踪它们的发展,观察它们对家庭、对政治制度的影响,然后决定既无畏惧也无成见地作出相应的结论。

  经济现象不仅影响风习,而且也影响家庭的和政治的制度,甚至影响人们的哲学的和宗教的观点。

  这就是我认为有说服力的例子。在发展的某一阶段,当生产资料很不完善时,一切民族都有过奴隶制度。一切的人,甚至大智大勇的思想家都把奴隶制看作是正义的、自然的现象,而信仰宗教的人甚至把它归之于神的起源。

  人类的伟大思想家之一亚里士多德[3]认为有可能作出这样的结论:自然界创造了专供奴役的人种之一。在这方面他的观点同圣经上关于世界创造的传说相吻合,按照创世纪的传说,含姆的后裔将为发源于挪亚的民族服役。但是这个希腊的哲学家至少预见到传说所不知道的东两,他预见到生产过程的某种变革必然要引起奴隶制度的消灭。

  这种观点在他的《政治》里是很明显的:“假如每一种工具都能按照命令或者自发地执行指定给他们的工作任务,像底德洛斯的巧妙的创造那样自己会运动,或者像赫菲斯特的三脚供桌那样独立地举行宗教仪式,假如,比方织布的梭自己会织,那末这时候师傅既不需要助手,主人也不需要奴隶了。”

  亚里士多德就是这样在承认奴隶制是自然的经济现象的同时也英明地预见到生产方式的变革将引起奴隶制度的消灭。正因为这种经济变革的实现,正因为大工业的机器自动地“举行宗教仪式”,正因为如此,我们共产主义者才确信雇佣劳动的制度,奴隶劳动的这种最后的和最坏的形式必然要灭亡。


  的确,在现时代机器掌握着整个工业部门,既包括原始的和简单的,也包括最发展的和复杂的。

  制油在远古时候早已知道了,现在采用瑞典人拉瓦尔发明的机器来进行,它把刚刚从母牛的乳房中取出的奶变成油。人们借助透光镜和化学制剂之力迫使太阳描画物像;它很快就会画上色彩。巴黎人吉洛(Gillot)找到一种不用刀和甚至不用画家的手参与的雕板方法;他只使用油质的墨水和硝酸。雕板是靠太阳和电之力来实现的。甚至还发明了计算机,它成为可以信赖的数学家。我本来还可以列举出各种各样的工业部门,并指给你们看,所有它们都被机械化触动了。

  使用机器的结果又是如何呢?

  机器的采用使个人主义的工业变成共产主义的。我来比较详细地解释这点。从前在每一家中纺线和编织,并在每一乡村中都有自己的织工。这些工业部门分散在全国,现在则集中在一定的地点,那里用机器来编、织和纺,以供应共同的需要。

  织布机和纺纱机在大型的纺织工厂里都“社会化了”

  制成品失去了自己的个人主义的性质。在小生产时代皮鞋匠包管制成一双鞋的全部工作:他亲自量尺寸,做鞋底,剪皮和缝它。鞋或便鞋是完全地个人主义的产品,因为一个人就足以完成它的制作。可是在鞋工厂里的工作却要通过许多的手。一个工人剪皮,另一个在机器上磨光皮靴筒,第三个填满鞋底,装上鞋后跟等等。一双相当数目的生产者的共同的工作。个人主义的生产变成共产主义的

   拉法格在这里以及在某些其它地方的术语有可能引起混乱。其实这不是共产主义的生产,而是由于劳动分工形成的集体的资本主义的生产。——编者注

  这种共产主义的变革也见之于商业。在过去的世纪好个小铺子都有自己的特定的商品,按照行会规章,它应当严格地限制在这种商品上。呢绒商在自己的铺子里只能出售呢绒,正如刀铺只能卖刀一样。

  现在你在“鲁佛”,在“邦马舍”或在其它的百货商店里可以找到用途正好相反的各种各样的物品,它们集中在一起,在同一资本的管理下“社会化了”。在英国商业中的这种共产主义普及的规模还要大。舒尔不来德商行出卖一切需要品,为了便利人们取得衣服、食品和住的房子。伦敦的大消费股份公司除此以外还有医药商品,这就使得健康的人和病人都能在那里买到所需的一切。

  工业集中的影响在农村里也明显可以看出。小的分地“社会化了”而构成大地产。我知道你们是不会同意我的,你们打算拿法国土地分散和分散得一天比一天更甚这个事实来反驳我。就算是这样罢,然而这无论如何没有妨碍大的土地财产的形成,农村人口减少的这一事实足资佐证。凡是打算丢掉自己祖先的土地而投入工业城市的农民都把自己的一块土地出卖给大的土地所有者。在最近的时期,谢尔梅尔-拉库尔[4]依据官方的、谁也驳不倒的统计材料在上议院宣称法国全部可耕地的45%是握在142,000个大的土地所有者的手里。因此,在我们面前也摆着土地已经相当社会化的例子。

  现在在法国所完成的过程在英国早已结束;那里全部土地是握在几千个人的手里。所有文明化了的民族都要被卷进这个集中的过程。英国也曾经有过自己的小农;还在十九世纪之初,威尔士的土地是在相当数目的小自耕农(所谓yeomen)的手里,他们逐渐消灭了,让位于为数不多的大的所有者。

  封建的领地在自己的时代是非常宽广的,但是土地的耕种是个人进行的。土地被分成许多小块的租田,由农奴的或自由农民的家庭来进行耕作。现时代的情形却大不相同了,只要哪里存在着大地产,那里就建立起大规模的耕作土地的共产主义的制度。为了要看一看这种制度已达到多么高的发展程度,需要横渡大西洋到美国遥远的西部去;小麦田绵亘数公里,那里是靠机器耕种。

