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葛兰西 -> 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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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1]
  每周我至少寄给你一封短简,为了不使习惯中断,还因为我总要回答你的某些问题或我要问某些事情。如果在20日你没有收到任何信件,那就意味着信件丢失了。
  正如已达成的协议,论纲应由帕尔米展开,他会立即寄给你。从他最后一封信你将得知罗马的同志们已经决定开始讨论,我的回信把你同那封信[2]联系起来。
  过几天我将见到里德尔[3],他就在这里,我将要求他对军事分部的判断做出解释。我记得曾听人们议论过这件事,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萨莫雷[4]、吉亚里尼、皮埃拉齐尼[5]、里德尔没有在都灵聚会;皮埃拉齐尼从未到过都灵;萨莫雷不信任吉亚里尼,后者在1919年10月对我们自我介绍是无党派大学生,他只是为了考察在都灵如何组织大学生社团,并显现出对一般问题理解不深。在1920年7月,当我去佛罗伦萨出席弃权派会议时,皮埃拉齐尼提醒我警惕吉亚里尼,他甚至把后者视为间谍,并对我说要疏远社会党人大学生。里德尔显然提及业已进行的多次谈话,可能他的意图是谈话结果是应当设立一个委员会。我请你告诉我,以前你是否收到我的一封谈论吉亚里尼的长信,在信中我对你写了了解这位好汉的所有情况。而你暗示仿佛未收到这封信[6]
  关于统一战线和工农政府的问题,我认为,迄今我了解的材料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大体符合形势,并有待大家一起讨论通过。我觉得问题恰恰应按如下措辞提出:“各国党在不同国家因其特殊条件会具体地执行这一方针吗?”对这一问题可以这样回答:不会。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根据这一口号系统地、连贯地开展运动,我觉得运动的弱点就在这里。譬如,德国是准备最好、适应目的的练兵场。向机会主义政党领导人提议统一战线后,并未每时每刻在广大群众中进行所有系统的行动。关于一般统一战线,关于一般工农政府,写了一些理论文章,但这些口号并未同急速变化的形势相结合,我认为,这是我们所有党的普遍缺陷,必须探寻其原因并加以纠正。无疑,原因之一是如何理解共产国际的所谓集中制:迄今没有一个党会制定独立自主的、创造性的(自动的集中)政策,以便适应在代表大会上起草的一般行动计划。
  因此,我确信制定强制性的策略在目前形势下非常困难,因为实际上这样做毫无结果。意大利就是一个例证,问题非常困难。归根结底,它同一般形势的缓慢、曲折的发展相连。我觉得,客观上不要期待同迄今所做的截然不同。在政治上我们应采取什么立场是另一个问题。它错综复杂,我认为取决于我们党的巩固程度。如果在第五次代表大会[7]之前,我们党从危机中得到整顿,如果它有一个因自己行动不因国际反应而得到意大利群众信任的领导核心和中心,我们就能够采取独立立场,甚至享有批评的特权。我觉得一段时间内我们仍适合迂回前进,以避免加剧混乱和信任及威望的危机(业已广泛发生)。
  我不了解保加利亚论纲,因而不能按你的指示做比较,一般说来我掌握的材料很少。我不知道德国论纲和保加利亚论纲是不是国际论纲,或许只涉及他们各自的国家。在保加利亚,鉴于农民党仍具有的力量,我觉得,其实对专政而言很难撇开断言工农政府的必要“阶段”o相反,在德国,我觉得专政可以作为直接口号,我不能判断这是否正常,形势是否允许。我觉得马斯洛夫有道理,当他不排除仍用公开信的可能性。然而,我再说一遍,我要判断材料太少。我认为德国形势尚未明朗,无论是党还是国家。显然,应当支持代表革命群众实际运动的左派:但左派目前的领导人[8]能正确表达其政治和意识形态吗?我觉得,问题全在这里:在党全然不知的情况下,可能制造尖锐、深刻的危机,可能把党带到灾难的边缘。在革命的前夜(或假设的革命的前夜)彻底更换领导人是最危险的。你提及库西宁对塞拉蒂提出的那个问题,似乎表明对左派产生了怀疑,左派被防疫线包围起来:你如何解释?在德国党中央发生的这种根本转变中实质是什么?是一种策略还是试图用顺势疗法手段治疗的一种必然状态?
  如果你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问题[9]的现状通报我,我将非常感激你。我觉得这一问题会影响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可能必须对此问题表态。关于这一问题,同波兰党、法国党和保加利亚党的讨论进展如何?我认为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并充满意想不到的东西。将会出现一系列原则的和组织的问题,或迟或早都应解决,因为它们将不可避免地被提出。我想了解这方面的消息和你的看法。无论如何,我的如下信念日益强烈:我们应当在我们的国家努力工作,争取建构一个强大的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具有战斗力和抗拒力,每个成员都用清晰的思想武装起来,并有坚定信念,从而使党能够抗拒每天产生的大量危险问题的冲击,并伴随形势发展和革命运动客观高涨而不会解体。我们之间适宜长期谈论这些问题,以便当它们出现时,得到整个小组的支持并用团结一致和坚定不移的精神一次次地解决这些问题。俄国同志们的伟大力量之一就在于此;相反,缺乏团结一致的精神恰恰是其他党的弱点所在,它们存在不断解体的危险,即使在其显得最巩固的领导核心中也未能幸免。
  致诚挚敬礼。

马西
1924年3月27日,维也纳
邮件编码:119




注解:

[1] 致翁贝尔托·泰拉齐尼。

[2] 参阅前一封信,那是对陶里亚蒂1924年3月20日信的回复。

[3] 里德尔(Riedel),来自南俄罗斯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共产国际代表。

[4] 萨莫雷(Samora),都灵共产主义大学生小组成员,在1920年9月曾组织捍卫占领工厂的行动。

[5] 这里不能确定是指阿尔纳多还是加埃塔诺,皮埃拉齐尼兄弟二人都是出生在锡耶纳的医生,是社会党建党时的党员,反法西斯主义战士“

[6] 葛兰西提及的这封信没有寄达收信人。吉亚里尼是共产国际密使柴姆-黑勒(Chaim Heller)的笔名,他是苏联人。

[7]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24年6月17日至7月8日在莫斯科召开。

[8] 马斯洛夫、菲舍尔、台尔曼及其他左派和中间派领导人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这之前拉狄克支持的布兰德莱尔集团于1924年1月被指控同共产国际决裂。

[9] 托洛茨基在《新方针》中对苏共领导对德国十月形势所持立场提出保留意见。季诺维也夫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1924年1月)的报告中把托洛茨基的批评同后者对布尔什维克党多数派的敌对立场联系起来,这一报告其后在《国际通讯》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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