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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第四国际

(国际共产主义联盟国际书记处1934年6月通过的提纲草案)



引言


  [本提纲出版时,正当战争的危险以山雨欲来的形势笼罩在欧洲的上空。裁军会议已经变成了缔结新的军事同盟的战场。墨索里尼和魏刚将军呼吁增加军备。昨天经受新的世界考验的是奥地利,今天则是萨尔和满洲。在整个世界,用作人们谈话题材最多的莫过于空中动员、加强航空与军舰、化学战争、工业动员,等等。
  和1914年一样,第二国际的爱国主义领导者又在作为帝国主义的忠实仆人而准备为未来的战争提供炮灰。
  无能为力的第三国际的领导者,正在把群众引入歧途;他们用像假面跳舞会那样喧闹的代表大会来代替反对战争的动员。
  反对战争的斗争必须在不顾两个国际和反对两个国际的情况下进行。这个斗争必须给予一个新的基础和一面新的旗帜──第四国际的旗帜。不管第四国际的干部在人数上多么少,他们的政策的正确性和明确性将会使他们起决定性的作用。牢记着罗莎·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
  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准备的问题,是今天的中心问题。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是工人阶级内部分化过程的焦点。改良主义和中派主义的组织的性质将在这个斗争中暴露出来;可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干部,将在这场斗争中变得坚强起来。
  只有对本提纲以严肃的态度和批判的精神加以研究的同志,才会在反战的政治工作方面得到充分的武装。但是,尽管对本提纲的学习、讨论和批语是有用的,可是还不够。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斗争!在日常的阶级斗争中,我们必须以本提纲的精神,以不屈不挠的革命的国际主义的精神,以列宁的精神,进行战斗。
  本提纲经过某些增补和修改后,已于1934年2月在我们的期刊《问题与讨论》的法文版上以草案的形式公布了。
  我们本着这种精神将本提纲公诸无产阶级大众。

1934年7月10日,日内瓦
国际书记处]




  商业、工业、农业和财政方面灾难性的危机,国际经济联系的中断,社会生产力的衰退,阶级矛盾和国际矛盾的极度尖锐化,——这些都标志着资本主义的日暮途穷,并且充分地证实了关于我们的时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的列宁主义的论断。
  1914—1918年的战争,正式地宣告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了。到今天为止,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有:1917年俄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1923年德国无产阶级失败。世界各国人民可怕的灾难以及将来可能发生的可怕的危险,都是由于1917年的革命没有在欧洲地区和世界范围内得到胜利的发展的结果。
  在个别国家内,资本主义历史性的死胡同,表现在慢性的失业现象,表现在工人生活水平的降低,表现在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破产,表现在议会国家的解体和腐朽,表现在以所谓“社会的”和“民族的”蛊惑宣传来恣意毒害人民,即实际上取消了社会改良并把旧的统治政党抛在一边而代之以赤裸裸的军事警察机构(资本主义衰退时期的波拿巴主义),表现在法西斯主义的滋长,表现在每个无产阶级组织的当权和垮台。
  在世界舞台上,同样的过程正在冲走国际关系稳定性的最后残余,使各个国家之间的每个冲突都濒于剑拔弩张的境地,暴露了和平主义的各种企图的无用,使军备在一种新的、更高的技术基础上增长,从而导致一场新的帝国主义战争。法西斯主义就是这种战争的一贯的设计者和组织者。
  另一方面,现代资本主义反动腐朽透顶和掠夺本性的暴露,民主主义、改良主义和和平主义的破灭,无产阶级对寻求一条避开当前灾难的迫切的需要,等等,把国际革命以振新的力量提到日程上来了。
  只有通过起义和无产阶级把资产阶级推翻,才能使人类免于一场新的对各国人民的毁灭性的屠杀。

一场新战争的准备


  1、与现代资本主义不可分割的造成上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同样事件,现在已经达到了远比1914年6、7月间严重的紧张局面。对于一场新的战争的后果的恐惧,是束缚帝国主义意志的唯一的因素。但是,这种遏制力量的作用是有限的。内部矛盾的压力,把一个个国家先后推向法西斯主义的道路,而法西斯主义本身,除了准备国际性的爆发外,还是不能保持政权的。各国政府都害怕战争。但是哪一国政府都没有任何选择的自由。不经过一次无产阶级的革命,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

  2、欧洲,一个历史上离开我们最近而规模最大的战争的战场,无论是战胜国和战败国方面,都在继续走向衰退。根据正式的纲领以充当“和平的组织者”为己任的国际联盟,事实上是力图使凡尔赛体系永久化,使美国的领导地位中立化,并且建立起一个反对红色东方的堡垒,但它经不起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的冲击。只有最冷酷的社会爱国者(汉德逊、王德威尔得、茹奥等等)才仍然力求把裁减军备与和平主义政策的前途同国联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国联在帝国主义联合的棋盘上变成一个次要的棋子了。今天在日内瓦幕后进行的外交的主要工作,是寻求军事上的同盟,也就是说,是热狂地准备一场新的屠杀。与此同时进行的是军备的不断扩张,法西斯的德国在这方面已经作了一次最新而巨大的推动。

  3、国联的崩溃,是同法国在欧洲大陆的政治领导地位的开始崩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法国的人口数量和经济实力,正如人们所预料的,异常薄弱,不适于作为凡尔赛体系的基地。具有优良的军事装备并显然带有“防御”性的法帝国主义,只就它是根据合法的协议而不得不来保卫它的抢劫和掠夺成果来说,实质上仍然是新的大战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德国的资本主义受到严重不堪的矛盾和战败的后果的压力,已经被迫挣脱了民主的和平主义政策的束缚,而现在却成为凡尔赛体系的主要威胁了。欧洲大陆的国家联合,基本上仍旧遵循着战胜国与战败国的路线。意大利处于一个背叛性的中间人的地位,在决定性的关头,它会把自己的友谊出卖给强大的一方,就像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表现的那样。英国希望利用欧洲的各种敌对关系,利用欧洲和美洲之间的矛盾以及远东的即将来临的冲突,以图保持自己的“独立”——这是它过去“光荣的孤立”的遗影。但是,优势的英国,在策划谋略方面是越来越难得逞了。英国的资产阶级看到英帝的分崩离析、看到印度的革命运动和他们在中国的地位的摇摇欲坠而惊慌换措,他们要用麦克唐纳和汉德逊的令人作呕的伪善精神来弥补他们贪婪而怯懦的观望与权宜政策,而这个政策反而成为今天的普遍不稳定和明天的大灾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4、在战争和战后时期,美国的国内外地位都发生了空前巨大的变化。美国对欧洲从而面对全世界在经济上的巨大优势,使美国资产阶级在战后的最初时期能够作为一个不偏不倚的“和事老”、“海上自由”和“门户开放”的保卫者而出现。但是,工业和商业的危机,以可怕的力量显示出原来在国内市场找到充分支持的旧的经济平衡状态,已经受到骚扰了。这条道路已经走到尽头了。
  当然,美国在经济上的优势并不是已经消失,相反地,由于欧洲的进一步的分崩离析,它甚至已经以潜伏的形式增长起来了。但是,这种优势所表现的旧形式(工业技术、贸易差额、稳定的美元、欧洲的债款)已经失掉了现实的意义:先进的技术不再使用了,贸易差额是逆差多,美元正在跌价,债务尚未清还。美国的优势必须找到新的表现形式,寻找出一条只有战争才能打开的道路。
  对中国的门户开放的口号,在少数的几个日本师团面前,就显得无能为力。华盛顿在执行远东政策时,力求在最合适的时刻,挑起苏联与日本之间的军事冲突,削弱日本和苏联的力量,视战争的结局而规定自己进一步的战略计划。在依照习惯继续讨论解放菲律宾的同时,美帝国主义者实际上是在准备为自己在中国建立基地,以便下一阶段与英国发生冲突时,提出“解放”印度的问题。美国的资本主义正在面临着曾经把1914年的德国推向战争道路上的同样的问题。世界不是瓜分了吗?它还必须重新瓜分。对于德国来说,那是一个“组织欧洲”的问题。美国必须“组织”世界。历史正在使人类面对着美帝国主义火山的爆发。