  先生们,我们还应当来看一看第四种的集中形式——金融的集中,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当工业还是个体的时候,它只需要很少的一点资本就能买到工具,因为生产工具是很简陋的;为要纺纱,只需要有纺车和纺锤就行了。每个生产者收集了一点小小的资本就能成为老板,靠家庭、几个学徒和艺徒独立地进行工作。这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大的机器生产发达之前,工人可能梦想独立经营,这些梦也经常实现。而现在这些梦却成了乌托邦。

  现代工业的生产工具是这么大,为要取得它必须握有不是几百法郎,而是几十万和几百万法郎。我们的世纪,特别是它的后半期,在法国造成了一种特殊的阶级,这个阶级的人们从事一种专门结集小资本为大资本的职业,使它们“社会化”,目的是使大工业有资金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建立织布工厂和纺纱工厂,修建高炉等等。我很知道,照那些官方的经济学者的看法,大的工业企业的资本分成股票和证券好像是财产的分散,它的民主化。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财产的这种民主化使得金融家有可能从所有的旧长统袜子里和秘藏的保险箱中把贮蓄统统搜刮出来,把它们抓在自己手里,实行垄断管理,一直到他们使用狡猾的勾当完全占有货币才肯罢休。因此在我们的日子里形成了数以几亿和几十亿计的大量的货币财产。大工业企业和大商业企业的这种财产的分散和分开只引起一个后果,就是居民群众为了几个金融大亨的利益而失掉了自己的资本。

  由此你们可以看到,生产和交换过程都取了共产主义的形式。个体的生产和交换的这种改造是经济现象发展的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结果;它的完成并不管人们的意志甚至违反它。什么也不能停止这个进化的进程,什么也不能阻止它所要达到的最后的结果。生产资料的日益加强的社会化必然地和不可避免地要引到消费资料的社会化

  但是在现在生产和交换已经是共产主义的了,而占有形式却仍然是个人的。

  对这个我要解释一下。大的生产资料,例如制造厂、工厂、铁路和百货商店,像“鲁佛”和“邦马舍”,虽然是共产主义的组织,却构成一个人或几个人,或股票小组或证券持有者的私有财产。占有仍然是个人的,像过去时候一样,那时工业和商业曾按照自己的不大的规模采取了个体的形式。在这里包含着矛盾,或者用黑格尔[5]的话来说,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与个人主义的占有方式之间的二律背反[6]和反题[7]。正因为存在着这种对立性,存在着痛苦和贫困,因此社会推向危机,靠危机来解决对立性。

  经济现象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发展曾引起生产和交换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后果。而这发展本身又创造了解决生产和交换的共产主义方式和占有的个人主义方式之间的矛盾的手段。换句话说,经济的发展,一面使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共产主义化”(恕我用了个新名词),同时也准备着消费资料的共产主义化。

  我的第二个任务将是指出未来的革命的因素的存在,这个革命将引到一切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社会化。


  生产资料社会化的第一个和最积极的结果乃是人们的生产力巨大的增长。

  现在人的或社会的需要没有不能满足的,不仅能满足,而且甚至有余裕。

  这就是证明。在本世纪的后半期为了修铁路、造轮船和为了发展工业和农业的机械工具,产生了对钢铁的空前需要。于是就进行了紧张的工作;需要虽然得到满足,可是日复一日地发生了铁的生产过剩,它引起了周期性的危机,这时因为生产太多,以致销路停滞和需要停止。而在这五十年中终究装配了这么多的机器和铁的建筑物,铺了这么多的钢轨,致使地球的外壳好像被铁包了起来。假如把所有的机器,所有的钢轨,所有生产出来的铁垛成堆,那末就会形成一座比喜马拉雅山还要高的山。这是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奇迹之一。

  还有另外的证明。获得足够数量的麦子是使社会有可能存在的第一个条件。这问题已解决了,甚至还有多余:在那些土地集中并使用机械工具和科学方法耕作的省份,每一公顷的产量达到25—30海克托利特(百公升),甚至还要多;而平均产量只达到15,而在有些年景却降到13、12和甚至11海克托利特。假如土地的共产主义耕种不限于东北部的几个省份,而是普遍采用,则法国将收获二亿到三亿海克托利特,而不是现在每年的收获一亿多海克托利特。不久以前一个美国的农学家公布了哈得逊湾以西开发的新的土地的记载。他指出,假如这些肥美无比的土地也照遥远的西部的农场那样组织起来一百万工人,配上机械化的工具去耕种,不必使用肥料,那末在几年之内就可以达到生产足供全球人口所需数量的谷物;其余的土地就可休耕以恢复其原来的肥沃。

  我举了铁和麦这两种最必需的物品来作例证;我还可以接二连三地列举出全部的生产品并且向你们指出生产到处都达到这样大的规模,远远超过了需要。如今工厂主所关心的已不是如何生产,而是如何找寻消费教;他们到亚洲,到非洲去找,甚至准备到魔鬼那里去找。

  在十六和十七世纪欧洲各民族相互争殖民地;他们掠夺殖民地,输出皮货、香料、贵重木材和五金。在十九世纪争殖民地还是继续进行着,但是现在所争的是向殖民地推销从生产者手里抢来的商品;掠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

  生产品的这种丰裕,甚至是过度的丰裕,在以前的时代是想像都想不到的,本来应当使一切生产者亨受富裕的后果;然而事实上它却使他们变穷。只因为商店里的商品充满货架,失业便来光临,使饥饿成为工人住宅的经常客人;许多人饿死就因为生产品生产得太多了。在中世纪只在歉收之年饥锇曾减少人口。现代的贫乏则由丰裕而引起。

  这种显明的荒唐事实促使工人倾向革命,它是以上所讲的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同个人主义的占有方式之间的矛盾的结果。生产者处于经常的贫乏的境况,是因为资本家日复一日地把他们的劳动果实侵占去了。

  劳动产品的这种占有使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奇怪的市场,在那里一切都能出卖——不仅是人们劳动的成果,而且也包括人本身。工人之所以能出卖是因为筋力,智力工作者之所以能出卖是因为有知识——工程师、化学家、农学家掌握了组织和管理企业的能力。共产主义的生产同个人主义的占有之间的矛盾贬低了人的身价,使它成为商品,我再重复说一遍,并且使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大规模的商店。

  “从小商店中还能找出什么好东西?”一西塞罗[8]在自己的《论义务》—文中说道,他用这句话来表达他那时代的意见,整个古代世界以及一切不是建立在商业和资本主义生产之上的社会的意见。

  “从小商店中还能找出什么好东西和商业能否产生诚实的人?”

