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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葛兰西 -> 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亲爱的同志们^[1]：
　　我乐于接受乌尔巴尼同志对我的邀请，让我至少大致确定我认为此时必须在党员群众面前深入讨论我们内部形势的原因，必须重新组合倾向于领导党的派别的理由^[2]。但时局的原因迫使我不能深入讨论某些问题。我了解我们在运动中的普遍心理，并且知道迄今缺少任何内部讨论和任何自我批评的强烈愿望，使得一种过于执拗的和易怒的精神状态在我们之间孳生，以致因微不足道的小事就火冒三丈。
　　国内及国际形势。我完全不同意乌尔巴尼在共产国际对德国事件后出现的新方向的分析。正如一年前我不相信共产国际会向右转，根据我党执委会的普遍看法会如此、今天我同样不相信它会向左转。我觉得乌尔巴尼同志使用的政治术语绝对错误，至少特别肤浅^[3]关于俄国的部分，我一直就知道，在派别和倾向的“地形学”中，拉狄克、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占据左派位置，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占据右派位置，而列宁居于中心并在所有特别紧张形势下行使仲裁人职责。自然，在流行的政治语汇中是这样。众所周知，所谓列宁核心确信这些“地形学”位置绝对是虚幻和骗人的，在党内论战中所谓左派继续表现出只把革命词句挂在嘴上，他们根本没有能力认识客观力量的现实关系。其实，在整个俄国史中，在政治上托洛茨基显然比布尔什维克还要左，但在组织问题上他往往结成集团，甚至同孟什维克同流合污。显然早在1905年托洛茨基就认为在俄国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工人的革命，而布尔什维克只想建立同农民联盟的无产阶级政治专政，这一专政用来保障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俄国经济结构中它不应被败坏。显然在1917年11月，当列宁和党的多数派转而接受托洛茨基的思想，即不仅要摧毁政治政府，而且要破坏工业政府，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仍停留在党的传统意见上，他们想要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组成革命联合政府，因此他们离开中央委员会，并在非布尔什维克报刊上发表声明和文章，差一点儿导致分裂。确定无疑的是，如果在1917年11月政变失败，正如在10月德国运动失败一样，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肯定会脱离布尔什维克党并很可能同孟什维克同流合污。最近在俄国发生的论战中^[4]，一般说来，显现出托洛茨基和反对派看到列宁长期脱离党的领导，特别担心又回到危害革命的旧观念。他们要求工人代表对党内生活的更多干预并减小官僚的权力，说到底，他们想要保证革命的社会主义和工人的性质，阻止革命逐渐导致民主专政。那是发展资本主义的保障。这是季诺维也夫和头脑仍停留在1917年11月的同志们的纲领。我觉得这是俄国党内的形势。这种形势比乌尔巴尼看到的要复杂得多也更本质，唯一新闻是布哈林转投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集团。
　　还有德国的形势，我觉得事态发展同乌尔巴尼描写的大相径庭。
　　在德国争夺领导权的两个集团都没有能力、不能胜任。所谓少数派集团（菲舍尔-马斯洛夫）无疑代表革命无产阶级多数，但它既不具有在德国进行胜利革命所需的组织力量，也没有坚定不移的方向以避免比十月更大的灾难。布兰德莱尔-塔赫伊梅尔集团在意识形态和革命准备上比前者更强大，但它在某些方面的弱点比前者更大、更有害。布兰德莱尔和塔赫伊梅尔变成革命的“犹太教法典学者”。由于他们想不惜一切代价找到工人阶级的同盟军，结果最终忽视了工人阶级自身的作用；由于他们想争取被社会民主党人控制的工人贵族，他们相信能够不再实行工业性质的纲领，这一纲领基于工厂委员会和监督，他们想要在民主阵地上同社会民主党人展开竞争，从而导致工农政府口号的蜕化。那么，哪个集团是右翼，哪个集团是左翼呢？