  5、依靠落后、贫困和野蛮的浆汁生活的后起的日本资本主义,正在被国内不堪忍受的溃疡和脓疮所驱使,走上了不断的海盗性掠夺的道路。由于缺乏自己的工业基础,由于整个社会制度的极端不安定,日本的资本主义是最富于侵略性和肆无忌惮的。但是,未来的历史会表明,在这种贪婪的侵略后面,真正的力量是寥寥无几的。日本可能首先发出战争的讯号;半封建性质的日本虽然被曾经袭击过沙皇俄国的各种矛盾弄得分裂了,可是正是从这半封建的日本,而不是从别的国家,可能发出革命的号召。

  6、当然,如果确切地预言,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间会打第一枪,那未免是太冒险了。在苏美协定以及国内困难的影响下,日本可能暂时退让。但是,恰恰相反,同样的情况也可能迫使日本军阀利用时机加快进行攻击。法国政府会不会决心来一次“预防性”的战争,在意大利的援助下这种战争会不会转变成一种普遍性的战争呢?或者相反,在观望和策划的同时,在英国的压力下,法国会不会走上与希特勒达成协议的道路从而为他开辟向东方进攻的道路呢?
  巴尔干半岛会不会再一次成为战争的策源地呢?或者这一次将由多瑙河国家采取主动?因素有许多,各种冲突力量又互相交织在一起,这就排斥了具体的预测的可能性。但是形势发展的总趋势,是绝对地清楚的,这就是:战后时期已经简直变成了两个大战之间的休整时期,而这个时期就要在我们面前消失。计划化的劳资协会式的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同极权的、拿破仑主义的国家或法西斯主义国家,密切地配合行动,只就它的官方任务是在私人所有制基础上进行一种和谐的国民经济来说,它仍然是一种空想,是一种谎言。但是,既然这是一个集中全国的一切经济力量以准备一场新的大战的问题,那末,它也是一种危险的现实。这个工作目前正在全力开展。一场新的大战已经在到处敲门。这场大战比起以前的战争更残酷,更定于破坏性。正是这个事实使对待日益迫近的战争的态度成为无产阶级政策的中心问题

苏联和帝国主义战争


  7、同个别资本主义国家相互间发生的那种对立情况比起来,世界帝国主义与苏联之间的敌对性矛盾,是无比深刻的。但是,工人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阶级矛盾,它的尖锐化程度是依工人国家的演变和世界形势的变化为转移的。苏联的官僚主义的惊人发展和劳动群众生活困难的情况,已经大大地降低了苏联对世界工人阶级的吸引力。共产国际的严重失败和苏维埃政府的民族和平主义对外政策,也只会减少世界资产阶级的不安。最后,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矛盾的重新加剧,使欧美各国政府在这个阶段同苏联接近起来,这不是从资本主义还是从社会主义这种原则性问题的观点出发,而是着眼于苏维埃国家在帝国主义强国的斗争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互不侵犯协定和华盛顿政府的承认苏联,等等,是这种国际形势的显明标志。希特勒为了使德国重振军备合法化,以“东方的危险”为名作了苦心孤诣的奋斗,其所以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反应,特别是法国及其附庸国方面的反应正是因为共产主义的革命危险,尽管还有可怕的危机,但已丧失了它的锋锐性。因此,苏联在外交上的成就,至少在颇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国际革命的极端衰弱。

  8、但是,如果认为对苏联的武装干涉是完全从议程上取消掉了,那就是大错特错了。这种纵横捭阁的关系即使有所缓和,社会制度的矛盾仍然会全部保持着。资本主义的继续衰退会驱使资产阶级政府作出断然拒绝的决定。每一次大战,不管它最初的动机如何,终归要提出对苏联进行武装干涉的问题,以便向资本主义硬化的血管中输送新的血液。
  苏维埃国家明显而日益加深的官僚主义蜕化以及它的对外政策的民族保守主义性质,并没有改变苏联作为第一个工人国家的社会性质。各种各样民主的、理想主义的、极左的、无政府主义的理论,都无视苏联的所有制关系的性质在趋向性方面是社会主义的,否认或避而不谈苏联和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阶级矛盾,它们不可避免地,特别是在发生战争时,得出反革命的政治结论。
  不管形势如何,不管冲突的直接原因是什么,保卫苏联免于资本主义敌人的攻击,是每个忠诚劳动者组织的基本的和应尽的义务。

“保卫国家”


  9、在资本主义同中世纪地方割据现象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变成了资本主义的阶级活动场所。但是,民族国家刚刚形成,就成为经济和文化发展方面的障碍。生产力和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同生产力与生产手段私人占有的这个主要矛盾一起,把资本主义的危机变成了世界性的社会制度的危机。

  10、如果国与国之间的边界,能够一下子废除的话,那末,甚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在一定的时期内也是能够继续上升到一个较高的水平的(这当然要作许多牺牲)。正如苏联的经验表时,生产手段的私人所有制要是废除了,那末甚至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生产力也可能获得较高的发展。但是,只有废除了私有制和国与国之间的障壁,才能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社会创造条件。

  11、保卫民族国家,首先是在割据成许多小国的欧洲——民族国家的发祥地——是一个十足的反动的任务。设有边界、通行证、货币制度、关卡以及保护关卡的军队的民族国家,已经变成为人类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可怕障碍了。无产阶级的任务不是保卫民族国家,而是完全地、最后地废除民族国家。

  12、如果现在的民族国家果然能够代表一种进步的因素,那末,不管它的政治形式如何,当然也不必去问是谁首先“发动”战争,它是一定要加以保卫的。把民族国家的历史作用的问题同某一特定政府的“罪行”问题混淆起来,这是十分可笑的。对于一所适于居住的房子,难道人们只是因为主人不小心或意图不良而引起的火灾就拒绝抢救吗?但是这里所谈的恰好是一所不适于生活而只适于死亡的房子。民族国家的结构必须彻底夷平,才能使各国人民生活下去。

  13、进行保卫国家的说教的“社会主义者”,是一个为腐朽的资本主义效劳的小资产阶级反动派。只有在和平时期已经向民族国家宣告了不可调和的战争的政党,才能在战争时期不受民族国家的束缚,才能做到不以战争的地图为重,而以阶级斗争的地图为重。只有充分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国家客观上的反动作用,无产阶级先锋队才能经得起各种各样社会爱国主义的侵袭。这就是说,只有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出发,才能与“保卫国家”的思想和政策真正地划清界限。

民族问题和帝国主义战争


  14、工人阶级对于自己的民族(nation)并不是漠不关心的。恰恰相反,正因为历史把民族的命运交到了自己的手中,工人阶级才拒绝把民族的自由和独立的工作托给帝国主义,事实上,帝国主义“拯救”民族的结果,只能使民族为了一小撮剥削者的利益而在将来遭受到新的危险。

  15、资本主义虽然曾经利用民族,取得了自身的发展,但是它在世界上任何地区都没有完全地解决有关民族的问题。凡尔赛的欧洲的边界,是脱离现存的民族集合体而划定的。重新划定资本主义欧洲的边界,使国家的边界与民族的边界一致的主张,是一种纯粹的空想。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会通过和平的方式让出自己的一寸土地的。一场新的战争,也只会按照战争的地图,而不是与民族的边界相适应,来重新划定欧洲的边界的。完全的民族自决和欧洲各国人民和平协作的任务只有在扫清了资产阶级统治的欧洲的经济统一的基础上,才能求得解决。“欧洲联邦”的口号,不仅是拯救巴尔干和多瑙河各族人民的口号,而且也是拯救德法两国人民的口号。

