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葛兰西 -> 《狱中书信》(1927-1932)

致塔齐娅娜

(图里,1930年1月13日)



最亲爱的塔妮娅:
  你的信耽搁了好几天才送来,因为要补交超额邮资。这肯定是搞错了。你一定是从图里寄出的,所以贴25分的邮资没有错。我们必须提意见。虽然邮局这一次是搞错了,但是你要明白,前几次它可没有弄错:你的明信片写得太满,都写到地址栏去了,你绝不可在“邮政明信片”这几个字之上写字,或许也不准在国徽之上写字。我只好交40分钱的超额邮资,为了办理必要的手续,明信片有时会被耽搁3天。
  谢谢你带来了家里消息。至于我的心情,我想你是难以完全理解的。不过话又说回来,这种事情对于任何人都是难以完全理解的,因为它是由那么多因素构成的,其中有好多因素几乎是无法想像的;因此,对于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的一般状况,也就更无从设想了。最近几天,我一直在读《从1848到1861年》,这本书收录了有关阿布鲁齐爱国人士西尔维奥·斯帕文塔[1]书信、文章和文件,斯帕文塔于1848年当选为那不勒斯王国议员,在全国起义失败后被捕监禁,居经法国和英国说项,于1859年获释。随后出任大臣,成为1876年以前右翼[2]自由党的最著名人物之一。我觉得,在他的好多书信中,在那个时代的语言中——换句话说,情调相当浪漫和感伤——他完全表达了我目前常有的类似的心情。比方说,他于1853年7月17日寄给他父亲的信里写道:“我已经有2个月没有接到您的信;至少有4个月没有得到姐妹们的消息;至于伯特兰多〔他的弟弟〕,已有好长时间音讯不通了。您一定理解像我这样一个人,天赋一颗年青火热的心,这样与世隔绝是一种极端痛苦的根源。我并不认为我的亲人今天已经不象过去一贯的那样爱我了;但是逆境通常有两种后果:它往往抵销了一切对受害者的爱,而且还往往使受害者丧失一切对他人的爱。我担心,在这两种后果中,在我身上所表现的第二种要大于在你们身上所表现的第一种。虽然我置身此地断绝了一切人际交往和爱,但是,那极度的寂寞、长期的幽禁、以及唯恐被世人所遗忘的猜疑,使我的悲痛与日俱增,使我的情感逐渐熄灭”。
  正如我刚才所说,不管语言如何(语言是与时代的感情潮流相一致的),作者的心境却被生动地反映出来了。我感到欣慰的是,斯帕文塔不是个软骨头或爱哭鼻子的人。他是1848年所判决的600多名(政治)犯中始终没有请求那不勒斯国王恩准缓刑的少数犯人(约60名)之一。他也没有转向宗教,反而不断宣称他目益坚信:只有黑格尔的哲学提供了一个夏正理性的、符合时代思潮的体系和世界观。
  我的心情同1848年的这位政治犯相同,你明白其实际意义是什么吗?其意义就在于:从今以后我将认为这种心情相当滑稽是,可笑的时代错误。经历了3代人的时间,各方面都已有所进步。祖父辈时代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到孙子辈时代就不再有可能(我决不以我们的祖父辈为例,因为我的祖父,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事实上是波旁政权的宪兵队的上校,或许就是逮捕斯帕文塔——一位反波旁的、查尔斯·艾伯特的支持者——的执行者之一)。这是从客观上说,因为从主观上说——即就个人而论——情况可能不是这样。
  亲爱的塔妮娅,昨天是你的命名日。我想过但愿能口头表达我对你的良好祝愿,但事实上我只能在第二天以书面形式把这些祝愿寄去,你只有在几天以后才能收读。我希望到那时你的身体将会好转并能出去走走,如果继续是今天这样的天气的话。你到图里来探望,同我谈半小时左右,旅途劳顿,遂致卧病,你知道我为此心里多么难过。我认为你对自己的身体照顾不够,我记得当初我在疗养院里见到杰妮娅时她的身体差不多也这样,后来我们彼此更了解以后,我曾吓唬她说,要是她不吃东西就要揍她。别的不说,光她不听医生嘱咐,把规定要她吃的鸡蛋藏起来,竟攒了好几百个。你母亲听说后乐得哈哈大笑,还说我吓唬得对。对你也得施加一点温和的强制。我认为你已经失去了为自已而活下去的愿望,只是为别人而活着。难道这种想法对头吗?你不是愿意为别人而更好地活着吗?如果这是你所珍惜的生活目的和人生真谛,那就也要为自已而活下去,要保重身体。我很喜欢你,愿意看到你永远坚强、健康。一想到你为了给我一点小小的安慰,解除我的寂寞,竟落得在图里这里缠绵病榻,心里就难过。好啦,不谈这个吧。这封信本来应该写给妈妈的。你代劳给她去封信,免得她因为收不到我的信而惊恐。
  拥抱你,我亲爱的

安东尼奥





[1] 西尔维奥·斯帕文塔(1822-1893),意大利南方政家,意大利自由运动领袖之一,两西西里王国的秘密帮会“意大利统一”的缔造者。1849年3月被波旁政权的警方逮捕,被判处死刑,后来改为无期徒刑。1859年减为放逐,不久,斯帕文塔便到达伦敦。1860年,加里波第解放了那不勒斯,于是斯帕文塔回到了意大利,随即任公共工程大臣。同其弟伯特兰多一起,在振兴意大利的哲学研究方面起主导作用,并且是意大利最早提倡研究黑格尔著作的倡导者之一。葛兰西在信中所提到的文集收辑了从席卷大半个意大利半岛的1848年革命起,到宣告统一时止的有关资料。——第565页

[2] 意大利复兴运动时期的右翼,包括加富尔伯爵的政治支持者和真正的温和派。前者受英国自由主义的影响,竭力主张采取外交手段是解决“意大利问题”的唯一办法,后者认为实行有限选举的君主立宪制才能实现统一。历史右翼(加富尔死后人们对其党徒的称呼)政府从宣告统一(1861年)起一直执政到1876年,当时任公共工程大臣的西尔维奥·斯帕文塔所提出的铁路国有化法案交付表决后,政府倒台。——第5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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