问题有点儿错综复杂。日然，季诺维也夫不可能攻击布兰德莱尔和塔赫伊梅尔是无能之辈，他会在政治规划上提出问题，在他们的错误中探寻右倾的口实。此外，问题变得异常复杂。从某些方面看，与其说布兰德莱尔是个右派不如说是个吹牛大王，也可以说他是个吹牛大王，因为他是个右派。他曾保证在德国于10月可能发动政变，他曾保证党在技术上已做好这种准备。相反，季诺维也夫却非常悲观，他并不认为在政治上时机已经成熟。在俄国党中央展开的讨论中，季诺维也夫是少数，而托洛茨基发表了一篇文章——《革命是否可在确定日期发动》^[5]一在执委会的一次讨论中，季诺维也夫对这一点讲得非常清楚。现在，事情的关键是什么？早在7月，海牙和平会议^[6]后，拉狄克在巡游后重返莫斯科，就德国形势做了一个灾难性报告，从那个报告可知，由布兰德莱尔领导的中央委员会不再受到全党信任；尽管少数派可能由无能者、甚至可疑者构成，却能把党内多数吸引过来，如果不是集中制和共产国际对布兰德莱尔的支持停止的话，在莱比锡代表大会^[7]上他们本来会成为多数派，中央委员会只在形式上执行莫斯科的决议，对于统一战线和工人国家，它没有开展系统的宣传运动，只是在报刊上发表了几篇深奥的理论文章，工人们根本不读。显然，在拉狄克的报告之后，布兰德莱尔集团开始活动，以便避免少数派的优势再次造成1921年的局面^[8]如果说错误是由德国人犯下的，那么俄国同志们，即拉狄克和托洛茨基也有过错，他们听信了布兰德莱尔的吹嘘。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布兰德莱尔及其同志们的立场既不是右翼的，更不是左翼的，以致可以控告他们是吹牛大王。
　　我认为就这个题目写得长一点儿有益，因为在这方面必须方向明确。共产国际章程事实上给予俄国党领导世界组织的权力。因此，必须认识在俄国党内出现的不同思潮，以便理解一次次反映到共产国际的不同方向。此外，必须认识俄国同志们所处的优势，他们除掌握大量关于我们组织的情报外，还掌握更丰富、更精确、涉及各个问题的俄国的情报。因此，他们的方向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我们若不在革命后就不可能获得那个基础，这使得他们的优势具有持久并难以玷污的特点。
　　共产党左派宣言。现在我转到我们自己的问题。乌尔巴尼同志写道：我在评价时夸大了宣言的普遍特征，我仍坚持它是深入反对共产国际战役的开端，它要求修正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后所有发展的策略以在宣言的结论要点中，字母b那点说需要在共产国际主管机构引起对最近几年意大利无产阶级斗争的条件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要避免偶然性和暂时性的安排，那种安排往往窒息对更重要问题的考察和解决^[9]这意味着什么，难道不是要求并认为可能修正共产国际在第三次代表大会后对意大利制定的策略，还要求并认为可能讨论作为一般策略基础的一般原则吗？断言共产国际在第三次代表大会后没有说想在意大利干什么，正如在《在意大利共产党的策略》那一章最后一句所说的那样，是不真实的。在《共产国际》杂志第23期上，发表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致意共中央一封公开信。这封信是在1922年3月中旬，即二月执委会扩大会议^[10]之后写的。在这封信中，提交罗马党代表大会的所有策略观点都受到批判和摒弃，并断言罗马论纲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格格不入。在这封信中特别论述如下几点：1．争取多数派问题；2．必然冲突、可能斗争的形势；3．统一战线；4．工人国家的口号。
　　在第3点中确定了在工会领域和政治领域的统一战线问题。即明确无误地说，党为了斗争和动员必须加入混合委员会。在第4点尝试为意大利斗争勾画出直接策略路线，意大利的斗争应当导致工人政府。公开信以这句话结束：党最好乐于接受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二月执委会扩大会议制定的策略，放弃自己的策略而不要提交讨论，否则，共产国际执委会不得不坚决并公开地反对意共中央的策略思想。我不知道，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这封信（它具有十分精确的价值和意义）之后，是否还能要求（如宣言所说的那样）重新讨论上述偶发事实。这将意味着公开说，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意共一贯地系统地反对共产国际的方针，并想要开展一场原则性斗争。
