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1968年革命

　　这本《一九六八年法国革命》终于历时七个月译完，而且加上了不少有参考价值的附录。也许有人要问：你为什么要弄出这样一本份量不算太小的书呢？此时此地根本没有几个人知道或承认法国在一九六八年发生过一次革命——因为革命并没有成功。出版这样一本书来谈那远隔万里而并没有实现的事情，人家读了它既无助于考试，又无补于挣钱，有几个人会拿来看呢？这样的质问，确实不容易回答。

　　但我相信此地的青年根本上和世界各地的青年一样，不会永远两眼只看着文凭和饭碗的。就算是目的只在于文凭和饭碗，有时也要连带顾及其他，才能保证达到目的。

　　一九六八年法国的五月运动，从两方面看起来是有世界性重大意义的。第一，这是近年流行于全世界的学生运动中影响最大的一个；第二，这是二十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工人运动。触发这次运动的“小集团”，从前曾向德国、意大利、美国的老大哥学习，而五月运动之后，别国的青年又反过来非常热心于去法国取经了。此时此地的青年，有很大一部份是背向东风而向往于西方世界的，对于西方世界，尤其是西方青年中这样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件，实在有仔细看清楚一点的必要。

　　书是谈法国革命的，两位作者却是英国人。有人说近三百年的英国人是最不懂革命的。这两位作者似乎并不特别出类拔萃。他们的观点符合卡莱尔（Thomas Carlyle）和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传统，对革命和反革命采取各打三十大板的态度，不过，英国人却是最实事求是的。这本书对事实的搜集纪录相当详细可靠。有此优点，就值得介绍了。读者总不能希望作者代替他来思考，判断。

　　译文在忠实于原文的前提下求其能达意通顺。有几处显然是原书排印错误或作者笔误的地方（一处是日期，两三处是前置词和冠词），径自按道理改了，并未注明。

　　旁注分两种，凡未注明是译注的，都是原注翻译出来的。还有几处为使译文易于了解而添加的几个字或极简单的注解，就插在正文中，用方括号括起来。

　　附录九篇，为的是多提供一些参考材料。译者所写那篇，关于一九六九年的总统选举部份，主要是介绍克礼文的立场和竞选活动，这是因为他的竞选活动是最新鲜，最特别，跟五月革命最有关连，但此地报刊上最少报道的；至于那些主要竞选者的立场和活动，材料到处都有，用不着我们再来罗嗦了。

一九七○年四月

序言

　　一九六八年的五月革命是法国社会的一场大动荡，其规模达到使地震仪破裂的程度。这是那样的一种事件：它令你在好几个月之后想弄清楚它的意义的时候，还觉得头晕目眩。

　　这本书企图做到三件事情：第一，叙述在那动乱的几个星期中真正发生过的事情；其次，说明这一场爆炸在法国政治上的前因后果；最后则把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形势的新鲜和有创造性的一些特点指出来。这些特点就是本书的中心部分《革命的实验》那几章的内容。这几章是曾在一时之间代替了旧制度的那种新制度的概观，它们严格地说明了这次革命是为了什么。

　　法国这场震动，不是西方工业社会在满怀着自信心向前迈进中发生一个小差错这么简单。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这场震动几乎把欧洲最具威严的那个政府推翻了。这事件的教训，应该好好地加以考虑，因为这些教训提示出，七十年代的西方政治，会是什么样子的。

作者

1968年8月1日于巴黎

资料来源的说明

　　编写刚才发生的事件的历史，有一点便利之处，就是，那历史的创造者大概还可以见到，而且有时愿意说话。我们未能访问戴高乐将军，但他的许多敌对者比较容易接近。我们特别要感谢比耶尔·弗朗（Pierre Frank），让—弗朗斯瓦·郭朔（Jean-Francois Gochau），玛·克拉维茨（Marc Kravetz），阿琳·克礼文（Alain Krivine），以及米歇尔·列卡拿蒂，他们在这场危机中，从头到尾都让我们知道他们的动态。我们也要感谢许多其他对法国这个事件的观察家（政治家，外交家，记者，学生），他们慷慨地把他们的见解告诉我们。我们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以免他们要为我们对事件的解释分担责任。可是，在涉及《观察》周刊的同事罗伯特·斯蒂文斯（Robert Stephens）的时候，我们这样做就未免冒险了，因为我们特别要感谢他的教益，我们希望他会原谅我们这一点。

