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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全党同志书[1]
陈独秀
（1929.12.10）
亲爱的同志们：
我自从一九二○年（民国九年）随诸同志之后创立本党以来，忠实的执行了国际领导者史大林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机会主义的政策，使中国革命遭了可耻的悲惨失败，虽夙夜勤劳而功不抵过。我固然不应该效“万方有罪在予一人”可笑的自夸口吻，把过去失败的错误而将自己除外。任何人任何同志指摘我过去机会主义的错误，我都诚恳的接受。我绝对不愿为要拥护我个人的错误（自从“八七”会议到现在，我不但对于正当的批评不加掩护，即对于一切超过事实的指摘，也以为是个人的细故，默不答辩），而使过去无产阶级付了重价的苦经验埋殁下去，得不到一点教训。我不但不愿掩护我过去的错误，即现在或将来，如果我在思想上在行动上有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同样不愿掩护，同样希望同志们在理论上在事实上加以无情的批评，只要不是附会造谣，我都虚心接受。我不能有瞿秋白李立三那样的自信力，我深切的认识，任何个人任何党派，想免除机会主义的错误，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深邃的马克思主义者如考茨基与普列哈诺夫，晚年尚犯了不可恕的机会主义，长期追随列宁学习的如斯大林与布哈林，现在也犯了可耻的机会主义；象我辈这样浅薄的马克思主义者，更何可自满，一旦自满，便是自已阻住自己的进步。就是反对派的旗帜，也决不是张天师的灵符，小资产阶级意识没有根本去掉，对过去机会主义的系统没有深刻了解并坚决参加斗争的分子，若仅仅站在这一旗帜之下骂几声史大林李立三的机会主义，便以为机会主义的魔鬼永远不会近身，这便是妄想。我们要真能免除机会主义的错误，只有在马克思列宁的遗教中，在无产阶级的群众斗争中，在同志相互批评中，不断的虚心学习，才庶几可望。
我坚决的认为，中国革命过去的失败，客观上原因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党的机会主义之错误，即对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策之错误。（附注一）当时中央负责同志尤其是我，都应该公开的勇敢的承认过去这种政策毫无疑义的是彻头彻尾的错误了，但只是简单的承认错误还不够，必须忠实的彻底的认识过去的错误即机会主义的政策之内容及其原因结果是些什么，并且毫无顾忌的暴露出来，然后才可望不至继续过去的错误，方可望不至使下次革命又蹈于以前机会主义的复辙。
本党创立之初虽极幼稚，然在列宁主义的国际指导之下，尚未曾做出很大的错误，如坚决的领导工人斗争和对于国民党阶级性之认识。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由国际召集的远东劳动人民大会，中国方面是由本党领导国民党及其他各社团的代表进行的，大会的决议，在东方殖民地国家应进行民主革命的斗争和在革命中进行农民苏维埃的组织。于是中国党的第二次大会（一九二二年）遂决议了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政策，并根据此议决发表时局主张。同时青年团国际代表达林来中国，向国民党提出民主革命派联合战线政策。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严词拒绝了，他只许中共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而不承认党外联合。大会散会不久，共产国际即派代表马林来中国，要求中共中央全体委员在西湖开会，提议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力言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去改进这一党以推动革命。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委员：李守常、张特立、蔡和森、高君宇及我，都一致反对此提议，其主要的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最后，国际代表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从此国际代表及中共代表进行国民党改组运动差不多有一年，国民党始终怠工或拒绝。孙中山屡次向国际代表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的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国际代表马林因此垂头丧气而回莫斯科。继他而来的鲍罗廷，他的皮包中夹有苏俄对国民党巨量物质的帮助，于是国民党始有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的改组及联俄政策。