　　党的传统。我坚决否定宣言中所谓的党的传统。那仅仅是从建党之日起就形成的一个集团的思想传统，而不是党的传统。同样，我也否定在共产国际和整个党之间存在信任危机。这种危机只存在于共产国际和党的部分领导人之间。党是在里窝那创建的，它并非基于以后继续存在并发展的那种思想，而是建立在一种具体并直接的基础之上：同改良主义者决裂，同与前者同流合污反对共产国际的人们决裂。更为坚实的基础是对共产国际的忠诚，它为伊莫拉临时委员会赢得部分无产阶级的同情。因此，可以断言一切都同宣言所说的相反，我们有理由控告其签名者不会说明并脱离党的传统。然而，这一问题是纯粹字面的和异常复杂的。它主要是个政治事实：阿马德奥处于党的领导地位，他想让自己的主导思想变成党的思想。今天，他利用宣言仍然想这样做。以前我们允许这一企图成功是一个问题，今天，他仍想这样做。签署宣言，认可形势并孤立党是另一问题。说实话，在绝对意义上，我们从未让这种形势巩固。至少在罗马代表大会之前，我在都灵会议所作报告^[11]中明确指出，我接受策略论纲仅仅限于党组织的偶然性原因，但我声明拥护统一战线及其正常结果——工人国家。此外，在罗马代表大会上全党并非对整个论纲展开深入讨论，问题十分清楚，如果党的执委会没有同共产国际代表达成妥协，即论纲只以协商名义提交并在第四次代表大会后修改，大多数党员代表就不可能同党的执委会站在一起。当大多数代表面对着共产国际的最后通牒时，就会毫不犹豫地遵从忠诚于共产国际的传统。确定无疑，我和同我在一起的皮埃蒙特代表团就是这样做的。在科拉罗夫^[12]做报告之后，我和皮埃蒙特代表团召开了一次会议，我们在如下几点上达成共识：阻止少数派出其不意地夺取党的领导权，但不赋予投票一种超越组织问题的意义。
　　宣言的思想。除这些或多或少带司法性质的问题外，我认为让党改变迄今方向的时机已经成熟。不仅是我们党的，而且是我们国家的历史的新阶段已开始。因此，必须使党内关系和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进入十分清晰的阶段。我不想谈论过多，只谈几点并希望足以说明被忽视的问题。
　　造成我们党活动特征的严重错误之一，可以用策略论纲第二条的相同语言概述：“意识与意志这两个因素被错误地视为可由个人获得或应当尽力获得的才能，相反只有通过在一个统一、集体的机构中许多人的整体活动才能实现。”
　　如果涉及工人阶级这一思想是正确的，但涉及党这一思想则是错误的和极端危险的。在里窝那代表大会之前，这是塞拉蒂的思想，他认为党在整体上是革命的，即使党内存在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分裂的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坚持这种观点。他们说党在整体上举足轻重，而单个个人微不足道。关于个人，声明是社会党人足矣。在我们党内这种观念部分地造成机会主义危险。事实上不能否认少数派诞生并做改宗者是党内缺少讨论和论战所致，即是说没有重视每一位同志，没有竭尽全力更具体地引导他们，而仅靠公报和强制命令难以达到目的。在我们党内还抱怨过另一种危险：个人的所有活动枯竭，党员群众被动消极，蠢人保证总有人替他们思考一切、预见一切。这种局面在组织领域产生了十分严重的后果，党不可能按理性标准挑选可以信任、承担一定工作的人员。各个领导人根据私人认识凭借经验进行选择，多数情况下选上了不被地方组织信任的人员，从而就不难发现种种破坏行为。不仅如此，只有极少部分工作被监督，因此领导和党员群众之间是不折不扣的相互脱离的关系。现在这种局面仍无改变，我觉得我们周围充斥着数不胜数的危险。我在莫斯科逗留时期，曾遇到不止一个政治流亡者（他们来自意大利各地并属于积极分子），他们不理解我们党的方针，并严厉批评中央委员会，即使他们曾做过遵守纪律和服从命令的许诺。党的错误在于把党组织问题抽象地放在首位，其后只想说建立官员机构，那些官员奉行正统的官方意识形态。迄今一直相信革命只取决于那一机构的存在，甚至认为那一机构存在能够决定革命的成败。
