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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秩序》的纲领

 葛兰西
(1921年4月)



  让我们从一个重要的观察开始:《新秩序》已出版的头两期的发行量(实际发行量)比1919-1920年达到的最高发行量还要大。从这个观察中可得出几点结论,我们只谈两点:1.《新秩序》这种类型的杂志代表了意大利革命群众在目前形势下强烈感觉到的需要;2.可以保证《新秩序》的生存条件,使它在财政上独立,不依靠我们党的总预算。为此,只要这样来组织自发地发表的赞成意见:即使反动派(很可能)竭力进行干预来扼杀《新秩序》,阻挠它同它的读者发生任何联系,甚至在某个时刻不准这个杂志再在意大利出版,它也能够继续表达自己的意见。
  头两期所达到的发行量只能归功于《新秩序》在它头几年出版工作中所采取的立场,其主要内容如下:1.能将共产国际的学说和策略的主要原理译成意大利的历史语言,这在1919-1920年意味着提出工厂委员会和工人监督生产的口号,即组织所有生产者群众去剥夺剥夺者,并由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去管理工业,从而管理国家。2.在社会党内部——这个党当时是无产阶级的多数派——支持共产国际的完整纲领,而不是其中的某个部分。正因如此,列宁同志在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上说过,《新秩序》派是社会党中在意大利忠实地代表共产国际的唯一派别。由于同样的原因,《新秩序》报编辑部拟订的提纲经都灵支部提交给1920年4月召开的米兰全国委员会会议,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明确地定为在意大利实行革命改组的基础。
  在意大利今天的形势下,我们现在的纲领必须重申1919-1920年所采取的立场。它必须反映今天的客观形势以及向无产阶级这个独立阶级提供自主活动的可能性。用现在的政治术语来说,它必须继承忠实地和完整地解释共产国际纲领的传统。今天的紧迫问题即必须提出的口号是工农政府的口号。这是一个普及口号的问题,是一个使它适合意大利具体条件的问题。要说明它如何从我们国家生活的每个事件中产生出来,它如何重新提出来,并且包含了各种党派的一切要求,揭露了法西斯主义瓦解工人阶级,首先是瓦解农民群众的政治意志的各种倾向。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应当忽略纯属工人阶级和工业的各种问题,而是正好相反。经验(包括意大利的经验)表明,工厂组织在目前阶段(从党的基层组织到内部委员会,即到全体工人群众的代表制)非常重要。例如,我们相信,今天甚至不存在一个这样争辩的改良主义者,他们会说,在工厂选举中只有参加了工会的工人才有权投票。任何一个记得在这个问题上进行过必要斗争的人,都有一把尺子来衡量哪怕是对改良主义者出于经验所迫而取得的进步。因此,工厂组织的一切问题都得送回来由我们讨论,因为只有通过在反动统治下用尽一切办法建立的强大的无产阶级组织,建立工农政府的运动才不会重蹈……占领工厂事件的覆辙。
  在上期发表的《反对悲观主义》一文中,我们谈到了我们党在同共产国际的关系中所应遵循的方针。这篇文章不是表达某个个人的意见,而是《新秩序》过去的编辑和朋友交换意见和达成协议的整个过程的结果。因此,在它开始以前,它就是一群同志思考的最终结果,这些同志无疑被被公认为通过实际工作的直接经验和长期实践而熟谙我们运动的需要的人。这篇文章引起了某些反响,这并不使我们感到奇怪。因为无法避免的是,3年的恐怖主义和由此而来的缺乏重大争论的情况,甚至在优秀的同志们当中也会形成某种宗派和派别精神。从这篇短评可以得出一系列结论。在我们看来,最重要的是必须进行大量工作,使我们党员群众的政治水平提高到共产国际各主要政党已经达到的水平。我们今天相对地说来仍是一个小党,这是由于白色恐怖的环境造成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这种环境中生存和发展起来的我们现在的组织必然会成为一种为伟大的群众性政党准备结构的重要因素。我们必须用这种观点来观察我们的全部问题,甚至评价个别同志。
  法西斯时期常被用来与战争时期作比较。社会党的弱点之-,是它在战时没有关注始终忠贞不渝的2万至2.5万名社会党人这个核心,没有将他们看成是停战以后蜂拥而来的广大群众的组织要素。因此就发生了这样的事:这个核心在1919-1920年被淹没在新成员的浪潮之中。工人阶级在最黑暗和最困难的年代所取得的组织实践与经验也随它一起付诸东流了。如果我们再犯同样的错误,我们就会成为罪人。现有的每一个党员都经历过抉择的过程,表现了忍受牺牲的力量,因此,每一个人对我们都是可贵的。中央领导必须帮助他们提高自己,帮助他们从切身感受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及其所包含的一切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秩序》的目的是在党的整个活动范围内发挥一种特殊的作用。