  16、东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问题,占着特殊的、重要的地位,这些国家甚至到今天都还是在为独立的民族国家而战斗的。它们的斗争毫无疑问是进步的:它们使落后人民摆脱了亚细亚主义、地方主义和外国的束缚,从而对帝国主义国家施以有力的打击。但是必须预先清楚地理解到,亚洲和非洲后起的革命,是不能够为民族国家的复兴开辟新的时代的。殖民地的解放在将来只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巨大插曲,正如在同样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的俄国的后起的民主转变仅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序曲一样。

  17、在南美洲,兴起较晚但已开始衰退的资本主义正在维持半封建的、或半奴隶的生活条件,在那里,世界性的对抗矛盾引起了买办集团间的剧烈火并,引起了各国内部连续不断的大转变,也引起各国之间的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美洲的资产阶级能够在其历史上的兴盛时期联合而成为美洲大陆北半部的一个联邦,因而它现在可以利用他们由此而得到的全部权力,来瓦解、削弱和奴役他们的南半部。南美和中美只有把自己所有的国家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强大的联邦,才能使自己摆脱落后和被奴役的状况。但是,能够响应号召解决这一任务的,决不是后起的南美资产阶级,一个完全被外国帝国主义用金钱收买的代理人,而是年轻的南美无产阶级,被压迫群众的理想的领导者。因此,在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暴徒和阴谋、反对当地买办集团的血腥勾当的斗争中的口号是:南美和中美苏维埃联邦
  无论在什么地方,民族问题都是同社会问题同时发生的。

保卫民主


  18、保卫国家的虚伪性,到处都是以保卫民主的补充的虚伪性来加以掩饰的。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者即使在帝国主义时代的今天不把民主和法西斯主义看做是一样的东西,而且随时准备击退法西斯主义对民主主义的进攻,难道在战争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就不必支持民主政府来反对法西斯政府吗?
  真是奇谈怪论!我们是通过无产阶级的组织和方法来保卫民主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同社会民主党人相反,我们决不把这种保卫委托给资产阶级国家(“Staat,greit zu!”归国家负责!)。如果说在和平时期,我们同最“民主”的政府就处于不可调和的对立状态,寻末,到了资本主义的一切丑恶和罪行都采取了最残酷而血腥的形式的战争时期,难道我们对它还应担负丝毫的责任吗?

  19、大国之间的一场现代的战争,决不意味着是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冲突,而是两个帝国主义重新分割世界的斗争。同时,战争不可避免地具有国际的性质,在两个阵营中都会有法西斯主义的(半法西斯主义的,拿破仑主义的,等等)国家,也会有“民主主义”国家。法帝国主义的共和国形式在过去并没有防止它在和平时期把自己的基础建立在波兰、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军事资产阶级专政之上,正如它在必要时会恢复奥匈君主国家以作为反对奥地利与德国统一的障壁一样。最后,在法国本身,今天已经相当削弱的议会民主政府如果在战争开始前还不予以推翻的话,`毫无疑问会成为战争的首批牺牲者之一。

  20、一些文明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表明而且还要继续表明,在发生国内危险时,它怎样不费多大周折就能把议会的统治形式变成极权的、专制的、拿破仑主义的或法西斯主义的形式。在战争期间,国内和国外的危险,会以十倍的力量威胁它的基本阶级利益,这时,它就是使这种变化来得更加迅速,更加果断。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工人党为了一个脆弱的民主外壳而支持“本”国的帝国主义,就意味着是对工人阶级的独立政策的放弃和沙文主义的道德败坏,也就是说,毁灭了能够把人类从灾难中拯救出来的唯一的因素。

  21、战争时期“保卫民主的斗争”,首先是意味着争取保存工人的出版和工人的组织以反对放肆的军事检查和军事当局作斗争。革命的先锋队,要在这些任务的基础上寻求同其他工人阶级的组织建立统一战线——反对本国的“民主”政府,但决不是寻求同本国政府的团结,以反对敌对的国家。

  22、帝国主义战争,远比资本主义统治的国家形式的问题更为重要。它在每一个民族资产阶级面前提出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命运的问题,在各国的资产阶级面前则提出了一般资本主义命运的问题。无产阶级也只能提出这机关报 问题: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某一个帝国主义阵营的胜利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保卫弱小国家和中立国家


  23、保卫国家的概念,特别是当它同保卫民主的观念是一致的时候,最容易迷惑弱小国家和中立国家(瑞士、比利时的一部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工人,这些国家不能执行独立的征服政策,因而赋予国界的保卫以无可辩驳的绝对的教条主义的性质。但是,仅仅以比利时为例来说,我们就看到,形式上的中立是多么自然地会被帝国主义公约的体系所代替,“保卫国家”的战争是如何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种合并主义的和平。战争的性质,不是决定于战争本身所采取的发端的步骤(“中立的破坏”、“敌人的入侵”,等),而是战争的主要动力,战争的整个发展以及战争最后导致的结果。

  24、不难理解,瑞士的资产阶级是不会毅然决然地首先发动战争的。在这个意义上讲,它比任何其他资产阶级都具有远为充分的理由来谈防御地位。但是,一旦瑞士由于事件发展的进程而拖入战争的时候,它就会为了追求同样是帝国主义性质的目的而参加世界强国的斗争。中立地位要是破坏了,瑞士的资产阶级就会同进攻的双方中较强大的一方联合起来,而不管哪一方对于破坏中立应负有较大的责任也不管在哪一个阵营里有更多的“民主”。例如在上次大战期间,比利时本是沙皇制度的盟国,但它决不离开同盟国的阵营,而在战争的过程中,他们又感觉到破坏希腊的中立是有利可图的了。
  只有来自瑞士偏僻乡村的一位冥顽不化的资产阶级(如罗伯特、格里姆)才会煞有介事地认为,他参加的世界战争是为保卫瑞士的独立而进行的。正如上次大战扫除了比利时的中立一样,新的战争也不会给瑞士留下任何独立的痕迹。即使没有独立,瑞士在战后是会继续保留国家的地位,还是会被德、法、意三国瓜分,这个问题要依一系列欧洲的和世界的因素为转移的,其中瑞士的“保卫国家”一项占着微不足道的地位。

第二国际和战争


  25、保卫国家的戒律是从这样一个教条推论出来的:全国各阶级的团结高于阶级斗争。事实上,有产者从来不是在一切条件和任何条件下都这样地承认保卫祖国的,而是利用这种说法对保护自己在祖国的特权地位进行掩饰。被推翻的统治阶级总是要变成为“被打败者”,也就是说,他们准备通过外国的武装援助来恢复他们的特权地位。
  意识不到自己的利益和惯于忍受牺牲的被压迫阶级,是从表面价值来接受“保卫国家”的口号的,也就是说,把它看做是高于阶级之上的绝对的义务。第二国际各党的基本历史罪行,就在于他们培养了和加强了被压迫者的奴才习惯和传统,挫折了他们的革命义愤,用爱国主义的思想蒙蔽了他们的阶级觉悟。
  如果说欧洲的无产阶级在大战的末期不曾把资产阶级推翻;如果说人类今天饱受危机痛苦的折磨;如果说一场新的战争有可能把城市和乡村变为废墟,那末,第二国际应对这些罪行和灾难负主要责任。

  26、社会爱国主义的政策,曾使人民群众在法西斯主义面前无能为力。如果说在战争时期为了民族的利益需要放弃阶级斗争,那末,在一次重大的经济危机的时代,也就需要丢开“马克思主义”,因为这种危机对“民族”的为害性并不少于战争。远在1915年4月,罗莎·卢森堡就用下列的一段话详尽地探讨了这个问题:“要末,阶级斗争在战时也是无产阶级存在的不可缺少的规律……要末,在平时,阶级斗争也是违反民族利益和祖国安全的一种罪行。”“民族利益”和“祖国安全”的思想,已经通过法西斯主义而转变成无产阶级的锁链和镣铐了。

  27、德国的社会民主曾经支持过希特勒的对外政策,一直到希特勒把它撵走的时刻为止。法西斯主义最后取代民主主义的事实表明,只要政治制度能向社会民主确保它的利益和特权,社会民主就能保持它的爱国主义性质。前霍亨索伦王朝的爱国主义者,一旦侨居国外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准备欢迎法国资产阶级反对希特勒的防御战了。第二国际毫不为难地大赦了威尔斯(Wels)之流的人物,可是到了第二天,只要德国资产阶级的小指头一动,召唤他们回来,他们就会重新转变为热忱的爱国主义者。