　　党缺少有机的动员和宣传活动，党应当全力以赴着手培养此领域的专家。党没有抓住一切机会在群众中竭力激起可能表达和共产党的同感。任何事件，任何地区性、全国性或世界性的周年纪念都应用（通过共产党支部）来动员群众，让他们踊跃活动、散发传单:，这一切并非偶然，党甚至还反对在工厂建立支部，群众参与任何活动，参加党内生活，如果不是在重大场合并按党中央正式命令举行的活动和党内生活，都被视为对团结和集中构成威胁。我们没有把党理解为一个辩证过程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革命群众自发运动和党中央的组织领导意志相统一；相反理解为某种没有根据的东西。它自在自为地发展，当形势有利和革命浪潮高涨时群众自发跟随，或者当党中央认为应当发起进攻时，才屈尊面向群众以激发并引导他们行动口自然，由于事态并非如此发展，在不为中央所知的情况下，机会主义传染病的病灶形成了。这些机会主义分子渗透到议会党团，其后他们以更有机的形式结成少数派。
　　这种思想同合并问题交织在一起。我们一直向共产国际提出如下问题：认为我们党仍然处于星云状态，还是认为我们党已经形成？真理是：在历史上一个政党从未最终定型，永远不会。由于党一旦定型，它就变成全民，即是说党就消逝了。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直至它的消逝，它会历经一系列暂时阶段，并且一次次地以两种历史上可能的形式吸收新成员：以个体加入或以或大或小的集团加入。鉴于共产国际的异议，我们党的形势变得更加困难〃如果共产国际是一个世界性政党，并且要深思熟虑地去理解这点，那么显然党的发展及其具有的形式取决于两种自愿因素而不是一种自愿因素口即不仅取决于各国党执委会，而且尤其取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因为它最强大。为了改善形势，为了推动我党发展（阿马德奥想助一臂之力），就必须征服共产国际，即变成全部反对派的核心。在政治上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共产国际执委会自然竭力迫使意共执委会改弦更张。
　　阿马德奥在这方面有一整套思想，在其体系中一切都是逻辑前后一致。他认为共产国际的策略是俄国形势的反映，即是诞生在一个落后的原始的资本主义文明国度。在他看来，这种策略是极端唯意志论的和戏剧性的，因为仅仅凭借意志的勃发就可以让俄国群众采取革命行动，似乎革命行动不是由历史形势所决定的□他认为对中欧和西欧发达国家来说，这种策略是不适当的，甚至是无用的。在这些国家历史机制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起作用：存在俄国缺少的决定论，因此至关重要的任务应当是组织自在自为的党C我认为形势截然不同。首先，因为俄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观是在国际领域而不是国内领域形成的；其次，因为在中欧和西欧资本主义发展不仅造成无产阶级广大阶层的形成，而且创造了其上层——工人贵族及附属的工会官僚和社会民主主义者集团。在俄国决定论是直接的，群众走上街头发起革命攻势。在中欧和西欧，由于所有这些政治上层建筑的复杂化（由资本主义大发展造成），因而群众的行动变得缓慢和谨慎，因此同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3月至11月时期采取的策略相比，上述国家革命政党应当采取更复杂、更有力的策略。然而，阿马德奥拥有自己的思想，他不仅想在国内范围而且在国际范围让它获胜，这就是另一码事了。他深信不疑，通过巧妙、灵活的斗争可以实现其目的，为不危害其论纲，要推迟共产国际的惩罚，这种惩罚会阻止他继续衔接一个历史时期，在那个历史时期西欧和中欧的革命将去除俄国现在具有的领导权性质。然而，我们不相信这种思想的历史性，却继续在政治上支持它并因此赋予它国际价值，则是另一码事。阿马德奥是从国际少数派观点出发的，我们应当从国内多数派的观点出发。因此，我们只能希望把党的领导权交给少数派的代表，因为他们同共产国际的意见一致，即使伴随宣言公开讨论之后，党的多数派领袖仍然充任领导。我认为这是关键，它应当在政治上决定我们的立场。其后，如果我们赞同阿马德奥的观点，自然就应当提出如下问题：党的多数派如果赞同和我们一起留在共产国际，我们在国内接受少数派领导并等待时机直至局势扭转，以证明我们在理论上站得住脚；或者我们同少数派决裂。然而，如果我们不赞同阿马德奥的观点，签署宣言就意味着要承担这种误会的全部责任。如果赞同阿马德奥观点的多数派接受少数派领导，我们不赞成这些观点，因而能够有机地解决问题；或者处于少数派，当多数派赞同我们的观点时，就会团结在共产国际的周围。这意味如我们的政治清算：由于这样的事态，脱离阿马德奥将具有最令人生厌的面貌。