  凡是称为商业的一切,都不值得诚实的人去做;商人若不欺骗便会一无所得,还有什么东西比撒谎更可耻呢?因此应当把那些出卖自已的劳动和自己的手艺的人的职业看得低一等和不体面的;因为那些为钱而出卖劳动的人是在出卖自己和站上了同奴隶—般高的等级。”(大厅里响起了不赞成的喊声)

  这最后的几句话曾经引起希腊人和英雄时代的罗马人的热烈的赞同,但是在你们中间却激起了不满。然而,能否举出比出卖自己的手力和自己的脑力更能说明人的受屈辱的例子呢!

  这种对每一个斯巴达人和罗马人都是屈辱的行为在我们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却成了生产者的唯一的出路。雇佣劳动的制度就是奴隶制形式之一种。

  唉!西塞罗是对的,商店只是引到撒谎。在资本主义社会所代表的这个大商店中一切都是虚伪的。

  拿生产品来说罢,它们都是伪造的、掺假的。

  如此光荣的资本主义的文明将只留下追求外表浮华的世纪的名字。现在已不满足于自然的物品的伪造,甚至再搞假货的伪造。人造牛奶本是油的造假,现在又在造假货。

  但不是一些东西是虚伪的,虚伪不仅在物质的领域而且在道德的领域也占统治地位。看来任何时代也没有见过这么多的社会虚伪,可以说全部的道德和全部的政治都是一片接连不断的虚伪。我不可能列举出上层阶级的高贵代表人物所惯常使用的全部虚伪的形式。我只从其中选择几种同我的题目有关的来讲一讲。

  财产是社会的基础,人们经常这么讲。保住“私有财产”成为统治阶级永远关心的事情。从其为金子而献身这一面来看,经济学家就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秩序与和谐大加赞美。这一切都是虚伪!

  在哪一个社会里也没有过这么大的不协调和矛盾。不断的、无情的内战在这个和谐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肆意猖獗。只要有两个商人出卖同一种商品,只要有两个工厂主生产同—类产品,难道不是经常处于敌对状态吗?其中的每一个不都是拿出全力企图从自己的同行的手里把购买者勾引过来,把自己的同行排出市场,使他破产,变成穷光蛋吗?

  这个战争称为竞争。这就是霍布士[9]的确定不移的逻辑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在中世纪封建男爵也是互相敌对的,也进行战争,只是有时为休战所中断;但是这些战争是用利剑和枪矛来进行的;它们在封建男爵身上发展了肉体的和道德的品质(勇敢、责任感、忠实于诺言、忠实于力量、对困难、强烈的疲劳、恶劣的天气的忍受能力),使得人的肉体和精神都高尚起来。现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优势的情欲是追求暴利,对不劳而获的财富的无厌的贪求。经济竞争在人的灵魂里只发展了钩心斗角、耍滑头、弄虚作假、贪得无厌、利己主义的能力。只要我能发财,让社会、祖国、人类破灭吧丨一一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口号。

  资本家的经济战争也同封建主的军事火并达到同样的结果:财产的集中。封建男爵把被击败者的土地和农奴归并于自己的领地。资本家则夺取破产了的竞争敌手的工厂和顾客。

  大资本剥削小资本;小的土地财产每天都在消失,让位给大的地产。因此建立在私有财产之上的这个社会本身破坏了小的财产而只留下大的。

  在1789年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曾以人权保卫者和反对非正义的战士的姿态出现:它宣传将要实现平等、自由、博爱。这些话都写进了宪法,甚至在监狱的墙上也能读到,但是任何地方也没有实现过。自由、平等博爱,这是资产阶级扯谎的三个主要的形式。

  进步的倡导者曾经许诺说,现在还在说,机器一定会减轻人的劳动。又一次可耻的扯谎!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机器技术的成功反而增加劳动。革命前夜工是被禁止的,在现时的资本主义工厂里,男人、妇女甚至儿童都在日夜工作,这是真正的苦役。

  在十八世纪国家和教堂曾保护过工人;他们规定了一年中有一定数目的休息日——52个星期日和40个节日,还不算地方的和行会的节日。那时稍微找到一点理由就可以玩乐一番,那时不乏没有空闲的时间来花天酒地和借神圣的懒惰之名来吃喝玩乐。在我们的世纪这样的时间谁都没有了,因为一星期必须劳动七天。信奉天主教的主人忘记了甚至全能的上帝也感到在六天劳动之后必须休息。

  家庭!这是牢不可破的神圣的社会柱石之一!它曾受过多少人的赞美啊!工厂主、金融家、道德家、政治家,假如听一听他们讲什么,他们全都只想到如何保存家庭,发展它和使它更完美。可惜事实恰恰相反!资本主义的社会瓦解和破坏家庭。工厂使妇女和儿童脱离家庭的炉灶,它从吃奶的婴儿身边夺去了母亲,从丈夫那里夺去了妻子;铁路管理局和金融机关完成这个掠夺。妇女失去当家庭主妇的资格达到这样的程度,如在工业区的年轻女子在工厂里劳动和已经当了母亲,但是她既不懂得用针,也不会用锅。