在此时期前后，中共所染机会主义还不很深，所以还能够领导“二七”铁路大罢工（一九二三年）和“五卅”运动（一九二五年），都未受国民党政策的牵制，并且有时还严厉的批评国民党的妥协政策。“五卅”运动中，无产阶级一抬头，便惊醒了资产阶级，戴季陶的反共小册子便应运而出了。是年十月，在北京召集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我在政治决议案委员会提议：戴季陶的小册子不是他个人的偶然的事，乃是资产阶级希图巩固自己阶级的努力，以控制无产阶级而走向反动的表现，我们应该即时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领导群众，而不为国民党政策所牵制。当时的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负责同志们一致严厉的反对我的提议，说这是暗示中共党员群众走向反对国民党的道路。主张不坚决的我，遂亦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
次年（一九二六年）蒋介石的三月二十日政变，正是执行了戴季陶的主张，在大捕共产党，围剿省港罢工委员会、苏俄视察团（内多联共中央委员）及苏俄顾问的卫队枪械后，国民党中央议决共产党分子退出国民党最高党部，禁止共产党分子批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共产党及青年团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团员名册缴存国民党，我们都一一接受了。同时我们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特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计划。国际代表不赞成，并且还继续极力武装蒋介石，极力的主张我们应将所有的力量拥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来巩固广州国民政府和进行北伐。我们要求把供给蒋介石、李济深等的枪械匀出五千支武装广东农民，国际代表说：“武装农民不能去打陈炯明和北伐，而且要惹起国民党的疑忌及农民反抗国民党”。这一时期是最严重的时期，具体的说是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公开的强迫无产阶级服从它的领导与指挥的时期，是无产阶级自己正式宣告投降资产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甘心作它的附属品之时期（国际代表公然说：“现在是共产党应为国民党当苦力的时代”。党到了这一时期，已经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完全成了资产阶级的极左派，而开始堕入机会主义的深渊了。我在三月二十日事变后对国际报告中，陈述我个人的意见，主张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否则其势必不能执行自己的独立政策，获得民众的信任。国际见了我的报告，一面在真理报上发表布哈林的论文，严厉的批评中共有退出国民党的意见，说：“主张退出黄色工会与退出英俄职工委员会，已经是两个错误，现在又发生第三个错误——中共主张退出国民党”。一面派远东部长吴廷康到中国来，矫正中共退出国民觉之倾向。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
其后，北伐军出发了，因为我们在机关报《向导》上批评因北伐而抑制后方的工人运动和向农居勒派军费大受国民党的压迫，同时上海工人将近要起来暴动驱逐直鲁军，暴动如成功，必然发生政权问题。此时我在中央扩大会议的政治决议案起草中提议：中国革命有两条道路：一是由无产阶级领导始能贯彻目的；一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必然中途背叛革命。我们此时虽然可以与资产阶级合作，同时要夺取领导权。国际驻上海的远东部一致反对我的意见，说这样的意见会影响同志们过早的反对资产阶级，并且肯定的说上海暴动如果成功，政权应属于资产阶级，工人不必有代表参加。那时我又因他们的批评，而未能坚持我的意见。