  因此,要实现上述的协议,这是《新秩序》老朋友们的特殊任务。我们说过,要在下半年募集5万里拉,这是保证这个周报独立生存所必需的金额。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组织500位同志进行活动,其中每个同志务必在下半年向他的亲友募集100里拉。我们要保存一个愿意同我们的活动合作的人的详细名单,这些人将成为我们的理事。募捐额可分下列几种:1.一般认捐额,金额可以是几个苏尔德(币值为1/20里拉——译注)或许多里拉;2.支持性认捐额;3,党的组织者和宣传员函授课程的初期费用,金额不少于10里拉,捐款人有权听课,次数按印刷和邮寄的全部费用而定。
  我们认为通过这种方法,就能够重建一个机构去取代在1919-1920年的民主组织之下《新秩序》用来同工厂和工人俱乐部的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机构。这种函授课程必须成为创立小型党校活动的第一个阶段。这种党校是用来培养布尔什维克式的,而不是最高纲领主义者式的组织者和宣传者。换句话说,他们应当有头脑、肺腑和喉舌。因此,我们应当同最优秀的同志保持经常通信,告诉他们俄国和其它国家在这个领域进行试验的情况,要他们认清形势,向他们建议读什么书和用什么方法读书。我们认为,特别是流亡国外的同志应当大量做这一类的工作。凡是在外国有10位同志组成一个小组的地方,就应该成立一个党校。年长一些的和比较干练的同志应当成为这些党校的教员。他们应当让年轻同志分享他们的经验,从而为提高党员群众的政治水平做出贡献。
  当然,采用这些教学方法并不能解决工人阶级精神解放的伟大历史课题。但是,我们不是空想地来解决我们想要实现的这个任务。我们的任务是要使党——只就入党而言——由在精神解放上已经表明达到相当水平的同志组成。我们的任务是要提高我们的干部,使他们能够对付即将来临的斗争。此外,这些斗争实际上将表现为,工人阶级由于处在血腥的反动势力之下而变得小心谨镇,在一定时期内一般不信任革命分子。它要看他们从事实际工作的情况,并考验他们的严肃性和工作能力。我们在这方面也必须使自己能够击败改良主义者,因为毫无疑问他们这一伙今天拥有最多的优秀干部。我们如果不竭力去实现这个任务,我们就永远不能继续前进。
  《新秩序》的老朋友,特别是1919-1920年在都灵工作的那些朋友都深知这个问题的全部重要意义,因为他们记得,在都灵我们是如何象做实际工作而不光喊“革命万岁”的工人同志那样,成功地撤销了改良主义者的组织职务,按照工厂委员会运动的要求组织起来。他们还记得1921年是怎样未能从机会主义者手中夺取象亚历山大里亚、比埃拉和维切利等某些重要阵地,因为我们没有称职的组织人员。我们在这些中心丧失了多数,是我们在组织上存在弱点的结果。但相形之下,在某些中心,例如在威尼斯,一个能干的同志在工厂和基层工会进行了热情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以后,却能使我们获得多数。所有国家的经验都证明了下面这个真理:革命政党的干部如果软弱,最有利的形势也无济于事。各种口号只能推动广大群众参加运动,并向他们指明总的方向。但是,如果党没有想到在实践中将他们组织起来,没有想到建立一个机构来训练他们,使他们成为永远坚强的人,党就应当受到谴责。我们应当从占领工厂的事件中吸取许多教训。
  为了帮助党校进行工作,我们建议出版一系列小册子和书籍。我们提出的小册子有:马克思主义基础说明;2.论工农政府口号在意大利的应用;3.宣传员手册,包括关于意大利经济和政治生活、意大利政党等最主要的材料。换句话说,这是通过集体阅读资产阶级报刊专为进行宣传而收集的不可缺少的材料。我们要出版意大利文版《共产党宣言》,另附上梁赞诺夫同志的注释。这些注释汇集起来就是用通俗形式全面解释我们的学说。我们还要出版一本历史唯物主义文选,换句话说,这是一本最重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言论集,它介绍了我们两位伟大导师的著作概况。
  迄今取得的一切成就使我们充满希望,满怀信心,这项工作一定能够顺利地继续进行下去。努力工作吧!我们的优秀同志必须相信,这里所谈的是一项政治声明,是我们运动发展的活力和能力的表现,因而是反法西斯的革命示威。


载于《新秩序》1921年4月1日、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