  28、法国的、比利时的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对德国事件的反应是,在“保卫国家”的问题上同本国的资产阶级结成公开的联盟。法国当局正在同摩洛哥进行“小型的”、“意义不重大”但非常残酷的战争,与此同时,法国的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的工会则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讨论一般战争的惨无人道,在心目中主要指的是德国方面的复仇战争。在仅仅发生新利润问题的地方对掠夺殖民地的残暴行为视而不见地予以支持的政党,在一场涉及到资产阶级共和国自身命运的大战中,一定会闭着眼睛来支持任何民族政府的。

  29、今天,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同无产阶级历史利益的不相容性,同帝国主义战争的前夕比较起来,是空前的深刻化和尖锐化了。反对群众的爱国主义偏见的斗争,首先就是反对第二国际作为一个组织、一个政党、一个纲领和一面旗帜的不可调和的斗争。

中派主义与战争


  30、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完全地瓦解了第二国际这个革命政党,从而产生了创立第三国际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是,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共和国“革命”,某些国家选举制的民主化,受惊的欧洲资产阶级战后最初几年在社会立法方面所做的让步——所有这一切,和列宁主义的追随者的灾难性的政策一起,曾给予第二国际这个不再是革命的政党而是一个和平改良的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工人党以大量的喘息时机。可是,曾几何时——最后与上一次世界性危机的来到一起——走向改良道路的一切可能性终于完结了。资产阶级转而采取反攻。社会民主党背叛性地放弃了一个个的成就。近年来,改良主义的一切变种——议会式的、工联式的、地方自治的、劳资协作的“社会主义”,都已遭到了无法挽救的破产和灾难。正因为这样,在新战争的准备面前,第二国际感到沮丧灰心了。社会民主党正在经历着剧烈的褪色的过程。始终一贯的改良主义着上了新的色彩,它变得沉默起来或是分裂开了。它的地位正由各色各样的中派主义所取代,有的表现为旧的政党内部的无数派别,有的表现为独立的组织。

  31、在保卫祖国的问题上,伪装的改良主义者和右翼中派主义者(里昂·勃鲁姆,亨利·德·曼,罗勃·格里姆,马丁·特兰梅尔,奥托·鲍尔等人),越来越多地使用支吾含糊的外交词句,企图一面抚慰资产阶级,一面愚弄工人阶级。他们提出来了经济“计划”或一系列的社会要求,许诺在保卫祖国免于外部“法西斯主义”方面力求做到使民族资产阶级也会支持他们的纲领。这样地提出问题的目的,就在于掩盖国家的阶级性质的问题,避而不谈获得政权的问题,并且在“社会主义的”计划的幌子下,提出保卫资本主义祖国。

  32、左翼中派主义者本身有许多不同的色彩(德国的社会民主工党,荷兰的独立社会党,英国的独立工党,法国的齐罗姆斯基和马柯·皮维特集团,等等),他们在口头上算是做到了要放弃保卫祖国。但是,光有口头上的放弃,他们还不能得出必要的具体结论。他们的国际主义,有一大半,如果不是十分之九的话,是带有柏拉图式的纯精神的性质。他们不敢摆脱右翼中派主义者;他们在进行反对“宗派主义”的斗争的名义下,进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拒绝为革命的国际而战斗,继续呆在以国王的侍从王德威尔得为首的第二国际里。中派主义者在一定的时刻也能表达群众向左转变的趋势,但归根结底他们是阻挠无产阶级内部革命的重新集结,从而也阻挠反对战争的斗争。

  33、中派主义在实质上意味着半心半意和犹豫不决。但是战争的问题最不利于犹豫不决的政策。对群众说来,中派主义永远只能是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日益加剧的战争的危险,将要促使中派主义各派别内部的分化日益尖锐,尽管他们今天还在工人运动中起主导作用。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越迅速而充分地使自己的头脑摆脱中派主义的束缚,就会越有效地武装起来进行反对战争的斗争。在这条道路上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就是明明白白地、毫不调和地提出有关战争的一切问题。

苏联的外交和国际革命


  34、在取得政权后,无产阶级本身就要转而采取“保卫祖国”的立场。但是从这时起,这个公式获得了崭新的历史内容。孤立的工人阶级的国家并不是一个满足自己需要的实体,而仅仅是一个为世界革命磨好的钻头。无产阶级在保卫苏联时,不是保卫国界线,而是保卫暂时被国界围起来的社会主义专政。只有深刻地理解这样的事实:无产阶级的革命不能在国家的范围内达于完成;没有无产阶级在主要国家里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在苏联的一切成就注定要归于失败;除了通过国际革命以外,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得不到拯救;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在国际合作的基础上才能建成——只有这个深入到血液和精髓的坚定的信念,才能为战争时期革命的无产阶级政策创立可靠的基础。

  35、从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出发的苏维埃对外政策,即实际上把国际革命的问题置之不理的政策,是以普遍裁军和互不侵略这两个主张为基础的。为了寻求外交上的保证,苏维埃政府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不得不采取纯粹形式主义的说法,这是从有资本主义包围的情况出发的。但是这些由于国际革命的软弱并且在颇大程度上由于苏维埃政府本身以往的错误所强加给自己的迁就敌人的方法,是决不能上升为一种普遍适用的体系的。苏联外交的行动和言论,长久以来超载了不可避免的、可以容许切实可行的妥协的界线,而这种行动的言论居然已被规定为第三国际的国际政策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础,并且已经变成为最恶劣的和平主义幻想和社会爱国主义的错误的根源。

  36、裁军并不是反对战争的一种手段,因为,正如德国本身的经验表明,插曲性质的裁军只不过是走上新的重整军备道路的一个阶段罢了。重新发动而又十分迅速的重整军备的可能性,是现代工业技术所固有的。“普遍”裁军即使可以实现,也只能意味着比较强大的工业国的军事优势的加强。“百分之五十的裁军”决不是完全裁军的道路,而是绝对的百分之百的重整军备的道路。把裁军说成是“防止战争的唯一现实的手段”,就是为了同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结成共同阵线而把工人阶级引入歧途。

  37、苏维埃政府在同帝国主义者的任何协定中有权就侵略一词的涵义以最大的精确性加以阐述,对于这种权利,我们决不能争论。但是如果企图把这个有条件的合法主义的公式转而用作国际关系的一种最高调节者,那就是要用保守主义的准则来代替革命的准则,而把无产阶级的国际政策归结为保卫现有的兼并和用武力建立起来的边界了。

  38、我们不是和平主义者。我们认为革命战争即是一种起义行动也是无产阶级政策的一种手段。我们对待战争的态度,不是取决于“侵略”的合法主义的公式,而是取决于哪一个阶级进行战争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战争的问题。在国与国的冲突中,也和在阶级斗争中一样,“防御”与“侵略”仅仅是实际权宜措施的问题,而不是法律准则或伦理准则的问题。单单一个侵略准则只能为勃鲁姆、王德威尔得等人的社会爱国主义政策创立支持的根据,这些人是由于有了凡尔赛条约才能在保卫和平的幌子下保卫帝国主义的掠夺物的。

  39、斯大林的著名的公式“我们不要别人的寸土地但也不放弃自己的一寸土地”,是在极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侵略性质中维持现状的保守主义的纲领。一国社会主义的思想,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民族国家的反动作用的模糊,导致对民族国家的调和,对民族国家的理想化,减弱革命的国际主义的重要意义。