　　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们毫不踌躇地利用了法国全国性的报纸，还有极端派青年组织的出版物，例如《行动》，《青年先锋》，《为人民服务》，以及《造反者》。我们阅读了无数的传单和小册子。但我们觉得比其他一切都更值得感谢的，是那份无与伦比的资产阶级报纸《世界报》。等到将来人们编写二十世纪的新闻事业史的时候，《世界报》一定会占一个光辉而孤高的顶峰。显然，别人也和我们一样觉得它富有吸引力：它的发行数，在1968年3月22日（康边迪的组织诞生的那一天）是429,099份，到5月30日（戴高乐将军自拔于深渊的日子），就高升到688,300份了。该报所有的报导和评论都非常精彩，如果特别指出某几篇，就似乎有所偏颇了。不过，在探讨五月危机的意义时，我们觉得下列各位所写的特别深刻：

　　Raymond Barrillon, Pierre Drouin. Maurice Duverger, Jacques Fauvet, Andre Fontaine, Frederic Gaussen, Bertrand Girod de l’Ain, Guy Herzlich. Jean Lacouture, Michel Legris, Edgar Morin, Joanine Roy, Alain Tourain, Pierre Viansson-Ponte.

一些简称和登场人物

●　青年政治团体

JCR——Jeunesse communiste revolutionnaire (Troskyist; followers of Pierre Frank)

　　革共青——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托洛茨基主义者；弗朗派）

FER——Federation des etudiants revolutionnaires (used to be CLER Comite de liaision des etudiants revolutionnaires) (Troskyist; followers of Pierre Lambert)

　　革学联——革命学生联合会（过去是革学联委——革命学生联络委员会，托洛茨基主义者；蓝伯尔派。）

UJC(M-L)——Union des jeunnesses communistes marxistes-leniniste (Pro-Chinese)

　　共青联（马列）——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亲华）。

UEC——Union des etudiantes communistes (Orthodox Communists)

　　共学联——共产主义学生联盟（正统派共产党领导）。

Occident (Right-wing strong-arm boys)

　　西方团（右派暴力青年团体）。

注：西方团Occident，O之后是两个反向小写c的字符，找不到，先这样输入）

●　政治运动和阵线

22 March——三·二二运动，是丹尼尔·康边迪（Daniel Cohn-Bendit）在巴黎大学南泰尔分校的“自发性”的组织。

3 May——五三社，是一批有崇高理想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巴黎成立的短命的团体，其分子主要是大学研究人员。由“大行运”（MAU—Mouvement d’action universitaire大学行动运动）派生出来。

CVN——Comite Vietnam national

　　全越委——全国越南委员会，该委员会致力于传播和发动左派反美情绪。

●　学生和教师的组织

UNEF——Union national des etudiants de France

　　法全学联——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左派控制的；学生抗议行动的发言人和统筹者。）

