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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a Zetkin: Revolutionary
革命家克拉拉·蔡特金
﹝爱尔兰﹞梅夫·麦格拉斯（Maeve McGrath）
月影 译、natsuko 校
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 , 1857-1933）是广为人知的国际妇女节的创立者，但她不只是一名女权活动者，同时是一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严格来说，她的目标不仅仅是解放女性，让她们能同男性一同公平地竞争，同时还致力于解放全体工人于资本主义制度中。
直至今日，她的遗产都被清楚地标记在以她名字命名的街道和广场上。直至1949年，西德的大多数主要城市都有多个以她的名字命名的街道或者广场，以及多个纪念她的纪念碑。民主德国（东德）也印制了钞票以示纪念。
在世时她的影响力也已经不限于德国。1889年，她任职于第二国际组织委员会并于1907年创立并担任第二国际第一个妇女部门的总书记。
政治生涯
粗略地回顾克拉拉·蔡特金取得的一些成就，我们能清楚无疑地看到她在政治上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影响力。她是上个世纪之交最大的社会主义团体——德国社会民主党（German SPD）的领导人和思想家，也是其组织者和编辑。
蔡特金和卓越的罗莎·卢森堡（Rosa Lumexburg）一道属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反对组织“斯巴达克联盟”（Sparticus）。1917年，她加入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independent SPD）——该党派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
之后于1919年，她成为德国共产党（KPD）的创始人，并被推选为代表德共的德国议会代表。此后在魏玛共和国存在的几乎整个时期（1918-1933），她一直在议会中担任着德共代表。
蔡特金参加了第二国际的每一届代表大会并在大会里担任翻译。1921至1933年，她是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07年，她建立了社会主义妇女国际（Socialist Women’s International），并在斯图加特组织召开第一次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International Socialist Women’s Conference）。
1910年迎来了她最值得纪念的时刻：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一次国际妇女代表会议上，她提出了建立国际妇女节的倡议。第二年的三月十九日，超过一百万人在欧洲参加国际妇女节游行。
她的一生的经历证明她能够退一步向他人学习。例如，她注意到美国的戒酒组织制作简短的小册子，并鼓励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学习这样的做法以使得他们的宣传更加通达。
她熟悉不同国家的社会主义者的组织思想并分析哪一种取得了最好的结果。
革命观点
蔡特金深刻地意识到战争带来的影响因而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她认为战争不仅会对大量民众带来毁灭和灾难，同时对诸如军火制造商这样特定的群体带来经济利益。
她看见为了给战争辩护，民众的仇恨如何被激发起来。她于1915年在伯尔尼组织了一次反对战争的国际妇女代表会议。她数次因她的反战立场而被逮捕。
历史学家理查德德·埃文斯（Richard Evans）指出：相较于克拉拉·蔡特金而言，其它的女性政治人物，例如亚历山德拉·科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和罗莎·卢森堡获得了更多的关注。然而蔡特金的思想是科伦泰的女性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并且实际上也是欧洲社会主义者将社会主义和妇女解放相连起来的方法的基础。
她认识到了资产阶级妇女性运动和社会主义女权运动之间的差别。基于恩格斯关于一夫一妻制的枷锁对女性的压迫的分析，通过认识到没有广泛的工人阶级妇女参与群众运动，就不可能实现从资本主义中的解放，她把恩格斯的分析向前推进了。恩格斯的观点是划时代的，而蔡特金把它现代化到她所在的时代。和恩格斯一样，她也易于浪漫化原始共产主义中的社会关系。