  40、第三国际的领导人,以工人阶级的国家必须利用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为理由,来为苏联外交政策辩护。这种论断本身固然无可厚非,但需要加以具体化。
  每个阶级的对外政策,都是它的国内政策的继续和发展。如果说当权的无产阶级必须辨别和利用国外敌人阵营中的矛盾,那末,仍在为取得政权而战斗的无产阶级,就必须知道如何辨别和利用国内敌人阵营中的矛盾。第三国际原来是根本不能理解和利用改良主义的民主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矛盾,从而直接地导致了无产阶级最大的失败,使它面临着一场新的战争的危险。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各国政府之间的矛盾,也必须从国际革命着眼才能加以利用。只有在国际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不以苏维埃外交政策为转移的情况下,只有在有充分自由来揭露这种违反国际革命利益从而也违反苏联利益的民族主义的保守方法的情况下,保卫苏联才是可以理解的。

苏联及帝国主义的各种联合


  41、苏维埃政府现在正在改变它的关于国际联盟的方针。同过去一样,第三国际还是依样画葫芦地重复苏维埃外交的词句和姿态。各种各样的“极左分子”利用这种情况再一次在资产阶级国家中间排斥苏联。以自己特殊的民族考虑为转移的社会民主党人,把苏联同国联的“和解”不是看做莫斯科政策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性质的证据,便是相反地,把它看做是国联以及一般地说是整个和平主义思想意识的更新。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观点是同这些小资产阶级的任何一种评价都没有共同之处的。
  我们对待国联的原则上的态度,和我们对待每一个无论是在国联之内或之外的每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态度,是没有什么不同之处的。苏维埃国家在帝国主义敌对集团之间的策略,也是以对待国联的策略为前提的。只要日本和德国呆在国联内,国联就有可能变成为最重要的帝国主义强盗达成牺牲苏联的协定的场所。日本和德国——苏联最直接而主要的敌人——退出国联之后,国联一部分变成法帝国主义的同盟和附庸的集团,一部分变成法、英、意三国间火并的舞台了。同国联这样或那样的联合,都可能强加在苏维埃国家的身上,由实质上都是同苏维埃国家敌对的帝国主义阵营所操纵。

  42、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对当前的形势作出充分的现实主义的估计,同时,还必须把下列的考虑放在首要的地位:
  1)在十月革命十六、七年后,苏联仍然需要寻求同国联的和解,需要用抽象的和平主义公式来掩饰这种和解,这正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极端衰弱,从而是苏联国际地位的极端衰弱。
  2)苏维埃外交抽象的和平主义的措辞和它对国联的恭维话,同国际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毫无共同之处。国际无产阶级政党对它们不负任何责任,恰恰相反,它要揭露它们的肤浅和虚伪,以便在清楚地理解现实的力量和真正的对抗矛盾的基础上,更好地动员无产阶级。

  43、在当前的形势下,苏联同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结盟,或是在发生战争时同某一个帝国主义集团结盟反对另外一个集团,这决不能认为是不会有的。在形势所迫的情况下,这样一种暂时的结盟十有八九是难以避免的,而且还不会因此而不再是对苏联和对世界革命的最大的危险。
  即使苏联被迫同某些帝国主义者结成军事同盟来反对另外一些帝国主义者,国际无产阶级也不会拒绝保卫苏联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无产阶级甚至更需要保证自己在政治上完全不依赖于苏维埃外交,从而也不信赖于第三国际的官僚机构。

  44、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国际无产阶级仍旧是工人阶级国家的坚决而忠忱的保卫者,但决不会成为苏联的帝国主义联盟的成员。一个同苏联结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必须充分地和完全地保持它对本国帝国主义政府的不可调和的敌忾。在这个意义上讲,他的政策和同苏联作战的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政策,是没有什么差异的。但在实际行动的性质上,可能由于具体的战争形势而产生许多差异。譬如说,在苏联和日本之间发生战争时,假如美国的无产阶级阻挠美国的军火运送到苏联,那就是可笑的和犯罪的了。但是,同苏联作战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就义不容辞地可以采取罢工和怠工以及诸如此类的行动。

  45、无产阶级对苏联的帝国主义盟国的不可调和的反对活动,必须一方面根据国际阶级政策,另一方面根据该国的帝国主义目的,来揭发这个“盟国”的背叛的性质,揭发它在苏联进行资本主义颠覆的投机活动。因此,在“结盟的”和在敌对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应当以对资产阶级实行革命的推翻和夺取政权为目的。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同苏联的真正的联盟,才能把第一个工人国家从灾难中拯救出来。

  46、在苏联国内,反对帝国主义干涉的战争,毫无疑问会激发起轰轰烈烈的战斗热情。一切矛盾和敌对看来都会被克服,或者无论如何会退到不显著的地位。从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年轻一代的工人和农民,将会在战场上显示出巨大的能动力量。集中化的工业,尽管有缺陷和缺点,可是将在满足战争的需要方面,发挥巨大的优越性。苏联政府毫无疑问已经建立了大量的粮食储备,足以应付战争初期的需要。帝国主义国家的参谋部当然会清楚地知道,他们会发现经军是强大的对手,同这个对手斗争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要对军队进行异常严格的训练。

  47、但是,正是战争的旷日持久的性质,将不可避免地暴露出苏联过渡时期的经济与官僚主义计划的矛盾。在许多情况下,巨大的新企业竟然变成了同样巨大的死资本。在政府迫切需要日用必需品的影响下,农民经济的个人主义倾向将得到极大的发展,集体农庄内的离心力量将随着战争逐月增长。不受监督的官僚主义的统治将要变成一种战争的专政。缺少一个生气勃勃的党作为政治上的监督者和调节者,就会导致矛盾的极端积累和加剧。在如火如荼的战争气氛中,人们将能看到的,是朝着农业和小手工业方面个人主义原则,朝着吸引外国的和“盟国的”资本的大转变,是对外贸易垄断制中的破坏,是政府对联合企业的监督的削弱,是联合企业相互间竞争的尖锐化,是它们同工人之间的冲突,等等。在政治方面这些过程意味着拿破仑主义已臻于完整的地步,在所有制关系方面将发生相应的变化或一系列变化。换句话说,假使旷日持久的战争继以世界无产阶级的消极被动,则苏联的内部社会矛盾不仅可能而且一定要导致一场资产阶级拿破仑主义的反革命

  48、由此而得出的政治结论是明显的:
  1)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下,只有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拯救苏联这个工人阶级国家。
  2)只有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摆脱苏联的官僚主义而达到完全的独立,在“友好的”、“结盟的”以及敌对的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才是可以思议的。
  3)无条件地支持苏联以反对帝国主义的军队的活动,必须同进行对战争和苏维埃政府外交政策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密切地配合起来,必须同在苏联国内建立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革命党的工作密切地配合起来。

第三国际和战争


  49、第三国际既已在战争问题上放弃了原则性的路线,就在失败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之间犹豫不决。在德国,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转变成了一种民族主义基础上的市场竞争。同“社会解放”的口号一道提出的“民族解放”口号,粗暴地歪曲了革命的前途,它同失败主义没有任何区分。在萨尔问题上,共产党一开始就屈从于民族社会主义的思想,只是由于内部的四分五裂才摆脱了这种思想。
  第三国际德国支部在战争时期将要提出什么样的口号呢:“希特勒的失败是较轻的祸害”吗?但是,如果说民族解放的口号在“法西斯分子”弥勒和勃鲁宁的统治下是正确的,那末,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它怎能就不适用了呢?是不是民族主义的口号只适用于平时而不适用于战时呢?的确,列宁主义的追随者曾经竭力使他们自己和工人阶级陷于彻底的莫名其妙的境地。
  50、第三国际虚弱无力的革命主义是它的错误政策的直接结果。在德国的灾难之后,那些所谓共产党,在所有它们经受过考验的国家里,已暴露出它们在政治上是微不足道的。法国支部根本不能动员哪怕是少少几万工人来反对对非洲的殖民主义掠夺,在所谓“民族危险”的时刻,它无疑地将会遭到更多的破产。

  51、没有城乡广泛的劳动群众的革命动员,反对战争的斗争是不可想象的。同时,这个斗争还要求直接影响陆海军以及运输业。但是不通过对工人和青年农民的影响,是不可影响兵士的。运输业方面的影响,是以工会中的一个坚强的据点为先决条件的。在这里,由于工会国际的帮忙,第三国际在工会运动中已经失去了一切阵地,使自己断绝了接近劳动青年的一切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反对战争的侈谈,就好像是痴人说梦一样。幻想是万万行不通了:要是帝国主义对苏联发动进攻,第三国际就要化为乌有了。

