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工人和农民（1919年8月2日）

工人和农民

葛兰西

（1919年8月2日）

　　在战争期间和为了战争的需要，意大利国家承担了调节物质财富生产和分配的职能。形成了一种新的形式——工业和商业托拉斯，这是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积聚的一种形式，造成了对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剥削条件的均等，从而引起了这些群众的革命行动。假如不考虑到达些现象和由此产生的心理后果，那就不能理解目前这个时期的本质。
　　在资本主义还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如俄国、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城乡之间，工人和农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在农业方面，保留着纯粹的封建经济关系相与之相适应的心理状态。现代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观念在这里还没有广泛地为人们所了解，经济和政治设施还没有被看作是历史范畴（这些范畴有其初始阶段，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当它为人们的共同生活的更高形式创造条件之后将会消失），而被看作是自然的、永久的和不变的范畴。实际上，大土地占有制不在自由竞争之列，现代国家关切地保护着它的封建实质，制定了法律准则（类似转分遗产），这些准则实际上保留着封建制度所固有的权利和特权。因此，农民的心理依旧象农奴的心理一样，在一定条件下会愤怒地起来反抗“地主”，但不会把自己看作是集体（即私有者所理解的民族，无产者所理解的阶级）的一员，不会采取系统的和经常的行动来改变共同生活的经济和政治条件。
　　在这种条件下，农民的心理是不确定的，他们的真实感情是复杂的、朦胧的，蕴含着为免遭剥削而养成的纯粹利己主义的、丧失逻辑连贯性的行为体系；这种行为的重要因素是性格的内向和虚假的逢迎。阶级斗争同匪徒行为、敲诈勒索，同焚烧森林、追赶牲口、拐骗妇女儿童、袭击市政机关等交织在一起，这是原始恐怖的一种形式，不会引起长久的和严重的后果。出此可见，农民的心理客观