一九二七年北伐军占领上海前后，秋白所重视的是上海市政府选举及联合小资产阶级（中小商人）反对大资产阶级，彭述之、罗亦农和我的意见以为：当时市政府选举及就职，并不是中心问题，中心问题乃是无产阶级的力量若不能战胜蒋介石的军事势力，小资产阶级不会倾向我们，蒋介石必然在帝国主义指挥之下屠杀群众，那时不但市政府是一句空话，势必引起我们在全国范围内的失败。因为蒋介石如果公开的背叛革命，决不是简单的他个人行动，乃是全中国资产阶级走到反动营垒的信号。当时由述之亲到汉口向国际代表及中共中央多数负责同志陈述意见和决定进攻蒋军的计划。那时他们对上海事变都不甚措意，连电催我到武汉。他们以为国民政府在武汉，一切国家大事都应该集中力量在武汉谋解决。同时，国际又电令我们将工人的枪械埋藏起来，避免和蒋介石军队冲突，勿以武装力量扰乱租界等，亦农看了这个电报，很愤激地把它摔在地下。那时我又以服从国际命令，未能坚持我的意见，而且根据国际对国民党及帝国主义的政策，和汪精卫联名发表那样可耻的宣言。
我于四月初到汉口，第一次会见汪精卫，即听到他一些有反动倾向的言论，和在上海谈话时大两样。我告之鲍罗廷，他也说是如此，并说汪精卫一到武汉，即受了徐谦、顾孟余、陈公博、谭延闿间等的包围，渐渐和他琉远了。蒋介石李济深相继屠杀工农后，国民党日益看轻了无产阶级的力量，汪精卫及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的反动态度与政策日益发展。我在本党的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两党联席会议时说：“我们和国民党的合作日益入于危险，他们和我们所争的，表面上好象是这样或那样的各个小问题，实际上他们所要的是整个的领导权。现在只有两条路摆在我们的面前：放弃领导权或是和他们决裂”。会议上以沉默的态度答复了我的报告。马日事变后，我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退出国民党，最后一次，我说：“武汉国民党已跟着蒋介石走，我们若不改变政策，也同样是走上蒋介石的道路了”。当时只有任弼时说一声：“是的呀！”和周恩来说：“退出国民党后工农运动是方便得多，可是军事运动大受损失了。”其余的人仍是以沉默的态度答复了我的提议。同时我和秋白谈论此事。秋白说“宁可让国民党开除我们，不可由自己退出。”我又和鲍罗廷商量，他说：“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容许”。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下去。我自始至终都未能积极的坚持我的提议，一直到此时实在隐忍不下去了，才消极的向中央提出辞职书，其主要的理由是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
国际始终承认国民党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主体，“国民党的领导”这句话，在斯大林口中叫得异常响亮（见中国革命问题中反对派的错误）所以始终要我们屈服在国民党组织之内，用国民党的名义，国民党的旗帜领导群众。一直到冯玉祥、汪精卫、唐生智、何健等全体国民党公开的反动，公开的取消了联俄容共（他们老早就说：“只承认容共而不承认联共”）及帮助工农运动等所谓三大政策。国际还电令我们“退出国民政府而不退出国民党”。所以“八七”会议以后，自从南昌暴动一直到占领汕头，共产党仍旧是隐藏在左派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帜之下，在群众中只看做是国民党的内讧，并没别的什么。中国幼稚的无产阶级所产生之幼稚的共产党，本来就没有相当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的锻炼，一开始便遇着大革命的斗争，只有在国际正确的无产阶级政策指导之下，才可望不至发生很大的根本错误。不幸在以上这样始终一贯的机会主义政策指导之下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怎么会看清自己的前途，怎么会有自己的独立政策，只有步步投降于资产阶级，附属于资产阶级，以至一旦资产阶级的大屠杀到来而我们没有一点办法。长沙马日事变后，国际训令我们的办法是：
（一）土地革命应从下级没收土地，不用国民政府下令没收。然而不要侵犯军官的土地。（两湖的资产阶级、地主豪绅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当时两湖军官的本家亲戚故旧，而或明或暗受他们的包庇。没收土地若以不侵犯军官为条件，便是一句废话。）
（二）以党部的力量制止农民的“过火”行动。（过去就实行了制止农民的“过火”行动这一可耻的政策，然而事后国际却批评中国党“常常成了群众运动的阻碍物”，指为中国党三个最大的机会主义的错误之一。）
（三）消灭现在不可靠的将领，武装两万共产党员，加上从两湖挑选五万工农分子组织新军队。（如果能得到这许多军器，为什么不直接武装工农而还要扩张国民党的新军队？又为什么不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既没有工农兵苏维埃，又没有武装工农，试问由什么人，用什么方法去消灭那些不可靠的将领？想必仍旧是哀求国民党中央撤换他们，国际代表鲁易把国际训令送给汪精卫看，自然是这个用意。）