  慈善家常常总是用花言巧语来掩盖工人阶级的愈来愈恶劣的状况,据他们说,妇女和儿童在资本主义的苦役之下劳动只是促进家庭命运的改善,增加它的工资收入。扯谎,又一次可耻的扯谎!妇女之所以注定要从事强制的工业劳动,其目的只是为了有可能降低家长的工资,而儿童之所以碰到同样的命运是为了减少母亲的工资。慈善的资本家就给家庭内部带进了纠纷和竞争:他们迫使父亲、母亲和儿童争着出卖自己的劳动。

  在个人主义的工业时期,家庭是靠父亲的劳动养活;在资本主义的工业中母亲和儿童不仅用自己的劳动来帮助维持家庭,而且常常是父亲靠她们的工资生活。在美国有些工业城市,那里妇女的劳动比男人的劳动要好得多,因此男人留在家里照看儿童和做饭。这些城市称为"she-towns”,即妇女之城。

  妇女遭到比男人更大的痛苦。但是工业劳动,为社会的劳动,现在是这样压迫她们,以后将解脱她们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其程度远远超过罗马国家衰落时期拿嫁妆来解放女贵族的风俗。

  脱离了家务劳动并且同男人平等地参加社会劳动,妇女将有权,而且甚至有义务从事政治活动和参加社会主义的运动。我们将为她们开放通向我们的队伍的道路。在工人的政党里,她们可以担任一切适合她们的能力的职务,而在共产主义的社会中她们将重新取得从父系家庭代替母系家庭时起便失掉了的全部自己的公民权。

  解脱了家庭的从属地位和男人的道德的压迫,妇女便有可能自由发展全部自已的肉体能力和精神能力。这时她们将重新发挥过去在人类生活初期曾经起过的那种首创者的伟大作用,这种作用曾保存在古代传说和原始宗教神话的回忆里。

  实际上,在印度、埃及、小亚细亚、希腊,在这些人类文化的摇篮里,艺术和手工艺的发明都归功于女神而不归功于神。根据这些神话传说可以设想妇女的头脑比男人的头脑发达更早。难道我们今天没有注意小女孩比小男孩更活泼和更聪明吗?假如后来她们丧失掉这些优点,那末这就得完全归罪于德、智、体三种教育制度的不良,多少世纪以来她们早就被剥夺了受教育之权。资本主义的伪学者说:“妇女是低劣的人”;但是,活见鬼,这是因为从小就不让她们有发展的机会。假如兔子的四条腿都被捆起来,它就会比乌龟跑得慢。

  我们的世纪是劳动的世纪。光荣归于劳动,智慧和知识受奖,人们都这么告诉我们。这还是扯谎。

  小工业的劳动者是手工业者,他兼做体力的和脑力的劳动。例如细木匠亲自描画所需制作的物件的图样;他在动手做之前头脑里先已有了式样。手要服从他的脑子的命令。现在在机械生产里的情况是否也如此呢?现在工人的思想无事可做;像机器的轮子一样,他只是机器整体的一部分,机械替他想。资本主义的生产把工人降为机器的简单的仆役。

  脑力劳动者的命运并不更为诱人。既然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群众只是生产的机器的轮子,那末就需要创造一批优秀的劳动者,以便从事发明、思考、管理;需要智力劳动者,让他们担任经理、管理员、技师、工程师、化学家、农学家等等的职务。假如知识和智慧受奖是对的话,那末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第一把交椅就得归属于这些担负生产中的全部脑力工作的劳动者,像在宗教垄断科学时代古代神权国家[10]的这把交椅是归属于祭司一样。

  然而这些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们也同那些体力劳动者一样屈从于资本主义的带侮辱性的桎梏之下。这只是一些工资收入微薄的雇工;他们耗尽和绞干脑汁为了使大资本家发财,而大资本家丝毫用不着努力去获得知识,因为每月出150—200法郎就可以在市场上找到化学家、工程师、农学家。人们学会了把一切东西都生产得绰有裕余,从短袜一直到知识分子。制造化学家和电工技师多得像菜园种植者栽种胡萝卜一样,因此他们的价格便大大低落。贬低知识和智慧这就是资本主义所做的一切,为的是表示对脑力劳动者的尊敬和给予他们应得的奖励。


  让我们来看看事情的另一方面。

  我向你们表明的只是全部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在共产主义地集中化了的生产中的痛苦,这是少数资本家占统治的结果。

  但是这种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的垄断对于资本家业主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发展是否发生过良好的影响?是否同他们所受到的尊敬和他们所亨受的快乐,他们对社会的功劳相适合?

  在个人主义的工业中业主是真正有用的人。他靠自己家庭、几个学徒和艺徒的帮助从事生产。假如他生了病或者沉缅于放荡的生活,那末他的事业就会破产,因为他是自己的作坊或小铺子的主要的动力。

  在共产主义的生产中真正的主人消失了。试把糖厂、铁道、矿山或冶金工厂的业主找出来看看!你们在工作的车间里,在收利息和股息的出纳处的小窗口都找不到他。业主住的地点远远离开那使他们成为百万豪富的劳动,他们住在巴黎、柏林、北京,假如他们认为作为财产主有必要提供效劳,那末他们也可以很顺利地住在卢昂。

  在生产和交换资料集中的发展的第一个时期,财产主还担负着监察人和主管人的有用的职务。但是自从集中终结之时起,这些职务就由别人代替,而在个人主义工业时代监视一切的主人的“眼睛”就不再管自己的任务了。

  自从资本主义的财产采取股份公司这种最发达的形式之时起,业主变成无用之物表现得特别明显。而既然成为无用的,他就是有害的了。不是我故意危言耸听,这是法兰西学院通讯院士,著名的经济学家,一家大的经济杂志的领导人莫利纳里[11]先生的意见。他在1880年出版的《经济的进化》一书中这样写道:

  “具有股份公司形式的企业的管理处可能有一小部分资本。一般情况之下它可能完全不占有资本,与多数人的看法相反,从管好公司事业的观点来说,这种状况反而是最好的,正因为管理处没有股票,便没有权控制自己。对于它只要掌握着自己的职务所需要的能力、知识、道德品质就足够了——虽然如此,在市场上离开资本的情况比同它发生联系的情况远远要频繁得多。”

  莫利纳里先生仅仅讲出事实,但是必须向他致谢,因为他不怕说出官方经济学家竭力想用一堆空洞而庸俗的话词来加以掩盖的真理。

  资本主义的业主在生产中已不再起什么作用了。当工商业的共产主义体系剥夺了他们一切有用的职能的时候,它同时也就宣判了资本家阶级的死刑。贵族阶级的命运正在等待着他们。

  历史在重演:在贵族阶级的发展中可以看出同资本家阶级的发展有许多类似之处。当封建的男爵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和还有用处的时候,贵族阶级不会被消灭,像1789年[12]所作那样。事实上,贵族阶级当时是自己的农奴和家臣的庇护者,保护他们对付周围的敌人,封建主是欧洲国家的民兵军。但是自从骑士取下盔甲并披上宫廷衣服,用优美的细长的佩剑来代替笨重的战斗的利剑之日起,自从封建男爵变成为凡尔赛的宫内官,投身在皇帝的和大主教的宫廷之内生活之日起,便宣判了贵族阶级的死刑。社会革命以命定的必然性将结束资本主义的纪元,将执行经济现象所带给资本家阶级的死刑。

  我利用这个机会来宣布,依照我的深刻的信念,我们不会看到那使资产阶级革命蒙受耻辱的流血的农神节重来。无产阶级不像资产阶级那样残忍。(大厅里一片呼喊之声)

  在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的革命者互相残杀,依次消灭革命的保卫者,致使自己的伟大事业受到威胁。而每一次,当无产阶级在这世纪起来要求自己的权利和自己在太阳底下的位置的时候,他们的运动总是遭到最残酷的镇压。在1848年和1871年资产阶级使二万和三万个尸体盖满巴黎的街道[13]。然而,你们只要回想一下就能记得巴黎在无产阶级当权的两个月里面,那些人质的头上连一根头发也没有落下。(大厅里发出大声的抗议)只是在战斗的最后一些日子里……(大厅里有嘈杂的声音)主席:先生们,让演说的人讲下去。

  拉法格:只是在战斗的最后一些日子里,当人民由于自己失败和反动将军们的骇人听闻的罪行而几乎被引到疯狂的时候,只是那个时候才处决了人质。(大厅里一片呼喊之声)但是在两个月中间,这是历史事实,统治巴黎的无产阶级没有触动人质头上的一根头发,然而在这时候公社的被俘的将军却被阴险地杀死。(嘈杂和喊叫之声再起)

  主席:不要打断,先生们。德莫连回答。

  拉法格:我想着重指出,这个社会变革的一般轮廓我们已经可以预见,这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它将没有过去革命的血腥的性质,只有资产阶级的残忍成性才犯这种罪。


  经济现象使生产者失去他们的劳动工具,它把这些工具集中起来和使之社会化,又把以前分散在各乡村营独立生活的工人集中在工业城市里,把他们结合在公共的工场里。

  这里他们最后地摆脱了小所有者的本能,这种本能可能保留在他们对以前的个体财产的回忆里。在工人的面前永远站着复杂机器的奇怪的轮子,他们必须在它的旁边工作,他们于是本能地开始意识到这里只能是公有财产。机器生产从无产阶级的头脑里把一切个体财产的思想都赶跑,而又把公有财产的观念放进去。

  这个精神革命的完成并没有共产主义者的参加。它是在资产阶级管理之下组织起来的机器生产的结果。共产主义的观念早就以隐蔽的状态存在雇佣工人的头脑里面了。共产主义的鼓动家只不过唤醒这些观念和使它实现。

  由于资产阶级把无产阶级集中起来和把他们的劳动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的宣传就获得了巨大的力量。资产阶级不仅准备了思想,而且还提供了影响思想的手段。在工业城市里我们可以找到结合起来的、准备热烈地欢迎共产主义思想的工人群众;我们不是把这些思想从外面带进去,而是从那戏弄和折磨工人的经济现象中引出来。

  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在生产要求的影响之下使无产阶级群众容易接受共产主义的鼓动,它还给我们提供手段去唤起这些群众,把他们从政治上组织起来和准备即将到来的革命行动。

  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治统治之后就想把它独占起来。他们实行有限制的选举法,想排除没有财产的阶级参加国家管理,无论在法国、在英国、在德国和在荷兰,到处都是一样。但是几乎在一切号称资本主义文明的国家里它很快地就不得不作让步并且或迟或早地同意普选法。

  这么一来,资产阶级本身便被迫把这种危险的武器交给雇佣劳动者之手。然而,这付两面锋利的武器一直到现在只是给尚未学会使用的工人阶级带来创伤。从1848年起在我们法国就已存在普选法,而国会的大多数总是由资本家或资本主义利益的保护者组成。工人选举资本家充当自己的代表;他们把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件事委托给凶恶的敌人。虽然有普选法,政府还是像在有限制的选举法时一样是握在有产阶级的手里,政府所发布的法令只是为了保护财产的利益。(大厅里响起嘈杂和呼喊之声)你们反对吗?难道使每年食品的价值提商到十亿的关税率的规定不是为了增加地租这个唯一的目的吗?