“革命的”和平主义和战争


  52、“左翼”和平主义认为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之外,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外,也可能用某种奇特的方法使和平得到保证,从这种前提出发,它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流行的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意图进行“厌恶战争”的说教,支持自觉的反对者,宣传反对战争的抵制和总罢工(或者毋宁说是总罢工的神话)。更“革命的”和平主义者有时甚至不厌其烦地谈论反战起义的问题。但是对于起义和革命党的阶级斗争和政策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是什么,他们无论是全体或是个别的人,都是一窍不通的。对他们说来,起义只是针对着统治阶级和一种字面上的威胁,而不是一个长期坚持奋斗的事情。
  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利用群众对和平的天生的热爱,使这种热爱和平的情绪脱离开固有的途径,终于转变为帝国主义不自觉的拥护者。要是发生战争,绝大多数的和平主义“同盟者”将加入资产阶级的阵营,并且利用第三国际作为一种异常不吉利的东西赋与他们的权威,以爱国主义的思想来迷惑无产阶级先锋队。

  53、反对战争的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以及第三国际组织的反法西斯的巴黎代表大会都是以自鸣得意的示威、炫耀的游行以及波将金村社等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来代替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典型实例。通过后台的操纵人为地拼凑起来的牛鬼蛇神,在吵吵嚷嚷对一般的战争抗议一番之后,将会向四面八方溃散,对特殊的战争连一个小指头也不会举起来表示反对。

  54、用共产主义官僚和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的集团(其中每一个真诚的惊慌失措者配合着数十个野心家)来代替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即工人阶级组织的战斗协议,那就会导致完完全全的策略问题中的折衷主义。巴比塞·美因兹堡(Barbusse-Muenzenberg congresses)代表大会认为它们的特殊功绩是,它们结合了反战“斗争”的各种类型:人道主义的抗议,个人拒绝服兵役,“舆论”的教育,总罢工甚至起义。把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在实际上只能互相冲突的一些方法,说成是一个和谐的整体的组成成分。在反对沙皇的斗争中宣传“综合策略”(自由主义者、个人恐怖和群众斗争的联盟)的俄国“社会革命者”,比起阿姆斯特丹集团的鼓舞者来是一批实实在在的人物。但是工人们必须记住,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反对民粹派的折衷主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

小资产阶级和战争


  55、战争对于农民和城市下层居民的灾难并不比对于无产阶级为少,他们在反对战争的斗争中同无产阶级靠拢得最近。一般地说,只有这样才能用起义的方法来制止战争。但是,用抽象的理论、现成的公式和单纯的命令使自己接近革命道路的农民,甚至会比工人少而又少的。1923—1924年间在“面向农民”的口号下造成共产国际中的一次大失败的列宁主义的追随者,显示出不仅完全不能把农民吸引到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来,而且连农业工人也完全不能吸引到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来。农民国际连一次出殡讲演也未举行就不声不响的埋葬了。曾经大肆宣扬的各国农民的所谓“成就”,原来都是昙花一现的,甚至简直是空想的。正是第三国际在农民政策方面的破产具有特别生动的性质,虽然它实际上是共产国际与无产阶级决裂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只有在实践中相信工人阶级有能力领导反对战争的革命斗争,农民才会走上这一斗争的道路。因此胜利的关键就在于商店和工厂。革命的无产阶级必须变成一支真正的力量,农民和小市民才能同它紧密地团结起来。

  56、城市和农村的小资产阶级,情况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无产阶级能够吸引到自己一边的只能是这个阶级的最低阶层,即最贫苦的农民、半无产阶级、低级公务员、小商贩以及被剥夺了一切生活条件而不能进行独立奋斗的被压迫的和流浪的居民。在他们之上的是一个广泛的极力向上爬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倾向于中等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并且在政治上发展成为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甚或法西斯主义类型的野心家。当他们是在野党时,这些先生采用最放肆的鼓蛊惑宣传,作为以后在大资产阶级眼中提高自己身价的最可靠的手段。
  第三国际的罪恶,在于它以自己同小资产阶级虚伪的和平主义领导人的戏剧性联盟来代替向真正小资产阶级,即向它的广大下层群众施行革命影响的斗争。第三国际不但没有损害小资产阶级的威信,反而用十月革命的威望来加强他们的威信,使小资产阶级的被压迫的下层成为背信弃义的上层的政治牺牲品。

  57、农民的革命道路要通过工人阶级。要取得农村的信任,必须使先进的工人重新取得对无产阶级革命旗帜的信任。这一点,只有通过一般正确的政策特别是正确的反战政策,才能够办得到。

“失败主义”与帝国主义战争


  58、假如发生资本主义国家互相冲突的问题时,这些国家中任何一国的无产阶级都会毅然决然地拒绝为资产阶级在军事上的胜利而牺牲自己的历史的利益,因为这种利益归根结底是与民族和人类的利益一致的。列宁的公式“失败是较轻的祸害”,并不是意味着本国的失败要比敌国的失败的祸害轻,而是意味着由于革命运动增长而发生的军事上的失败,对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好处,远远胜过由“国内和平”而予以确保的军事胜利。卡尔·李卜克内西给战时的无产阶级政策提供了这样一个无与伦比的公式:“人民的主要敌人是在自己的国内”。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不仅会矫正由于失败而引起的祸害,而且也会建立起防止未来的战争和失败的最后保证。对待战争的这种辩证的态度,是进行革命训练从而也是进行反战斗争的最重要因素。

  59、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是无产阶级政党战时全部工作所必须服从的总战略任务。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结果以及1914—1918年帝国主义大屠杀的结果(巴黎公社、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若干交战国中的起义运动),无可辩驳地证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一场现代战争会带来每个国家内部的各阶级之间的战争,而革命党的任务就是在后一种战争中进行无产阶级胜利的准备工作。

  60、1914—1918年的经验还证明,和平的口号同“失败主义”的战略公式并不矛盾,恰恰相反,特别是旷日持久的战争情况下,它能发展磅礴的革命力量。和平的口号只有当民主党人和其他政治家利用它来进行诳骗的时候,当牧师们进行最迅速的停止屠杀的祷告的时候,当“人类的博爱者”,包括社会爱国主义者在内,泪汪汪地敦促政府在“正义的基础”上迅速媾和的时候,它才具有和平主义的性质,亦即欺骗、麻痹和涣散人心的性质。但是,如果和平的口号能使工人阶级从营房和战壕里走出来,并且同作战双方兵士携手友爱、团结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口号结合起来的时候,它就同和平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了。采取日益广泛而大胆的形式的争取和平的革命斗争,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最可靠的手段。

战争,法西斯主义和武装无产阶级


  61、战争要求“国内和平”。在当前的情况下,资产阶级只能用法西斯主义来赢得国内和平。因此,法西斯主义已经成为战争的主要政治因素。反对战争的斗争要以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为先决条件。要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不能胜利地击退法西斯主义,那末反战斗争的各种各样的纲领(“失败主义”,“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等等)就要变成空洞的东西。
  要求资产阶级的国家解除法西斯匪帮武装,正如斯大林分子作的那样,是走得过社会民主主义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正是威尔斯和奥托·鲍尔“要求”这个国家解除纳粹的武装,确保国内的和平。的确,当对自己有利的时候,“民主”政府是能够解除个别法西斯集团的武装的。但这仅仅是为了更加凶残地解除工人们的武装和防止他们进行武装。昨天才“被解除武装”的法西斯分子,到了第二天,资产阶级国家就会让他们加倍地武装起来,并以加倍的力量把武器对准手无寸铁的无产阶级。向国家,也就是向资本家要求解除法西斯分子的武装,意味着散布最恶劣的民主幻想,意味着麻痹无产阶级的警惕性,意味着腐蚀无产阶级的意志。