（四）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以新的工农分子代替老委员。（我们既然能够这样自由处分老委员，重新改组国民党，为什么不能够自己组织苏维埃，而必须把工农领袖送到已经屠杀工农的资产阶级国民党里去，替他们装璜呢？）
（五）以知名的国民党员做领袖（不是共产党员），组织革命法庭裁判反动的军官。（已经反动的国民党领袖所组织的法庭，事实上将是谁裁判谁呢？）
企图在国民党内执行这些政策，仍然是幻想的口头上左倾的机会主义，根本政策一点也没有改变，等于想在粪缸中洗澡。当时要执行左倾的革命政策，根本政策必须转变，即是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真正独立起来，尽可能的武装工农，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推翻国民党的领导。否则任何较左的政策，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当时中央政治局回答国际的电报说接受国际的训令，并且依照方针进行，惟声明不能即时都能实现，因为中央全体同志都认为国际这些训令都是一时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列席中央会议的樊克（听说他是斯大林的特别使者），也以为没有即时执行的可能，他同意中央致国际的电报，说：“只好这样回答”。“八七”会议后，中央极力宣传，说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是机会主义者不接受国际训令（当然即指上述这些训令，此外别无什么训令）即时转变，不知他们以为在国民党圈内能够如何转变，所谓机会主义者是指谁？
党犯了以上这样一贯的根本错误，别的大大小小不可胜述的枝叶错误，自然要跟着不断的发生出来。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的我，当时深深地沉溺在机会主义的大气中，忠实地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不自觉的做了斯大林小组织的工具，未能自拔，未能救党，未能救革命，这是我及我们都应该负责任的。现在的中央说我们企图把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推到国际好躲避自己的责任，这简直是笑话。任何人都不能因为他犯过机会主义而永远取消他批评上级机关的机会主义及他自己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权利，同时任何人也不能因为机会主义政策之来源出于上级机关而有躲避自己执行机会主义政策的责任之自由。机会主义政策固然来源于国际，然而中国党的领导者为什么不向国际抗议而忠实地执行，这个责任又推到谁呢？我们应该很坦白的很客观的认识过去以至现在的机会主义政策，都是来自国际，国际是应该负责任的。幼稚的中国党还没有自己发明理论决定政策的能力，至于盲目的执行国际机会主义政策，而没有丝毫认识与抗议，这是中国党领导机关应该负责任的。若是互相推诿，大家都各自以为没有什么错误，难道是群众的错误吗？这不是太滑稽，简直对革命不负责任。我坚决的相信，我或别的负责同志，如果当时能够象托洛斯基同志对于国际机会主义政策之错误有那样深刻的认识，有那样坚决的争辩，不但自己争辩，并发起全党党员群众的热烈讨论争辩，其结果即或走到被国际开除和党的分裂，也于党于革命都大有补救，也不致使革命这样可耻的失败，使党这样政治破产。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的我，竟没有这样做，党若根据我过去这样的错误，更或者因为我坚持过去的错误路线，对于我有任何严厉的处罚，我都诚恳的接受，而没有半句话可说。然而现在中央开除我的党籍之理由是：
（一）说我“根本无诚意去认识自己在中国大革命时代之机会主义领导的错误，没有决心去认识过去的真正错误所在，便必然不可免的要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其实我正因为根本的诚意的认识过去机会主义领导的真正错误所在，和决心反对现在及将来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而被开除了。
（二）说我“不满意共产国际的意见”，“根本便不愿赴莫去接受国际的训练。”我所受国际机会主义的训练已经受够了。以前因为接受国际意见，而做了许多错误，现在因为不满意国际意见而被开除了。
（三）我在八月五日致中央信中有下列诸语句：“此外，这两个阶级之‘阶级的经济利益’根本矛盾，还有什么呢？”“当广州暴动前后，……我曾写了几封信给中央，指出国民党政权决不会象你们所估计那样的崩溃，”“现时，群众虽有些斗争，而拿它当作革命高潮到来的象征还太不够。”“一般的合法运动，自然是放弃革命之企图，但在一定条件之下，为发展我们的力量，有必要时，列宁所谓：‘不带何等白热性的一切合法的可能手段，在这个时期（即过渡时期），也不应一概排弃。’”中央把这些语句似是而非的改为“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也没有了”；“现在统治阶级不是走向崩溃，革命斗争不是开始复兴而是更加衰落”，主张应采用“合法的方式”,并且每个语句都加上引号，好象是引用我的信的原文。这也算是开除我的理由。
