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葛兰西 -> 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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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乌尔巴尼
  我一起收到7日和11日的两个邮件。现在我回答你向我提出的几个问题:
  安特尔[1]的通报寄到太迟,这样文章不可能随报刊第一期寄达美国;但我将寄出一篇献给意大利移民的文章,鉴于党所处形势和同法西斯政权的关系,特别强调他们应当采取的行动[2]。我尤其想要强调这一事实:移民应当破坏法西斯国家的财政,把他们的积蓄寄给家人,这是维持他们家庭生活所必需的,不要将多余部分投资国债或存入银行。你最好也写几篇文章加以展开,譬如:党目前形势——同社会党的关系及诸如此类内容。
  我曾给校长写了一封信,此信印有签头并加盖印章,我要求给索齐和齐卡利尼保留一份在莫斯科领取的工资。信是由帕罗迪用挂号信寄的,因此应该有收据。当校长抵达莫斯科时,他对我说尚未收到信,但他向我保证在财政可能的范围内尽力满足要求,鉴于萨尔托尔是退役军官身份,此事还需要他处理。在我以党的名义寄给彼得格勒小组的信中提及这些可能性,但规定所有给学员的赠款都应交付共同基金会。我认为严格遵循这一规定不可或缺,以便避免造成学员间津贴差异过大,我曾写过给任何教员的赠款也应照此办理[3]必须坚持所有这一切,正如在原则问题上应当做的那样,这样形成一种少些动物性的精神状态,那种精神面貌在意大利移民中确实存在。
  我没有收到都灵工人写给阿莫工厂工人的信[4]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过去你曾对我说过此信在你手里,你认为最好修改涉及为购旗的财政问题部分。在我们的都灵工会委员会的公报上我读过这封信,我不知道你是否加以修改。我觉得它写得相当好,其写法适应苏联同志们的心理。我不知道你是否看过这个公报,还刊登了募捐1200里拉的首批人员名单。但我觉得募捐采用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你最好就此问题给党并直接给都灵委员会写信。我认为我们党应抓住此时机组织反法西斯伟大斗争并创建党的基金会或救助政治牺牲者基金会。因此,必须散发大量卡片并规定募捐最低限额,以便让贫困工人和失业者也可以参加,应当确定党的总方针,从而利用一切时机开展反法西斯斗争和宣传,必须扩展所有情感性动因以使之成为政治事件和党的动因。总之,这正是我们各级组织的缺陷,具体地说,它们缺少首创精神,或主动性有限。因此,你从莫斯科发出的公告具有重要意义并有益于未来。
  关于弗洛尔[5]议员的弟弟之事我没有时间去办。我委派帕维拉尼[6]到意大利代表团打听消息,看看近期弗洛尔的弟弟是否偶尔露面。我认为从议员信中所示地点很难获悉消息,鉴于已过去多年,在苏联党和国家的组织中人员不断变化,也不排除弗洛尔弟弟自愿销声匿迹,他不愿返回意大利和旧家庭团聚。无论如何,你可试试打听消息,但不要抱有幻想。请你通知我,由红色工会国际创办的一个委员会(隶属国际运输劳动者宣传委员会)是否继续工作,工作的目的是创建一个合法运动和一个地下组织以帮助德国革命。我曾参加过委员会的工作。这个委员会由红色工会国际的德沃林同志领导,我曾起草了一个小小备忘录,指示意大利铁路工人为破坏军火运到苏联革命的敌人手里而应采取的手段。
  曾经要以多种语言印行一个小册子,要逐国地指出运输工人遵循的方针和策略,以阻止军火运到反革命手中并反对德国的一个可能集团。我曾建议为意大利专辟一章,撰写关于法西斯主义出现造成的形势和铁路工人群众的情况,这一建议被采纳。德国的哈默同志本应把小册子的法译本寄给我,好让我根据小册子一般风格补写意大利那章,但那个法译本从未交给我。我还建议由假设的法西斯持不同政见组织撰写致加入法西斯工会组织的铁路工人的宣言,此宣言从如下观点出发:法西斯主义只能是民族的,从民族观点看不应帮助其他民族的法西斯主义,相反要同它们斗争,因为它们肯定是意大利未来的敌人,与此同时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应当促使其他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中不断解体。我不知道委员会的活动是否因德国事件的急转直下而中断。蒂托[7]肯定不知道这些活动,虽然他就近应感兴趣。因此,我应当想到,当我在彼处时,不断形成的通报和指示寄达我们党。目前,10车厢机关枪停在因斯布鲁克,这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发给巴伐利亚法西斯主义者的。因此,对意大利来说,仍然是现实问题,委员会必须认清这点,做出正确部属并指出合适方法。
  我通知你,直至今日,23日,即我抵达此地19天后,我仍然不能使我的法律地位合法化。阿尔帕里[8]同志从第一天起就对我许诺,让我得到一位大学教授的声明,因学习目的为我申请居留。(尽管不断地催促)直至今日我什么也没有得到,你能理解这对我的地位会造成多大危害[9]这些内容你可用作一般标准,给要来这里并在此地待一段时间的其他同志下达指示。

致以共产主义者的敬礼[10]
1923年12月23日,维也纳第九办事处
邮件编号:62




注解:

[1] 安特尔(lsrsael Amter)美国革命者,1923年被任命为美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

[2] 写给芝加哥的〈劳动者〉(The Worker),但文章没有发表,然而,不排除其后文章寄给了该刊。

[3] 彼得格勒的国际学校1923年冬开学,除齐卡利尼其被任命为意大利组组长外,萨萨诺,法布里等人也被参与培训政治干部的授课。然而,国际党校的创议没有成功,在1924年春,年轻的意共党员们因泰达齐尼的关心和托洛斯基的干预,获准到托马政治学院专门学习一年

[4] 都灵工厂共产主义小组委员会至莫斯科阿莫工厂的信于1923年10月8日寄出。11月7日,阿莫工厂举行隆重仪式命名弗雷罗工厂,以纪念1922年被法西斯杀害的都灵劳工工会书记弗雷罗。

[5] 费洛尔(Slivio Flor)是社会党议员

[6] 帕维拉尼是意共的合作者,意大利驻俄罗斯商务代表团成员。

[7] 蒂托是弗尔蒂吉亚里的笔名

[8] 阿尔帕里,是匈牙利共产党员,从1921年起就是《国际通讯》的主编(先在柏林,后在维也纳)。

[9] 以后葛兰西以大学教授的假身份证居留权

[10] 此信没有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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