  62、从武装法西斯匪帮的事实出发,正确的革命政策,在于建立自卫的工人武装队伍,在于不知疲倦地号召工人武装起来。这就是目前整个整治形势的重心。社会民主党人,哪怕是最左的人物,即那些喜欢重复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般词句的人们,不是小心翼翼地避免谈武装工人的问题,便是公开地宣告这种任务是“妄想的”,“冒险的”,“浪漫主义的”,等等。他们不但不(!)武装工人,反而在兵士中间推行他们事实上不实行而且也不能实行的种种宣传。机会主义者之所以需要谈谈军队工作,完全是为了要湮没武装工人的问题。

  63、争取军队的斗争无可争辩地是夺取政权的斗争的最大的一部分。在兵士中间进行坚持不懈和自我牺牲的工作,是每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义务。在党的总政策正确的条件下,特别是在青年当中,执行这个工作是能有成功的把握的。党的土地纲领以及有关过渡时期各种要求的一般制度既触及小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又为他们开辟了得救的前途,有拥有大量农业人口的国家里,这对于军队工作的成功,具有极重大的意义。

  64、可是如果以为单单靠宣传就能把整个军队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从而一般地可以使革命成为不必要的,那就是幼稚的想法了。军队是异己的军队,军队是异己分子是被纪律的铁箍束缚起来的。宣传工作能够在军队中创立革命的细胞并能在最进步的兵士当中培养同情的态度。宣传和鼓动只能做到这一点。倚靠军队以其主动性来保卫工人组织免于法西斯主义,甚至保证把政权转移到无产阶级手中,这是用甜蜜的幻想来代替历史的严酷的教训。在革命的时代,只有无产阶级本身在行动中向军队表示甘愿和能够为取得政权而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军队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部分才能转到无产阶级这一边来。这种斗争必须以武装无产阶级为先决条件。

  65、资产阶级的任务是防止无产阶级争取军队。法西斯主义用武装支队来解决这个任务时,并不是没有成功的。无产阶级当前迫切的紧急任务,不是夺取政权,而是保卫无产阶级的组织不受法西斯匪帮(在他们背后的一定距离有着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攻。谁要是肯定工人没有武装自己的可能性,谁就是拿这个论断来宣布工人在法西斯主义面前是没有防御能力的。如果这样,那就不必谈社会主义了,不必谈无产阶级革命和反战斗争了。如果是这样,共产主义纲领就应当收起来,马克思主义就应当取消了。

  66、可能许诺武装工人的任务的,不是革命者,而是无能为力的和平主义者,明天将会向法西斯主义和战争投降的人。正如历史所证明的,武装任务本身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假使工人们真正地懂得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那末他们就会获得武器。向工人们讲解政治形势,不隐瞒,不缩小,驱散一切安定人心的诺言,这是革命党的首要职责。的确,如果不是用拿两把刀子对付每一把法西斯分子的刀子,拿两支手枪对付每一支手枪的办法,人们怎能保卫自己抵抗死敌呢?别的答案是没有的,而且也是不可能有的。

  67、应当从哪儿获得武器呢?首先是从法西斯分子那里。对资产阶级警察来说,解除法西斯分子的武装是一个可耻的口号。对革命的工人来说,解除法西斯分子的武装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口号。但是法西斯的兵工厂并非唯一的来源。无产阶级有着千百万条自卫的途径。我们不应该忘记,正是工人们而且也只有他们,才是用自己的双手来制造各种各样武器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清清楚楚地懂得,我们不能规避自卫的任务。一个革命党必须毅然决然地采取主动,把战斗的工人支队武装起来。为此,在武装工人的问题上首先必须清除各种各样的怀疑主义、犹豫不决和和平主义的议论。

  68、工人民兵或自卫队的口号,只就它是一个武装民兵问题来讲,具有革命的意义,否则,民兵就要变成一场戏剧性的表演,变成一次炫耀,从而成为一种自我陶醉。最初的工人支队不一定要有榴弹炮,也不必有坦克和飞机。然而在二月六日那天,在巴黎,在一个强大的军国主义国家,一些用手枪和缚在木棍上的剃刀武装起业的队伍,几乎攻占了巴本皇宫的宫殿,造成政府的垮台。明天,类似的一些队伍,就能够抢夺无产阶级(原文如此)的报馆或工会的总指挥部。无产阶级的力量就在于人多势众。群众手里有了哪怕是最原始的武器,也会创造出奇迹的。在有利的情况下,这种最原始的武器可以为更优良的武器开辟道路。

  69、统一战线的口号,如果在目前的情况下,不以宣传和实际运用反法西斯斗争的明确办法来补充的话,就要蜕化成为中派主义的词句。在创立地方的保卫委员会方面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统一战线。保卫委员会所以需要,是为了建立和团结工人民兵队。这些支队一开始就必须搜罗武器。自卫队只是武装无产阶级事业中的一个阶段。一般地说来,革命是没有别的道路的。

反对战争的革命政策


  70、成功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训练党的干部,使他们正确地理解帝国主义战争的一切条件,正确地理解伴随着帝国主义战争而发生的一切政治上的变动。在这个万分火急的问题上,还只是搬弄一般的词句和抽象的口号的党,是真正可悲的!血腥的事件将会压到它的头上来,把它压碎的。
  需要成立一些专门小组,研究研究1914—1918年战争的政治经验(帝国主义者对战争的思想意识方面的准备;军事总指挥部如何通过爱国主义的报刊来迷惑舆论;反对提纲的防御进攻的作用;无产阶级阵营内的各个集团;马克思主义分子的孤立,等等)。

  71、对于一个革命党说来,宣战的时机是特别重要的。资产阶级的和社会爱国主义的报刊,同无线电广播及电影配合一起,向劳动群众大量灌输沙文主义的毒素。甚至最富于革命性和久经锻炼的党,也不能是全体党员都抵抗得住这种毒素的。目前关于各个布尔什维克党的彻头彻尾捏造的历史,对于先进工人进行有现实意义的考验的准备毫无作用,而是拿一种杜撰的理想形式哄骗先进工人陷入消极的无能为力的状态。
  对于沙皇俄国,本来无论怎样想入非非也不能把它看作是一个民主国家或者是文明国家,也不是属于实行自卫的一方,但是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和孟什维克党团一起却不顾这个事实,在一开始就发表了一个充满粉红色的和平主义的国际主义的社会爱国主义宣言。布尔什维克党团不久之后采取了更富于革命性的立场,但在审讯该党团时,除穆拉诺夫外,所有被控诉的代表和他们的理论指导加米涅夫,都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列宁的失败主义理论。在开始时,党的地下工作几乎断送了。革命的小册子是逐步地开始印行的。它们把工人们团结在国际主义的旗帜下,然而没有提出失败主义的口号。
  战争的头两年,大大地伤害了群众的爱国主义情绪并且使党向左转。但是,把俄国转变成一个“民主国家”的二月革命,引起了“革命的”爱国主义的新的强大浪潮。布尔什维克党的绝大多数的领导者,甚至在那时也没有经得起这个浪潮。1917年3月,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向党的中央机关发出一个社会爱国主义的批示。在这个基础上,发生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各组织的和解,在多数城市里,发生了直接的合并。为了开展党的国际主义战线,需要最坚决的革命者,主要是彼得格勒各先进地区的革命者的抗议;需要列宁回到俄国,同社会爱国主义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最优秀、最富于革命性和经久锻炼的党的情况,就是如此。

  72、对于先进的工人说来,研究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经验,具有无可估量的教育意义:这种研究向他们指出他们不得不经受资产阶级舆论的巨大压力,同时教导他们,尽管在战争开始时完全孤立也决不要失望,不要把武器收藏起来,不要灰心丧气。
  需要同样仔细地加以研究的,是其他国家无产阶级内部的政治阵容,不管这些国家是已经参战还是保持中立。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在德国的经验,具有特别的意义,那里发生的事件尽管在进程方面与俄国不同,但归根结底,都得出相同的结论:必须学会逆水游泳