（四）我在十月十日致中央信中说：“在目前没有革命高潮的时期，即反革命的时期，应该提出总的民主主义的口号，如在‘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之外，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国民党军事专政’‘召集国民会议’等……必须使广大民众在这些民主的口号之下活动起来，才能动摇反革命的政权，才能走向革命高潮，才能使我们的‘打倒国民党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等根本口号，成为民众运动中的行动口号。”我和彭述之同志在十月二十六日致中央信中说：“目前即非直接革命的过渡时期，便须有适合过渡时期的总的政治口号，方能争取群众，工农苏维埃在目前只是宣传口号，目前若提出‘为组织苏维埃而斗争’作行动口号，当然得不到无产阶级群众的回声”。中央说我们是“主张以‘召集国民会议’为目前的‘总的政治口号’来代替‘打倒国民党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这也是开除我的党籍的理由之一。
（五）我说要指出“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卖国政策或误国政策”，使还有民族偏见的“广大民众能够同情于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国民党借口中东路问题向苏联进攻的阴谋”。这正为帮助拥护苏联的口号能够深入群众。中央说我是“以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的口号来代替拥护苏联的口号。”这也是开除我的理由之一。
（六）我写给中央几封信乃是党中严重的政治问题，中央延搁起来久不发表，而且国际代表及中央向我明白宣告以不能公布党内不同的政治意见为原则。由党员群众合法讨论以纠正中央错误这一方法，既己绝望，我不应再为寻常的组织纪律所拘囚，更不必阻止同志们传观我的信稿。这也是开除我的理由之一。
（七）“八七”会议以后，中央不许我参加任何会议，未曾派我任何工作，直到本年十月六日（距开除我的党籍只四十天），因为我几次发表批评中央继续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路线，他们为准备开除我的手续，才忽然来信说：“中央决定你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限定你一周内作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我此时已根本承认托洛茨基同志的主张是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我如何能说和自己意见相反的假话！
（八）我们只知道托洛茨基同志是坚决的反斯大林、布哈林机会主义政策的，我们不能听斯大林派的造谣，便相信和列宁携着手创造十月革命的托洛茨基同志真有反革命的事实（只拿中国的斯大林派李立三等对于我们的造谣，就可证明）。称托洛茨基为同志，中央便说我们“已经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走向反革命”而将我们开除了。
同志们！中央现在竟勉强制造以上这些无理由的理由，将我的党籍开除了，并且凭空加我以反革命的罪名，我相信同志们对于这件事多半还莫名其妙，就是中央他们自己也说：“有些人或者有些莫名其妙！”可是他们竟公然在有些同志还其名其妙的状态中将我开除了，说我反革命了，他们为什么要诬蔑我为反革命？我却“很〔莫〕名其妙”。这就是现代中国人新发明的攻击异己的武器。例如国民党大骂我们共产党是反革命以掩饰他自己的罪恶，蒋介石挂着革命的假招牌欺骗民众，妄以他自己为革命之化身，凡反对他的就是反革命就是反动分子。
许多同志都知道，中央开除我的党籍，这些无理由的理由，都不过是表面的官样文章。实际是讨厌我在党内发表意见，批评他们继续过去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厉行以下的破产政策。