　　关于未来工作的指示。我不想在这方面多费笔墨，因为要适当论述就需很大篇幅o我乐于做几点指示。党的未来工作应当在两个领域进行革新：组织领域和政治领域。
　　在组织领域，我想必须发挥中央委员会的作用。鉴于形势让它尽可能多地工作。我想必须精确确定党的各个机构之间的关系，更精确、更严格地进行分工和规定责任。应当立即建立两个机构从事两种活动：成立一个主要由老工人构成的监察委员会，它应当最终裁决不产生直接政治影响的争吵问题。执委会无须直接干预这类问题，它应当不断地考察党员形势以便定期纠正。另一个要成立的是动员和宣传委员会，它应当集中全国各地的所有必要物资投入动员和宣传T作。它应当研究地方形势，对动员提出建议，起草传单和问题解答以指导地方机构工作；它应当建立在全国组织基础之上，其构成核心是大城市的区和农村的行政区；它应当从普查党员工作开始，党员应该根据组织的宗旨、党龄、担任职务和表现出的能力（除明显的道德和政治素质外）划分。
　　在执委会和地下领导机构之间应当进行明确分工。在这方面责任和职权一定要确定，不负责和失职的行为不能不受到惩处。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党最为薄弱的方面，建立的集中制显现出官僚程序和平庸的责权不分，而不是严格的组织体系。
　　在政治领域，必须确立对于意大利形势及其进一步发展可能阶段的准确看法。在1921-1922年党形成如下官方观点：不可能发生法西斯的或军事的独裁事件，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从纲领中去除。如果这种预见写进纲领，就会根本改变关于策略的第51点和第52点的写法。现在，我觉得又陷入错误的泥沼，这同那时的错误紧密相关。那时我们没有估计到工业资产阶级沉默、潜在反对派反对法西斯主义，也没有想到建立社会民主主义政府的可能性，只想到三种解决方案：无产阶级专政（可能性最小的解决方案），为农业资产阶级和王室服务的参谋部专政，法西斯主义独裁“这种观念束缚了我们的政治行动，引导我们犯了许多错误。现在，重新忽视崛起的工业资产阶级反对派，尤其在南方涌现的反对派带有明显地域性质，从而显现出国家问题的面貌。我的看法是：只有当形势对我们党有利时，无产阶级的崛起才能并应当发生。相反，我确信在这种崛起中我们党仍处于少数，工人阶级的多数将投向改良主义者，自由民主派资产阶级仍然滔滔不绝。我不怀疑，当革命形势高涨，从而进入确定时间段，我们党会把多数争取过来。但如果这一时期并不长，无疑它会充满补充阶段，我们应当准确预见，旨在能够驾驭和不犯错误，那些错误会延长无产阶级的体验。
　　此外，我认为党应当实际提出某些问题，它们以前从未被提出，解决它们的任务留给同它们密切相关的人们。争取米兰无产阶级的问题是我们党的全国性问题，应当用党的一切手段而不仅仅用米兰的手段去解决。如果我们没有牢固掌握米兰无产阶级的压倒多数，我们就不可能在全意大利搞革命并取得胜利。因此，必须把其他城市的工人成分引入米兰，让他们在米兰工厂里劳动，从而用全意大利的优秀分子来充实米兰的合法及地下组织。我认为，这样大概需要一百名同志进入米兰工人团体，他们准备隐瞒身份为党工作。另一个同类问题是海洋劳动者问题，它同海军舰队问题紧密相连意大利靠海洋生活，请不要将它作为本质问题去关注，党对这类问题不应过于重视，意思是说提及海员问题不要具体地想到革命。当我想到长时期内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在海员中间曾是个少年，就像卡罗蒂^[13]的儿子那样，我就浑身发抖。还有一个是铁路员工问题对这一问题我们总是从纯工会的观点观察，相反它超越这种性质，是个头等重要的全国性政治问题。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此类问题是南方问题-我们不重视这一问题，正如社会党人所为。我们曾认为在我们一般政治活动的正常范围内可以解决它。我一直确信，南方会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坟墓。但我也相信，如果在革命前我们没有充分研究南方问题，并且没有做好一切准备的话，南方也会成为国内和国际反动派的军火库和练兵场。
　　我认为，关于我的立场及它同宣言立场的分歧，我已对你做了相当清晰的说明。由于我确信你们大多数更赞同我的立场，我们已经长时间坚持这一立场。我希望你们痛下决心，不做你们曾准备做的那些事情。
　　致以兄弟的敬礼。