  然而社会党人逐渐把工人阶级的教育抓在自己手里,他们教它正确使用普选法,而工人也已经表明能够运用共产主义者的教导。在最近的市政选举中,我所属的工人政党参加了七十七个城市的竞选,提出里昂纲领。在二十七个康敏(commune)[14]中,我们获得了胜利,在那里面现在的多数,而其中的一部分甚至整个议会都是由我们的人组成。在其余的里面我们就形成显明的少数。只在选举第一轮中投给我们的票数便达到102,000张。这已是取得康敏管理权的第一步。

  工人阶级(我们不仅用这个词来表示体力劳动者,而且也包括脑力劳动者,因为后者也是受雇佣的工作者)被召来不仅为了创造产品,而且还要管理生产。在现时代这是唯一有用的阶级。为了执行自己的社会职能它只是还缺乏领导民族的政治利益的能力。社会党人逐渐掌握在手的康敏议会正在变为训练人们学会管理国家的学校。(大厅里喊声大作)

  掌握了地方政权和全国政权之后,无产阶级将按照资产阶级在前一世纪所作的范例行事。继排除资本家不许参加政权之后便是经济上的剥夺。以上我所讲的生产的共产主义组织同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的个人主义的占有之间的矛盾将得到解决——无产阶级将使资本主义的财产社会化了。这么一来,便建立了不仅是生产资料,而且是消费物品的社会化。

  既然机器生产使生产力发展到这么高的程度,以致有可能生产出为满足人们正常需要的一切必需品,甚至还有富裕,于是这才实现普遍的繁荣昌盛,并且在世界上不再有贫困者,这将违反特权阶级的道德家和政治家永久地重复和套用的基督的话。


  你们可以看到,先生们,我不是在捏造。我不要求社会运动是靠感情或正义和平等的绝对观念来作指导。我只是研究在我们眼前发展着的现象,并给你们指出它进一步发展的趋势。

  我指给你们看经济机体如何逐渐地获得共产主义的性质,同时占有形式又如何仍然是个人主义的;个体财产的性质如何起变化,集中如何发生,家庭如何被破坏和如何在丰裕中产生贫困,以前的劳动条件如何起变化,同时体力活动又如何同脑力活动分开而形成两种雇佣劳动者;资本主义的财产主人如何由于它的阶级的优越地位不再能用它的个人的和社会的效劳来补偿,因而成为多余之物;雇佣劳动者如何集聚在工业城市里;如何从他们的头脑中骗出个人财产的最后本能;如何从他们身上产生出共产主义思想的萌芽,训练他们进行社会主义的鼓动,利用选举法和夺取康敏的政权和全国的政权,其结果将实现资本主义阶级的个人主义的财产向全民族的公有财产的过渡。

  难道这是捏造吗?认为这是对待事物的清醒观点难道有什么不对呢?当我们帮助工人群众准备担起革命的天职,他们受召执行这个天职是为了全人类的幸福的时候,难道这是宣传凶杀和抢劫吗?

  经济现象——这才是真正的祸首,改变着人们的一切习惯、破坏着社会的永久的柱石的严厉的革命者。我们,马克思和恩格斯派的共产主义者,只是经济现象的表达者。像海鸟一样,它的出现是风暴即将来临的标志,我们向统治阶级预告可怕的暴风雨就要来了,它将消灭他们的一切特权,然而可不是我们引起来的。

  这个社会革命改革社会也要付出点痛苦的代价,但比起资本主义统治下生产过剩的周期危机所带来的痛苦却要少得多。当由此而得到改造的社会里将建立起秩序与财富的创造和平均分配中的和谐,那时,机器这个曾经掌握在有产阶级手里的最可怕的压迫的工具,将成为人类的解放者。那时将证实亚里士多德的强大的天才的预言的正确,奴隶劳动的结束就要到来。

※     ※     ※


  在拉法格之后是德莫连讲话。可是他并不想反驳拉法格的演说,而只限于阐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理论。

  但是既然他至少必须说到共产主义和宣传个人主义是未来的学说,于是他就急急忙忙地仿照沉思的和全知的胡伯特·斯宾塞[15]的范例把共产主义同官僚主义的管理(fonctionnarisme)混为一淡。一经走上这条道路,他就到处发现共产主义者。深居宫廷的贵族是共产主义者;资产者害怕工商业的危险而宁愿担任安静的国家职务,因此也是共产主义者。这样来提醒这些资产者小心谨慎,以免碰到贵族阶级的命运。

  按照德莫连的意见,共产主义比什么都坏,它使人们冷漠无情,妨碍个性的发展和使人的能力衰退。不久以前人们都在说懒惰的(l'indolent)东方,那里一切部落都是按共产主义的方式组织的。共产主义,这是游牧部落的社会组织;不需要人的劳动参加而能自己生长的正是草;草就是共产主义的象征。

  相反地,那些在人类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有文化的民族都是个人主义的。征服过旧世界的罗马人是这样,使新世界变成殖民地的盎格鲁萨克逊人也是这样;盎格鲁萨克逊人开始时也属于拉丁语系的民族,但是他们不能保留这个民族,由于这个民族有共产主义的趋向和经常指望国家帮助的习惯。

  因此,共产主义,如德莫连所说,这是社会构造的低级形式,只适合亚洲高原的野蛮部落。相反地,个人主义是高级的社会形式,只是先进的民族才能有。假如说拉丁系诸民族没有能跳出自己的冷漠无情的状态和不能不靠国家的帮助而开始行动,那末盎格鲁萨克逊种族就达到个人主义的发展的高级阶段,全世界都将属于它。

公民保尔·拉法格的回答


  主席:拉法格先生请求允许说几句话来回答德莫连先生。没有反对的吧?(大厅里:没有,没有!)请拉法格先生讲话。

  拉法格:先生们,我将说得很简短,因为德莫连把我的任务简化了。他攻击国家,而这个也恰恰是我们所攻击的。(笑声,鼓掌)我们想消灭它。我们认为国家只起资本主义支柱的作用。假如国家不给资本家提供警察、军队、法庭和狱吏来保护他们,那末人数这么少的一个阶级只要工人第一次暴动就会把它消灭。(鼓掌)回想一下历史你就会看到,国家是特权阶级的压迫的和压榨的力量,国家政权的夺取常常保证某一阶级的社会统治权。