全世界各资产阶级的国家，那一国还都有封建的遗迹和袭用封建式的剥削方法（黑奴和南洋群岛的“猪仔”，事实上就是封建奴隶制度），有些国家甚至还存在封建势力，中国就是其中一例，我们在革命中自然不能放过他，可是国际及中央一致认为：中国在经济政治上都仍然是封建残余占优势，并保持统治地位。因此，他们竟把这种残余当做革命之目标，把压迫革命的主要的当面死敌——资产阶级势力轻轻放过，把资产阶级一切反动行为都归到封建。仿佛说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是要革命的，他永远不应该反动，一反动便不能称为资产阶级。因此，他们不承认国民党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不承认国民政府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其结论必然是：中国在将来或现在，除了国民党以外，或在南京的国民党之外，还有一个不反动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党存在。因此，现在在策略上，在实际行动上，是跟着改组派做倒蒋的军事投机；在政纲上，是主张将来的第三次革命。至于其革命的性质（附注二）仍须以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阶段为限，反对在将来的革命中侵犯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反对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像这样始终一致的迷恋资产阶级和对于资产阶级的幻想，不但是继续了过去的机会主义，而且更加深了必然要造成将来革命之更可耻更悲惨的失败！
“建立苏维埃政权”，如果是用为行动口号，必须在革命高潮中客观条件已成熟时才能够发出，不是任何时都可以任意乱来的。（附注三）过去在革命高潮中，未采用“组织苏维埃”和“建立苏维埃政权”这等口号，自然是主要的错误。在将来革命一起来，立刻就要组织工农兵苏维埃，就要发动群众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一口号奋斗，并且应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而不是什么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在当前反革命势力全盛的时代，大众的革命运动没有高潮的时代，不管任何角度来看，“武装暴动”和“建立苏维埃”的条件在客观上都未成熟。“建立苏维埃”目前只能是教育宣传口号，若用为行动口号，号召工人群众马上实际行动起来为“建立苏维埃”而奋斗，必然得不到群众的应声。所以目前在行动上应该采用最民主主义的口号：“为召集国民会议奋斗”。因为这一运动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了。目前，可以仅仅用这一口号推动广大群众，从政治暴露斗争走向革命高潮，进而发展为“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可是，继续执行盲动主义的中央派却完全与之相反，他们认为革命复兴的气运已经成熟；（附注四）并指责我们认为工农苏维埃在目前只是宣传口号，自然他们认定目前已经是行动口号了。所以，不断地以命令强迫党员代替群众上街示威，以命令强迫罢工，每个小的日常斗争，都要任意强迫扩大到政治斗争，以至工人群众甚至工人同志更加和党脱离了。并且最近在江苏代表大会上，竟至议决了“组织大的罢工运动”和“地方暴动”。自从去年夏天到现在，上海工人起来一些小小斗争的萌芽，一露头即被党的盲动政策铲除了，今后自然还要继续铲除，江苏省代表大会的议决案，如果真去执行，更要大大的铲除。现在我们的党已经不是助长工人革命斗争高潮的领导者，而成了铲除工人斗争萌芽的刽子手！
现在的中央，忠实地依据在国际直接指导之下，第六次大会的破产政策路线（附注五）执行上述的破产政策，把过去的机会主义和过去的盲动主义结合起来，以断送党断送革命。无论是国际或中央过去不自觉地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致革命失败，已经是罪恶了；现在既经反对派的同志很明白的指摘出来，还是悍然不承认过去的错误，而且自觉地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还要为了掩护少数人自己的错误，不惜自觉的抛弃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路线，滥用上级机关威权，箝制党内的自我批评，并且对于发表政治意见的同志大批的开除党籍；有意造成党的分崩离析，这更是罪恶以上的罪恶，更是顽钝无耻。每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都不应该害怕在群众面前公开的自我批评，党只有勇敢的实行自我批评，方能够获得群众，决不会因此失掉群众。反之，象现在的中央这种掩护自己的错误，则真要失掉群众。全党大多数同志，对于党这样的错误与危机，没有不或多或少感觉到的。我们只要不是简单地为领生活费混饭吃，只要自己有一点觉得对党对革命不肯放弃责任，任何同志都应该站起来严厉的实行对党自我批评，以拯救党的危机；倘眼看着党日就危亡，而袖手旁观，默无一言，这也是一种罪恶！