FNEF——Federation national des etudiants de France

　　法全学总——法国全国学生总会（右派的对抗组织）。

SNESup——Syndicat national de l’enseignement superieur

　　高教会——全国高等学校教师工会（左派领导的高等学校教师工会，在革命中很活跃。）

FEN——Federation de I’education nationale

　　全教会——全国教育会（主要的教师工会联合会）。

●　中学生政治组织

CAL——Comite d’action lyceen

　　中行委——中学生行动委员会（极左的中学生派别组织，在革命中担任发动青少年；从各中学越南委员会[CLVs]派生出来）。

MJC——Mouvement de la jeunesse communiste

　　共青运——共产主义青年运动（正统派共产党的中学生组织）。

●　工会

CGT——Confederation generale du travail

　　总工会——法国总工会（共产党领导；最强大的总工会）。

CFDT——Confederation francaise et democratique du travail

　　法民总——法国民主总工会（第二强大的总工会，过去和天主教会有关系）。

FO——Force Ouvriere

　　工人力量——工人力量总工会（第三强大的总工会；因反对共产党取得总工会领导权而分裂出来的工会组织）。

CFC——Confederation francaise des cadres

　　职员总会——法国职员总工会（白领工人和低级管理人员的工会）。

●　政党

UDR——Union pour la defense de la Republique

　　保国同盟——保卫共和国同盟（戴高乐派用这个名义参加1968年6月大选）。

UDVe——Union democratique pour la Ciquieme Republique

　　第五共和同盟——第五共和国民主同盟（大选前的戴高乐党）。

Independent Repubicans. (Valery Giscard d’ Estaing’s parliamentary group.)

　　独立共和派（戴斯田的议会集团）。

PCF——Parti communiste francais CPF

　　法国共产党。

FGDS——Federation de la gauche democrate et socialiste

M. Francois Mitterranu

　　民社左联——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左派联盟。（米特朗［M. Francois Mitterranu］所领导的社会主义联盟，包括三个政治“家族”：

——Guy Mollet’s SFIO (Section francaise de l’internationale ouvriere摩勒领导的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

——the Radicals激进社会党；

——the Convention des institutions republicaines共和政团大会（一些政治社团的代表会议）。

PDM——Progres et democratie moderne

　　民进党——现代民主进步党（杜阿梅［M. Jacques Duhamel］所领导的中间偏左团体）。

PSU——Parti socialiste unifie

　　统一社会党（社会民主主义光谱里面极左的一个分裂派）。

●　极端派政党

PCI——Parti communiste internationaliste (French branch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Trotskyist)

　　国际主义共产党（第四国际法国支部——托洛茨基派）。

OCI——Organisation communiste internationaliste (rival Trotskyist faction, not affiliated to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国际主义共产团（对抗的托洛茨基组织，不属于第四国际）。

PCMLF——Parti communiste marxiste—leniniste de France (Pro-Chinese)

　　马列法共——法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亲华）。

●　农民组织

FNSEA——Federation nationale des syndicats d’exploitants agricoles

　　农垦总会——全国农垦业总会。

CNJA—Centre national des jeunes agriculteurs

　　青农会——全国青年农学家协会。

第一章　造反的学生

　　1968年3月18日侵晨，一队左派学生袭击队，越过塞因河到右岸的繁盛地区，用小量炸药炸开了美国大通银行、美国银行、和环球航空公司的巴黎办事处的玻璃窗。隔了两晚之后，又轮到美国运通银行。警察方面迅速采取行动，镇压这种反对越南战争的表示，到星期五早上为止，已经拘捕了两名青年和三名中学生，全部是极端派组织的成员。

　　同日，即1968年3月22日晚上，在巴黎大学的南泰尔分校举行了一个会议，抗议逮捕这些人。很晚时候，在听完演说之后，有一群示威者涌上校内的钟塔大楼，到九楼的校务处，一路把锁了的门撞开。然后他们坐了下来，无形中变成了一个学生评议会，越来越兴奋地而且有目标地进行讨论直到深夜。好几个月以来，学校当局一直不肯承认这些青年战士有在校内谈政治的权利。现在他们觉得已经夺得这种权利了。有人提议正式表示赞造成这个行动。表决结果是142票赞成，2票反对，3票弃权。在会议结束时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团体。这团体本来自称为“一百四十二人团”，可是后来以“三二二运动”的名称闻名世界。信管已经引发。学生造反冒出头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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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事件——发生在一个星期之内，简直无人注意——可以作为例子，说明由它所引起的那次革命的主要特征：学生领袖既大胆又懂得战略；他们对事变的反应非常迅速；他们的哲学是直接行动和不断的挑衅；他们故意挑引警察来镇压，藉此争取尚未卷入漩涡的广大群众的支持。这同时表明法国青年运动中既存的两大流派如何汇合，并造成严重的后果。这两派，一个是政治派，集中注意于越南战争问题——这问题是左派战斗性的有力发动者；另一派是在法国教育制度内部生长起来的，因为教育制度的各种弊病而滋长壮大。在巴黎发生对美国产业的攻击，并立即在南泰尔引起反响，这并不算是怎样偶然的事情。