　　上可以归结为以社会条件为转移的、由议会制民主国家所产生的某些基本情感：农民完全受制于地主、雇佣者和卖身求荣的政府官员；农民主要关心的是如何使自己的生命不受自然灾害的侵袭，不受土地占有者和政府官员的滥用职权和残暴行为的侵犯。农民一直是生活在法制之外，没有法人的地份，不被看作是人。农民一直是无政府主义分子，是混乱中的一小分子。只有一样东西能制服他，那就是他害怕宪兵和魔鬼。他不知道什么是组织，什么是国家，什么是纪律。农民在自己的日常劳动中任劳任怨、顽强不屈，一心指望从大自然的恩赐中得到一点果实，为了自己的家庭能够忍受空前的牺牲，在阶级斗争中表现得极不耐烦和极其残忍，不能为自己规划最终的目标，不能通过经常的斗争来争取达到这个目标。
　　在战壕中度过的4年、无数的流血牺牲根本地改变了农民的心理。这种变化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俄国，并成为革命的根本原因之一。工业发展的正常过程所做不到的事情，战争却做到了。战争迫使资本主义不甚发达，也就是说技术装备较差的国家动员所有适合于服役的男子充当炮灰来与中央帝国的军事威力相抗衡。对于俄国来说，战争意味着把分散在广大国土上的人们联合起来，意味着把那些直接遭受苦难和生命危险的、屈服于同样一种残暴纪律的人们在多年的过程中不断地聚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如此长期的集体生活的心理影响是很大的，包含着难以预料的后果。
　　个人的利己主义的本能削弱了，产生了一种共同的心理、共同的感情；农民们芥成了遵守社会纪律的习惯，开始领悟到国家的诸多伟大，无限力量及其体制的全部复杂性。他们开始把世界不是看作象宇宙那样无限广阔的庞然大物，也不是看作像农村钟楼那样无比狭窄的渺小天地，而是看作由一些具体邦国和民族构成的具有社会生活的长处和短处、军队和机器、贫困和富裕的综合体。建立了团结一致的联系，不然这种联系只有经过几十年历史经验的积累之后，只有经过几十年的斗争之后才能建立起来。在4年的苦难和流血中，在战壕中出现了新的精神世界，它迫切需要在社会的不断完善的组织和机构中表现出来。就这样，在俄国的战场上出现了士兵代表苏维埃，就这样，农民－士兵们得以积极地参与彼得格勒、莫斯科和俄国其他工业中心城市的苏维埃的生活，获得了劳动者必须团结一致的意识；之所以发生这样的情况，正是由于俄国的军队复员，土兵们回到了故乡。俄罗斯帝国的整个领土上，从维斯拉河到太平洋布满了地方苏维埃网——这是作为俄罗斯国家改组基础的基层机构。从工业城市开展起来的共产主义宣传是建立在这种新的心理的基础上的，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自由选举的和由革命集体生活经验检验的新的社全体制。
　　意大利生活的历史条件过去和现在都很少同俄国人有所差别。无论在俄国，无论在意大利，工人和农民阶级的团结问题都同样地存在着。这种团结将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条件下在工人和农民共同战壕生活中养成的新的心理的基础上产生。
　　意大利农业经营的方式应当加以根本的改变，以便使它能够摆脱战争引起的危机。牲畜头数的减少要求采用机器，迅速地过渡到用工业方式经营农业，建立有可能使用高效率的技术手段的大型农业企业。但是这种改造不可能平安地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进行，而只能在社会主义国家内，在符合联合成共产主义生产单位的农民和工人的利益的基础上进行。在生产中采用机器常常会引起失业的深刻危机，这个危机只有通过对劳动的需求的增长逐渐地加以解决。目前，劳动市场上的条件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农业中的失业现象由于实际上不可能输出而开始成为不可解决的问题。而农业的工业化只有征得贫苦农民的同意，在由产业工人和贫苦农民的苏维埃所体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才可能进行。产业工人和贫苦农民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动力。对于他们来说，共产主义乃是头等的需要，因为共产主义的胜利对他们来说意味着生命和自由，而保存私有制则是受压迫和丧失一切以至生命的经常性威胁。他们是象岩石一样不可摧毁的坚强力量，他们所体现的是不会衰退的革命热情，不满足于妥协、不获最终胜利誓不罢休、在暂时和局部失利时决不灰心丧气、不迷恋于点滴成就的钢铁般决心。他们是革命的主要骨干，是无产阶级进攻部队的钢铁营，这个营将以不可阻挡的攻击力扫除自己道路上的一切障碍，或者由准备作出忘我努力和无数牺牲的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顽强不屈的围攻来逐渐地加以摧毁。共产主义——这是他们的文明，是他们借以获得真正的个性和尊严、真正的文化并使自己成为进步和美的创造者的历史体系。
　　全部革命工作只有建立在群众的生活条件、他们的文化水平所确定的要求的基础上才能指望取得成功。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们应当理解这一点。他们还应当懂得，多么需要把革命的这股不可摧毁的力量纳入适应群众心理的形式之中。
　　在战前落后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条件下，群众性的农民组织是不可能出现和发展起来的，农民们在这些组织中将受到在资本主义崩溃后改组国家所必要的阶级斗争和日常纪律的教育。假如把所有的人都纳入新的集体生活的机构之中，假如这些机构的活动能够使成果得以巩固，使经验得以发扬和丰富，并自觉地用来达到具体的历史目标，那么在战争年代中所得到的群众的精神成长，士兵们在肮脏的战壕里并肩度过的4年流血战争中所得到的对共产主义运动有益的经验就不致归于徒然。用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农民将成为秩序和进步的因素。不然的话，如果他们没有可能开展系统的和有组织的活动，那么他们就会变成无秩序的乌合之众，就会被前所未有的和愈来愈可怕的苦难弄到极其悲惨的境地。
　　对于共产主义革命来说，首要的是组织和纪律。在意大利生活的目前客观条件下，革命的主要中心是工业城市及其密集的和单一的工厂工人群众。因此，必须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工厂，即产生直接工业生产领域中阶级斗争新形式的新的生活上。但是，光靠一两个工厂工人的力量是不够的，那样的话，革命就不能巩固地和普遍地得以取胜。必须使城市和农村团结起来，在农村建立贫苦农民的组织，以便使社会主义国家在自己的创立和发展中有所依靠，并通过这些组织得以采用机器，保证农业改造的宏伟进程。立意大利，做这件事要比人们设想的困难少一些。在战争期间，城市企业里来了大批农村居民。在他们中间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很快收到了成效。这批人应是城市和农村之间联系的纽带，应利用他们来进行日常的宣传，以便消除农民的不信任和怨恨心理。应当利用到工厂里来的这些人，依靠他们对农民心理的了解和农村对他们的信任，开始进行建立和巩固新的机构的工作，以便把广大农民群众吸引到共产主义运动中来。

载于《新秩序》1919年8月2日第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