同志们！亲爱的同志们！我们都知道，谁一开口实行自我批评，党的错误还未纠正，谁就自己先失掉了党籍。但是我们要权衡一下，自己个人一时失掉党籍和拯救整个党的危机，孰轻孰重？
自从“八七”会议定出武装暴动的总方针，各处实行暴动，我曾写过好几封信给当时的中央，指出当时群众的革命情绪并不是高涨，国民党政权也不会很快的崩溃，没有客观条件的随便暴动，只有更加削弱党的力量，更加使党离开群众，应该改变政策，在日常斗争中争取群众，团结群众。当时的党中央以为普遍的武装暴动是纠正机会主义之绝对正确的新的路线，主张要估量暴动的条件和计较成败，便是机会主义。当然对我的意见，不但丝毫不加考虑，而且当做笑话到处宣传，说这是我仍旧没有改正机会主义的错误之证据。我当时为党的组织纪律的拘囚，不得已取了消极态度，而未能积极的超越组织对中央的毁党政策作坚决的斗争，致党走上了崩溃的道路，这也是我应负责任的。其后经过第六次大会，我还是怀着错误的见解，还是幻想新的中央受到许多事实的教训，将能够自己醒悟过来，未必盲从国际的错误路线到底。我自己仍是继续消极态度，不欲独持异议，致引起党内纠纷，虽然我对于六次大会的根本路线十分不满，直到经过蒋桂战争及五卅纪念运动，我深深的感到中央牢不可破的继续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明明是不会自己改变的了，非有自下而上党员群众合法的公开的讨论和自我批评，是不能纠正领导机关严重的错误路线了。然而党员群众都在组织纪律的拘囚与箝制之下，一时陷于“敢怒而不敢言”的状况。此时我实在不忍眼见无数同志热血造成的党，就这样长期的在严重错误路线之下破灭消沉下去。不得不挺身出来，自从八月初起开始向党发表意见，以尽我的责任。此时有些同志还劝阻我说：“中央的人们把他们少数领袖的利益，看得比党的利益和革命的利益更重要，他们坚决的企图掩护自己的错误到底，决不能接受同志的批评。象你这样不避忌讳的批评他们，他们将来会借故开除你的党籍”。我知道这个，然而我爱党的心逼迫着我一定要走向不顾计到我个人利益的道路。
国际及中央一向是反对算旧帐的，一直到现在看见我批评了他们的错误，他们才忽然想起来说我：“无诚意去认识自己在中国大革命时代之机会主义领导的错误，没有决心去认识过去的真正错误所在，便必然不可免的要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这几句话正是他们自己的真实写照。其实，我若是能够昧起良心来不顾阶级利益和他们肮脏一气，没有决心认识过去的真正错误所在，并附和他们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他们必然还要借重我老机会主义的笔和口，来攻击所谓托洛茨基主义，以希图大家心心相印的掩护自己的错误，更何至于开除我的党籍。和社会恶势力奋斗了大半生的我，怎肯做这样颠倒是非黑白的下流事。李立三说：“中国的机会主义者，（附注六）不愿意正确的去认识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而想躲藏到托洛茨基主义旗帜之下，来掩饰自己的错误”。其实，在托洛茨基同志所发表的文件中，他所指责我个人的话，比斯大林、布哈林更严厉；然而我不能因为他指责了我个人，便不肯承认他所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我宁愿受任何同志任何严重的批评，而不愿使过去革命的经验与教训埋殁下去；我宁愿今天被李立三等少数人开除我的党籍，而不愿眼见党的危机而不力图拯救，将来要受党员群众的责备。我宁愿心安理得的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受恶势力几重压迫，不愿和一切腐化而又横暴的官僚分子同流合污！
同志们，我知道中央开除我的党籍，完全是他们少数人为掩护他们自己错误的一种手段。这样一来，不但免得我在党内发表意见和主张要公开的讨论政治问题，并且拿开除我向党员群众示威，叫大家都免开尊口，我知道决不是党员群众有开除我的意思。我虽然被党的上层少数领袖开除了，我和党的下层群众丝毫没有什么隔阂与芥蒂。所有党中的同志，只要不是始终坚决的跟着斯大林派（国际的和中国的）的机会主义政策走，我仍旧要和你们携着手为无产阶级服务。
同志们！亲爱的同志们！现在党的错误，不是枝节的局部的问题，仍旧和过去一样，是斯大林所领导的国际整个的机会主义政策在中国之表演。甘心做斯大林留声机器的中共中央负责的人们，自今还没有一点政治自觉，而且日益倒行逆施，无可救药了。列宁在联共第十次大会上曾经说过，“党内有了根本不同的政治意见，而又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解决，小组织才是正当的”。他当年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派运动，就建筑在这个理论之上的。现在我们党的危机也不容许在党内有别的方法（即党内合法的公开争辩）来解决了。我们每个党员都负有拯救党的责任，应该回复到布尔什维克精神与政治路线，一致强固的团结起来，毫不隐讳的站在托洛茨基同志所领导的国际反对派即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之下，坚决的，不可调和的，不中途妥协的和国际的及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者奋斗到底。不但反对斯大林的及类似斯大林的机会主义，并且要反对季诺维也夫等的妥协态度，不怕所谓“轶出党的范围”，不惜牺牲一切，以拯救党拯救中国革命。