  在旧的法国家是属于贵族阶层,它的最高表现是国王,国家保卫贵族阶级的利益。自从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之日起,它就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现在则受着国家的保护。(鼓掌)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将没有特权的阶级。那里只有劳动者,享有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的人们。因此那里不需要国家,因为在这里没有需要保护的阶级,而每一个人应当都会保护自己,(大厅里发出赞叹声和笑声)因为一切人都是平等的,我可以补充一句,没有一个人会想到损人利己的事。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仅特权阶级损害劳动阶级,而且这个阶级的每个成员也在互相损害。

  我已经向你们指出,在我们现代的社会里统治着经常的战争——工厂主反对工厂主,商人反对商人,一部分人的繁荣是建筑在另—部分人的不幸上面。例如医生就需要有流行性的感冒和肺痨才能挣钱吃饭。在与我们今天不同的那个社会里,个人的利益不是处于彼此冲突的状态,不需要保护,因为人们不是彼此敌对的。

  德莫连先生刚刚说到共产主义社会并告诉我们说草是一切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请允许我提醒你们注意,在墨西哥存在过大型的共产主义社会,并不像在亚洲高原上游牧的小型共产主义部落那样拥有畜群。在秘鲁存在过奇怪的共产主义国家[16],对一切从秘鲁的破坏者——征服者的有关记载上研究过秘鲁的人们都引起正当的惊异。在那里唯一的吃草的动物是美洲鸵,并且这种动物传播的数目非常之少,因而受到加意保护。由此可知,草不是共产主义的必要的前提。这种财产形式在一切民族中都存在过,正如现在正经历着解体过程的父系家庭一样。亚洲高原的居民也好,不列颠半岛的居民也好,同样都是从共产主义开始。英国的农学家马歇尔,他在上世纪末写过书而梅因[17]在向己的著作《东方和西方的农村公社》内又加以引用,提到某些同俄国的“米尔”完全相似的不列颠农民的组织。到达北美海岸的第一批移民是组织在农村公社之内的。我所讲的事实是根据梅因的著作,在这个问题上他算得一个权威。

  存在着一种情况,不能默不作声地绕过去,对此我请你们特别加以注意,因为从哲学观点来看它也是很有趣味的。梅因,曾担任过英国在印度的政府的法律顾问,据他对印度的农村公社的详细研究,认为那里没有像我们所讲的正义、权利和义务这样的观念

   这是从海因书中摘出的有关部分的译文:

  “就法律意义来说在印度的公社里既不存在权利,也不存在义务。遭难的人感到满心的不是他所受到的损失,而是这个小小的社会秩序的破坏”。

  这个意见证实了洛克[18]在十七世纪就说过的天才的思想,这就是认为正义的观念只是由于实行私有财产的结果才在人类社会里出现。一旦恢复公有财产和只留下原始的报复法,它就会消失,这种报复法由于各种不同的民族和种族的人们所依以生活的和平与友谊的条件而大大缓和。—拉法格注

  为什么?因为在公社里没有对立的利益,换言之,一个人所受到的损害反映在全公社的利益上,而既然利益是共同的,不是互相矛盾的,像在我们的社会里一样,因此就既不需要政权,也不需要官吏来保护部分的利益。

  显然地你们都把共产主义认为是官吏的组织,而你们认为官吏是国家的。但是在巨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如铁道、银行、矿山、百货公司里难道不也充满官吏吗?

  无论在哪里,在商店里,在银行里或是在部里,工作摧残和锉铳人的个性,到处都一样,可以写满一张纸。但是为国家服务至少工资待遇比在工商企业里服务要好些。因此争取为国家服务的风气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很流行。在英国人们发疯似的追求爵位,争相以职务自夸,沾沾自喜地在名片上印着“财政和邮政部职员”,像其它国家常印“使馆随员”一样。

  官吏不仅在国家机关的办公厅里有;哪里有大工业,那里便能找到。因此即使消灭了国家,你们也不能躲避这个使你们害怕的稻草人。只有我们共产主义者才能消灭它。当共产主义的工业企业由个人之手转为全社会的财产,那时人民将把它交给工会,一说到英国的工会组织你们就只会赞叹。你们之所以赞叹它们只因为我们是处在法国。但是假如你们追溯到二十年前,那末就会听到英国的这些工会遭受的残酷攻击远比现在的法国的工会为甚。在现时代它们才被承认而且甚至变成反动的因素,以致英国有这么多的政治家都对它赞美,为的是可以利用它来达到政治目的。格拉斯吞[19]和自由党人在选举时期最会讹诈旧工会的领袖。

  这么一来,当大型的生产资料变成民族的财产时,便把它交给有组织的工人。这时不再需要那些为了特权者集团的利益而监督工人工作的官吏,那时将只有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他们每人都担负自己的任务而且知道他们的劳动果实将属于他们全体。

  你们说共产主义制度的缺点是在于它使人们的精力麻木,打击自动性,既然劳动果实不属于个人,因此每人都想把自己的工作转嫁到邻人身上去。但这正是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在现时代工人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劳动果实不属于他们,分给他们的只是采取工资形式的一小部分,而大部分都落入了资本家的腰包。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他将知道,一切产品除去维持社会所必要的之外,其余都是他的财产。

  在资本主义的工业里工人被锁在自己的工厂里。哪里出生,他终生就停留在那里,假如某些人也能改一改环境,那是由于服兵役所引起。这里的原因是什么?是在于他们一旦离开工厂,饥饿和失业就在等着他们。像树木一样,他们让根子扎在借以生活的土地上。