马西
1924年2月9日，维也纳第九办事处
邮件编号：90

注解：

^[1] 在意共档案馆此信保存了两份，在校对这里发表的信件文本时，发现信封上有葛兰西手写的说明：“我寄出两份，为了让你们能立即给米兰的同志们寄一份。我希望这封信转给如下同志：帕尔米、内格里、费里、兰茨、柏拉图、蒙塔尼亚纳、杰纳里”。

^[2] 1924年1月24日，陶里亚蒂和斯科齐马罗写给葛兰西的信中说，泰拉齐尼（乌尔巴尼）评价“我们交换关于未来前景的看法是好事。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以真正发现使我们分开的差异，它们是否不可调和，从而阻止我们找到共同基础。由于马西主动提出要区分，我希望他第一个给我们写写关于这方面的内容”。

^[3] 泰拉齐尼（乌尔巴尼）认为，葛兰西“设想由于我们的立场，在国际领域我们会保持所有左派潜在中心的地位。还不仅如此，马西在我们的立场中发现加强德国共产党极端主义倾向并推迟该党重组的手段。我不知他是否用那些词句表达：极端主义倾向，德国共产党左派，该左派并非今日诞生，而是存在多年；但就在今天从共产国际接到对德国党的领导权”。

^[4] 参阅第84封信

^[5] 刊于1923年9月23日《真理报》，后被第152期〈被压迫者〉（1923年9月26日）转载。

^[6] 1922年12月10—15日，在阿姆斯特丹召开国际工会联合会会议。

^[7] 莱比锡代表大会于1923年1月28日一2月［日举行。

^[8] 关于1921年的“三月行动”和对罢工的镇压，请参阅布鲁埃的（1917-1923年的德国革命）。

^[9] 引用是逐字逐句的。

^[10] 参阅第79封信。

^[11] 葛兰西的报告全文发表在1922年2月19日的〈共产党人〉上标题是《在都灵支部讨论的共产党策略》。

^[12] 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科拉罗夫是共产国际代表。规定“关于论纲讨论的条件和界限，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精神：论纲是个不成文的材料，只作为将来在共产国际内部讨论的基础”。在罗马党代表大会的讲坛上他重申这些原则。

^[13] 卡罗蒂，远洋轮船长，社会党议员阿尔杜罗的儿子。他于1921年转到共产主义小组，但随后因被怀疑参与投机和走私活动被开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