此致
无产阶级的敬礼！
陈独秀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
本篇附注皆系作者原注。
（附注一） 史大林说：“多数派在一九○五年中的政策是不是正确的呢？是正确的，但未〔为〕什么有了苏维埃的存在。有了多数派的正确政策，一九○五年革命还是不能胜利呢？这是因为封建残余和专制政府要比工人革命运动的力量强大些。能不能说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过去没有提高了无产阶级的战斗力，没有亲密无产阶级与广大群众的关系，和没有增长无产阶级在这些群众中间的威望呢？很明显是不能这样说的”。正确的政策固然不是胜利之唯一保证，而错误的政策却是失败之主要的保证。若以为商人之力量如果强大些，虽有正确的政策还是不能胜利，则俄国一九○五年的失败和中国一九二七年的失败以及一切革命工人运动之失败都是定命的了！我不愿意史大林为中国党有这样的辩护，我更（不）愿籍史大林的话为我自己辩护。
（附注二） 中国革命之现阶段是反革命时期。目前对于民主的反革命运动，只有走向革命之可能，而不是革命。至于改组派倒蒋运动，只是反革命的国民党内部冲突，根本连民主运动还说不上。只有民众高潮发展到推倒整个的资产阶级国民党政权，才算是革命。六次大会所谓“中国革命现在的阶段是革命的阶段”，事实上应该指是将来的第三次革命。他们承认现在的阶段是革命的阶段，所以产生出思想混乱的“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政纲”，即所谓“中国革命之十大要求”，这正是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之混合物。
（附注三） 一九一七年四月巴格达梯夫为首的一部份多数派，发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列宁尚且公开的责骂他们发出这一口号大早，说他们是冒险。
（附注四） 最近国际训令说：中国革命复兴已经成熟了。中共中央初接此训令时，尚疑成熟二字或译文有误，后交宣传部查对原文，译文并未错误。同前在江苏省代表大会中，多数代表对成熟二字也一致怀疑，群起争论，后经中央出席委员极力坚持，终于决定中国革命复兴已经在他们的头脑中成熟了（大概他们以为改组派倒蒋就是革命复兴）。
（附注五） 第六次大会所决定之破产的路线，用白纸黑字写在议决案上，如：“中国革命现在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性民权革命”“实现工农民权独裁制”“富农还没有消失革命性……不应加紧对富农的斗争”“革命运动现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新的革命高潮之象征已经可以看见……一省或几省革命高潮与苏维埃政权的前途是可能的”“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等等。中央所忠实执行的正是这些破产的路线，项英、李富春、何孟雄等调和派，以为六大议决案没有错，只是中央执行的不对。这是表现出这班调和派不但不懂得我们反对派的政治路线是什么，并且也不懂得国际直接指导之下六大的政治路线是什么，他们自己更是没有路线。
（附注六） 李立三辈对于机会主义，不愿探本溯源的使全党认识机会主义整个的路线之错误，而是想利用党的宣传机关与权力，把那几个个人造成机会主义的象征，以集中全党同志的视线，形成群众心理，好自然而然的把他们自己除外了。他们对盲动主义的宣传也是这样，只是瞿秋白造成盲动主义的象征，好把他们自己除外。其实在汉口时代，瞿秋白在农民部通告上，大骂农民“过火”，运动是流氓行动，命令各级党部须顾到国民政府一般政策。马日事变后，国际代表鲁易说了一声：“国民党中央已经是反革命了”。李立三马上红着脸提高了嗓子抗议道：“鲁易同志说这样的话，简直是送棺材给中国党”。蔡和森力主自行取消武汉总纠察队武装，以避免和国民党军队冲突。请问：这些都是表现什么意识什么主义？！杨殷及罗绮园都曾亲自告诉我：“李立三在广东省委负责时，他所表现的盲动主义比全党任何同志都厉害”。
[1] 《告全党同志书》一文，见之于多种现代史资料书刊，其中某些字句互有出入。现以1930年4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查获件（上报蒋介石的手抄本）为主，并参阅其他本子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