　　这次革命一开始，就有一个最引起大家兴趣的问题：究竟这场烈火是像野火一样自发地烧遍全法国，还是一批阴谋家制造出来的呢？答案是：两者都是。如果没有一批极其优秀的革命家作为坚实的核心，这场革命就不会发生；这批革命家对于思想和行动两方面都擅长。他们是学生这块面团中的酵母。可是等到面包烤熟的时候，面团和酵母就分不开了。发酵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一个微小的革命先锋队引爆了一个大规模而自发性的学生抗议运动。这个广大集团一旦发挥出它本身的动能，那革命“核心”就只能加以很松懈的操纵和控制。学生和警察冲突，建立街垒，做出许多被人传诵的英雄事迹，占领大学。学生的战斗榜样又引发工人起来“罢工并占领工厂”。这是第二个也是决定性的阶段，为革命家所渴望的，但只是间接地由他们引起。情形仿佛是这样：那本来被消费者社会的物欲所麻醉的法国产业工人阶级，突然之间从学生那里重新学到曾经忘记掉的战斗传统。等到大罢工使整个法国陷于瘫痪，而戴高乐总统沉默无言的时候，那些政客们连忙来参加，给他们认为已注定死亡的政权最后一击。

　　在这个过程的每一个阶段上，从起爆的时刻一直到革命的失败，那先锋队都在全力活动中，以惊人的精力从一条战线冲到另一条战线，燃点新的炸药，发出新的战斗命令，企图指挥他们所发动起来的庞大军队。可是，他们自己承认，这支军队对于他们来说是太大了。总而言之，是有阴谋，可是那阴谋很快就淹没在冲动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浪潮中了。这是那些阴谋家自己所提出来的一种分析。他们并不把他们的革命战略当作什么秘密。在五月事变的顶点时，他们的发言人，学生领袖丹尼尔·康边迪，非常坦白地透露他们的计划。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代表巴黎一家左翼周刊《新观察家》访问康边迪（1968年5月20日）。萨特好像一个初出茅庐的记者那样提出问题，而康边迪则讲解怎样干革命。他的表演在一个23岁的人来说，真是辉煌灿烂。

　　他说，谈不到以一次袭击来推翻资产阶级社会。他们的战术是发动若干次革命冲击，每一次冲击引起一个无可挽回的变革过程。这些行动是少数积极分子的工作，坚牢地建立在革命理论的基础上。他们的作用是引起爆发，而并不企图控制由此引起的变化过程。他们的运动之所以有力量，恰恰是因为这运动以一种无法控制的自发性的自然力为根据。学生必须做榜样给工人看，可是学生与工人的结合只有在联合战斗中才能实现。这样的造反行动不能持久，不过它让人们在一瞥中看到那些可能做到和可能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巴黎大学南泰尔分校在1967至68年的冬天成为法国学生风潮的中心呢？这并不简单因为在南泰尔的一万五千学生中间有一个名叫康边迪的富于活动力的野孩子。南泰尔本来被教育部当作将来大学的蓝图，却变成了革命的蓝图。这校舍是一组简陋的用玻璃和钢铁构成的四方匣子，是在六十年代初期，为了减轻那像蚁冢一样拥挤的拉丁区的内部压力，匆忙建筑起来的。第一座建筑物在1964年启用，当时容纳了2300名学生。到1968年，学生数字已增长到了六倍，成为飞升中的法国学生人数的一个不祥的指标。