  在我们的理想社会里,为完全满足所有人的消费所必需的劳动量可以预先规定好。(大厅里响起嘈杂的声音)

  现在已在规定供养全国所需的粮食的数量。规定全法国人口所需的鞋子将更是轻而易举的事。(大厅里发出呼喊声)这件工作全部分配给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并给每一个人规定一定数量的、必要的劳动时间,以便使每个人都有可能自由地享受共同劳动所生产出来的财富。那时只有人是社会的自由的成员;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迁移或停留在这一个或那一个地点和经常变换生产活动的样式。从前为了熟悉某一种手艺需要学几年;机器把这时间缩短为几个月。你们坐在这里的人全都从没有拿过针,靠机器可以在一个月内学会缝并且也会很快地学会织、纺等等。(大厅里有笑声)

  将来存在的唯一职业是机械师。一个人可以轮流从事各种生产活动——并且这会给自己的肉体的和精神的发展带来极大的益处。(大厅里发出呼喊)

  你们不赞成吗?但是恰恰在这里包括着你们听赞叹的美洲的盎格鲁萨克逊种族的优点。遥远的西部的居民往往都会几种职业,而且经常学新的。由一种活到另一种的这种过渡对于脑力的发展,对于个性的发展都是最好的办法。因此只有在共产主义的社会里,在那里对个人财产的关心不再压别人了,每个人将只需履行自己的社会义务,以便有可能享受全部社会财富,只有在那里人们才能自由地由北方旅行到南方,由织布工厂转到耕地或者转到任何其它的职业,并且全面地不受阻碍地发展自己的个性。

  德莫连在这里所说的精神教育,且不管怎么令人失望,对于工人阶级都是空话;在工厂里的苦役劳动十小时之后,一个人哪里还有精力去听教授的演讲,——疲倦征服了他,他要睡了。工人在资本主义的工厂里担负着过度的劳动,他们的脑子已被大工业毁坏了。

  你拿起中世纪的民歌或像俄国这种资本主义工业尚未确立的国家的歌谣来读一读,你就会看出一切都可以检验我的话的正确性,这是多么惊奇的诗作。伊利亚特[20],人类的最美丽的史诗,不是别的,只是民歌的结集。

  随后你再出发到北方省份去,你就会听到那里唱着的悲惨的歌声,你就会懂得共产主义社会的工人同资本主义工业的不幸的无产阶级之间的鸿沟有多么大。

  假如你真心想要发展人的个性,那么最低限度按照逻辑应当要求消灭资本主义的财产,因为它压抑着人们。




[1] 分立主义——国家的个别地区力图脱离中心取得尽可能大的独立性。——第1页

[2] 慈善家——资产阶级的社会活动家,试图用假仁假义的、侮辱性的援助“穷人”的办法来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寄生生活和引诱工人脱离阶级斗争。——第2页

[3] 亚里士多德(纪元前384—322)——古代著名的思想家;迕哲学上动摇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第2页

[4] 谢尔梅尔-拉库尔,保尔·阿尔曼(1827-1896)——著名的法国的政治活动家和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新闻记者,唯心主义哲学家;在他的哲学著作中宣传不相信人类的力量,不相信将来有可能改善,宣扬极端的个人主义。——第4页

[5]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的代表,客观唯心主义者,最全面地发展了唯心主义的辩证法。——第6页

[6] 二律背反——两个互相排斥的原则之间的矛盾,其中每一个都被承认为真理。——第6页

[7] 反题——是同出发的判断即正题相反的逻辑判断;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辨证法中,指三个阶段即所谓三段式(正题、反题、合题)的第二段。——第6页

[8] 西塞罗,马克·杜利(纪元前106—43)——卓越的罗马演说家和政治活动家。——第9页

[9] 霍布士,汤玛士(1588—1679)——卓越的英国的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霍布士的社会政治观点带有尖锐的反民主的倾向。——第10页

[10] 神权国家——统治的一种形式,在这种统治之下一切政权都属于僧侣、祭司等。在现时梵蒂冈就是这种国家。——第13页

[11] 莫利纳里,古斯塔弗(1819—1911)——比利时的资产阶级急进派的经济学家;他的最有名的著作是《经济的进化》,1880年出版。——第15页

[12] 这是指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消灭了法国的封建生产方式。——第15页

[13] 拉法格指的是法国资产阶极对巴黎无产阶级的残酷的惩罚: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对1848年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的镇压和1871年5月对巴黎公社的粉碎。巴黎公社,这是巴黎无产阶级革命的结果而在1871年3月18日创造的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第16页

[14] 康敏——法国低层的行政单位。——第18页

[15] 斯宾塞,胡伯特(1820—1903)——英国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社会主义的敌人,他把生存竞争的生物学说带到人类社会里来。斯宾塞的学说为现代反动的哲学家所利用。——第20页

[16] 这里指的是阿西德克人在现代墨西哥领土上的国家和印加人在南美洲的国家,包括现代的秘鲁、玻利维亚等的领土,十六世纪前半叶为西班牙的侵略者(征服者)的部队所侵占。
  拉法格错误地认为在这些国家里存在原始共产主义:这是奴隶制的国家。——第22页

[17] 梅因,亨利·詹姆士(1828—1888)——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和法学家,教授。他的著作《东方和西方的农村公社》出版于1871年,他在那里面描写了公社制在各国的残余。——第22页

[18] 洛克,约翰(1632—1704)——卓越的英国的二元论哲学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第22页

[19] 格拉斯吞,威廉·尤阿尔特(1809—1898)——英国的政治活动家,不止一次担任过首相的职务和其它部长的职务,自由党的领袖。——第23页

[20] 伊利亚特——古代希腊的史诗,它的作者据说是古代希腊传说的诗人荷马,其实是在民间创作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在这诗里描述了特罗伊城的被围攻。——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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