  73、必须密切注意目前正在酝酿的当炮灰的爱国主义的准备活动:以推卸责任为目的的外交上的搪塞支吾;公开和隐蔽的社会爱国主义者为给自己准备一条由和平主义到军国主义的桥梁而提出的叛变性的公式;“共产党”领导人空空洞洞的口号,这些人在战争的第一天就惊惶失措,正好像德国的“领袖们”在议会纵火的当天夜里所表现的那样。

  74、必须仔细收集政府官员和反对派发表的论文和讲话中最能说明特征的材料,拿它们来同上次战争的经验进行比较;预测愚弄人民的进一步工作将采取什么样的方向;然后以一系列的事实来证实这些预言;教导无产阶级在事变中善于独立决定自己的方针,而不至于措手不及。

  75、反对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大力鼓动工作,不应从抽象的公式出发,而应从打动群众心弦的具体事实出发。不仅需要苦心孤诣地揭露公开的军事预算,而且需要揭露军国主义的一切伪装形式,抗议战争的布署、军事的设备和定货,等等。
  工人们经过优良的训练,必须在无产阶级所有一切的组织中以及劳工报刊上提出关于战争的危害性和关于反战斗争的问题,要求领导人清楚而确切地回答这个问题:怎么办?

  76、为了赢得青年的信心,不仅需要向首先腐败的社会民主主义和第三国际的令人沉闷的官僚主义宣布战斗到底,而且需要真正地创立一个以年青一代的批评精神和革命主动性为基础的国际组织。
  必须唤起劳动青年来反对资产阶级国家军事化的各种各样的形式。与此同时,为了革命的利益必须把劳动青年动员起来,实行军事化(组织反法西斯主义的保卫委员会、红色战斗支队、工人民兵、争取武装无产阶级的斗争)。

  77、为了在工会和在其他工人阶级群众组织中占领革命阵地,必须同官僚主义的极端作风毫不留情地断绝关系,在有工人的地方争取他们,领导他们从局部性的任务前进到全局性的任务,从防御转入进攻,从爱国主义的偏见进到推翻资产阶级国家。
  既然大多数国家的工会官僚机构的上层实质上是资本家警察的非正式的组成部分,那末,一个革命者就必须知道如何同它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要把合法的活动同非法的活动结合起来,要把战斗的勇气同谨慎的谋略结合起来。
  只有采用这些互相结合的办法,我们才能顺利地把工人阶级,首先是青年,团结到革命的旗帜下来,才能打开通向资本主义兵营的道路,才能唤起一切被压迫者。

  78、只有女工和农村妇女也参加反对战争的斗争,这个斗争才能成为真正广泛的群众性的斗争。社会民主党人的资产阶级的蜕化以及第三国际的官僚主义的变质,向无产阶级中受压迫最深、权利被剥夺得最多的阶层,也就是说,首先是劳动妇女,发出了最沉重的打击。要唤醒她们,要赢得她们的信心,要向她们指出真正的道路,意味着要把社会中受蹂躏最厉害的一部分人们的革命热情调动起来,以便反对帝国主义。
  妇女中间进行的反对军国主义的工作,尤其要力求保证做到以革命的女工来代替被动员起来的男工,因为在战争的情况下,党和工会的一大部分工作都不可避免地要转交女工接办。

  79、万一无产阶级感到自己无力用革命(这是防止战争的唯一的手段)的手段来防止战争,那末,工人就要同全体人民一起,被迫参军和参战。拒绝服兵役的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口号、消极抵抗、开小差和怠工等,都是同无产阶级革命的方法根本矛盾的。但是正像工厂中的先进工人感觉到自己是资本的奴隶而随时准备解放一样,资本家军队中的先进工人也应感觉到自己是帝国主义的奴隶。今天他是被迫出卖自己的精力甚或生命,但决不肯抛弃自己怕革命意识。他要继续作一个战士,要学会如何使用武器甚至在战壕里都要解说战争的阶级意义,要把有不满情绪的人团结到自己的周围,要把他们组织起来,要传达党的主张和口号,要密切地注意群众情绪的变化、爱国主义浪潮的低沉、义愤的增长,并要在危急关头劝导兵士援助工人。

第四国际和战争


  80、反对战争的斗争,是以斗争的革命工具——党为先决条件的。现在既没有一国规模的党,也没有国际规模的党。必须以过去的全部经验(包括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经验在内)为基础,建立一个革命党。拒绝为建立新的国际而进行公开的和直接的斗争,意味着对两个现在的国际的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支持;在这两个国际中,一个将要积极地支持战争,而另一个则只能瓦解和削弱无产阶级先锋队。

  81、当然,继续留在所谓共产党的队伍中的踏实的革命工人,为数还不算少。 他们继续支持第三国际,在许多场合下,只能解释为他们的革命热诚被引错了方向。能把他们吸引到新国际的旗帜下来的,不是这样或那样的让步,不是适应他们的偏见,而是对斯大林主义(即官僚的中派主义)的有害的国际作用进行系统的揭露。因此,必须特别明确而果断地提出战争的问题。

  82、同时,必须密切地注意改良主义阵营中的内部斗争,把向革命方面发展的左翼社会主义派别及时地吸引到反对战争的斗争中来。衡量一个组织的各种倾向的最好的尺度,是它在实践中、在行动中对待保卫祖国、对待殖民地的态度,特别是在本国资产阶级拥有自己的殖民地奴隶的情况下的态度。只有在“保卫祖国”的最紧急的问题上同官方的舆论完全而真正的决裂,才意味着从资产阶级观点向无产阶级观点的转变,或者至少是转变的开始。在同这一类型的左派组织接触的时候,应当对他们的政策中的一切犹豫不决的表现进行友好的批评,并在有关战争的一切理论与实际问题上共同研讨。

  83、在工人阶级运动中,有不少政治家,至少在口头上承认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失败,但他们同时认为开始建立一个新国际“这还不是时候”。这种观点不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而是幻想破灭的斯大林主义者或悲观失望的改良主义者的观点。革命斗争是不容间断的。在今天革命斗争的条件可能是不利的;但是,不善于逆水游泳的革命者,不算是一个革命者。认为建立新国际是“不合时宜的”这种说法,就同宣布阶级斗争,特别是反对战争的斗争是不合时宜的一样。在现时代,无产阶级的政策不得不把国际任务提到自己的面前来。国际任务不得不要求国际干部紧密地团结起来。除非向帝国主义投降,否则这项工作是连一天也不能拖延的。

  84、当然,谁也无法预言战争爆发的确切时间,也无法预言在战争的什么阶段会建立新的政党和第四国际。我们必须竭力使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准备工作走在新战争的准备工作的前头。然而很可能帝国主义也在这个时期赶上了革命。但是连这条预示着有重大牺牲和灾难的道路,也决不能使我们摆脱立即建立新国际的义务。我们的准备工作越向前开展,在战争开始的时候,革命干部越是坚定不移,他们在参战国中的工作进行得越是系统化,他们的工作越是扎扎实实地建立在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和组织原则的基础上,那末,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就会进行得越快。

  85、帝国主义战争一开始打第一炮,就会粉碎第二国际腐朽的脊背,就会瓦解第二国际的各国支部。战争将会彻底暴露第三国际的空虚和无力。但是到了那时,帝国主义战争也不会饶恕优柔寡断的中派主义集团的,尽管这些中派主义集团规避有关共产国际的问题,一味的追求民族基础,不使任何问题得到一定结论,同时缺乏长远的计划,暂时地依靠工人阶级的骚扰和混乱过日子。
  即使在新战争开始时,真正的革命者还是一个小小的少数,我们也丝毫不怀疑,在这个时候,群众转向革命道路,会比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期间来得更快,更果断,更坚决。一次新的起义浪潮将能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获得胜利,而且必然要获得胜利。
  在我们的时代,只有以国际原则为基础并加入无产阶级世界党的队伍中的组织,才能在本国的土壤中扎下根,这一点是不容争辩的。今天,反对战争的斗争就意味着争取建立第四国际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