她将很多她的思考归功于她的同志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和他1879年的一本书《妇女和社会主义》（Die Frau und der Sozialismus），在书中他为女性呼吁平等的权利并强调说只有当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建立时，真正的权利平等才能得以实现。
1896年在哥达召开的社会民主党大会上，克拉拉·蔡特金发表了一篇演讲，在演讲中她大胆地断言：
“只有联合了无产阶级妇女，社会主义才能最终胜利。”
她解释说，工人阶级的女性不需要和工人阶级男性斗争；他们共同对抗统治阶级的意志，因为两种性别的工人的劳动力都被剥削着，同时生活在糟糕的环境之下。
她指出机器的发明意味着女性能获得更多的工作岗位。由于这些工作对工人的身体有着很高的体力要求，这些岗位过去仅仅由男性拥有。
虽然她没有反对女性身上的母亲角色，但她理想化了这一角色并把社会主义社会中母亲的角色描述为家里的一个体贴的教育者，以及和她丈夫平等的合作者。因为这一独特的想象，她后来受到了许多的批评，其中不乏不怀好意的批评。
在她1899年的手册《学生和女性》（Der Student und das Weib）中，她为女性呼吁更多的教育机会，包括高等院校这样级别的教育机会。在书中她再次提到了女性身上的母亲角色，认为教育机会将能够提升一个女性抚养孩子的能力。
蔡特金并不同情那些依赖着一个成功的婚姻来支持她们，却被剥夺了独立生活权利的中产阶级女性。此外，她充分地认识到像女性权利选举这样的资产阶级的女权运动并不能构成对资本主义系统的真正威胁。
她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将社会主义置于资产阶级女权主义之上；但她同样也认识到没有女性参与这场运动，实现那个目标是不可能的
虽然她批评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斯大林理论，然而像很多那个时候的社会主义革命者那样，克拉拉感受到逐渐兴起的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她并不反感一个渐渐变得专制极权的苏联政权，一个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她为之奋斗的那个社会主义，她甚至于1926年在秘密警察头目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Felix Dsershinsky）去世时对他表示称赞。
个人生活
抛开她对资产阶级运动的立场，克拉拉本身的背景却是一个十足的中产阶级。作为一个教师的女儿，她被培养成一个语言老师和家庭女教师。
她的母亲——约瑟芬·维塔莱（Josephine Vitale），参与了资产阶级的女性运动。这让克拉拉得以接触一些女权思想家，例如奥古斯特·施密特（Auguste Schmidt）。像她的母亲那样，她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她进入了莱比锡著名的冯·斯泰伯学院（Von Steyber Institut）。然而，在1878年，由于她加入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zialistischen Arbeiterpartei） ，她和她的家庭决裂了。
德国自1878年开始引入禁止社会主义组织的法律 ，迫使她去往苏黎世，并在1882年来到巴黎。在巴黎她遇见了犹太裔俄罗斯革命家奥西普·蔡特金（Ossip Zetkin）。他们走到了一起，有了两个孩子。1889年奥西普去世，她也搬到了斯图加特。她和小她18岁的艺术家乔治·弗里德里希·赞德尔（Georg Friedrich Zundel）再婚，不过在1927年他们离婚了。
1907年，她遇见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Vladimir I. Lenin），并和他开始了一生的友谊。他们的一些辩论被抄录下来，他们之间亲切的口头辩论也加强了这份友谊。
1933年希特勒上台并攻击德国共产党，她被迫流亡于俄罗斯。1933年7月20号在长久的病痛后她与世长辞，享年75岁。
从她的著作和演讲来看，很显然她是一个精力充沛的、机智的、坚定的斗士。她阅读十分广泛，常常援引国际文学作品。她向当权者中的一些主要人物发出挑战，包括一位巴伐利亚的警察总署。她数次被逮捕，短暂入狱，但这些都未能吓到她。尽管身患重疾，她仍然顽强不屈地工作。她频繁地提到别人的著作和行动，给人的感觉像是她不需要来自社会的关注。作为一个高超的作者，她给罗莎·卢森堡写的悼词是她对她的同志的美丽的感人至深的悼念。
克拉拉·蔡特金是一个从未被引诱向改良主义的中心的，坚定的革命家。她是一个不觉疲劳的行动者，以她的作为一个被推举出来的代表的角色为平台去警告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她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者如何将妇女和妇女运动相联系的观点对当今时代仍然具有价值。
2020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