　　问题的中心是法国大学招收学生的“门户开放”政策：不管是谁，只要能挤过中学毕业会考（这是中学制度的顶峰）这一道难关，就能进大学，并不需要再经什么考试。这种极端宽大的政策，配合起战后人口的旺盛，造成大学生数目惊人膨胀：1946年是123,000，1961年202,000，1968年514,000。这些人群，长驱直入到大学的讲堂，成为设计者头痛心烦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想办法，有一天堤防要崩溃的”，1966年11月在克昂举行全国教育代表大会时，教育部长富歇（Christian Fouchet）提出这个警告。（注1）

　　那些惊慌失措的设计者只想到砖瓦灰泥，而忽略掉那些不那么具体可是足以令人觉得大学教育可喜的乐趣问题。人数的绝对压力掩蔽了其他一切。那情形好像是邀请一场足球比赛的全体观众去参加一个茶会——主人没机会和宾客们会见，瓷器打破了，屋前花园的花草践踏成一片泥尘。在如此重压之下，各大学，尤其是肿胀的巴黎大学，性质完全改变：从前是少数优秀分子的俱乐部，现在成为又无效率又是污秽的教育工厂，仅仅为了尽量收容学生而牺牲了其他一切。师生关系完全崩溃；大学行政人员弄得一塌糊涂；图书馆和实验室都使用过度；索尔邦巴黎大学本部的学生，为了想听他们所选的课，有时竟要预先占位子，听前一堂无关的功课。

　　法国现在正考虑对想入大学的人实行一种淘汰制。只说一个理由吧，“门户开放”政策已经证明造成智力上的灾祸：大约有三分之一至半数的大学生读不到毕业。可是在英国，那里入学试是严格而富于竞争性的，却有百分之九十五能够毕业。法国制度很浪费，因为读完第一年后就实行无情的淘汰，大约有半数的学生要退学。这意味着需要太多的力量（教师，校舍，经费）来应付大批低水平的一年级生，其中很多人的程度永远追不上的。在学生造反当中丢官的年青的教育部长佩列菲特（Alain Peyrefitte），已经看到问题的发生，可是未能及时应付。他在1967年说过：“这情形好像是我们故意造成沉船，以便挑出最会游泳的人。”

　　在十五年内，国家支出的教育经费虽然增加到六倍，可是总括起来说，法国政府的作为仍是太少而且太迟。直到1960年，才真正了解到这问题大到什么程度，那时才下令大批增聘教师，设立四所新的大学（在卢昂，亚眠，里姆斯，和奥尔良），把学生吸引到首都之外去，而在巴黎当地则把两处批发市场，一个卖皮革的，另一个卖葡萄酒的，拨给负担过重的巴黎大学作扩展校舍之用。桑西耶街的皮革市场作为人口过剩的文学院的扩充部分。（在五月革命中，“桑西耶”和索尔邦本身一样，成为造反的坚强堡垒：这是法国第一座真正被学生占领的校舍。）在圣贝尔纳堤岸的葡萄酒市场的理学院新校舍（这是一个粗糙的三合土兽性主义实验的产品），到1968年还没有全部完成，但所容纳的学生已超过预定在完成后所容纳的数目。

　　离开巴黎中心区，在战后新开辟的郊区地带，安置了两个寄宿校舍，一个在奥尔塞，另一个在南泰尔。这种离开拉丁区的种种骚扰的、庞大、分散、美国式的寄宿校舍，是教育部希望用来避免过分拥挤的办法。按照计划，十年后半数学生要住在校内。在绘图板上是这样，要在巴黎周围设立一串新大学，藉以减轻巴黎的拥挤：西边在蒙地松，西北边在蓬特瓦斯，西南边在凡尔赛和特拉普，东南边在第热里和利厄仙，东边在大努瓦西。这些将是八十年代的校舍。可是政府迟迟未进行买地；还有更令人悲观的是，还没有明确决定究竟要设立哪一类型的学校。是旧式的学院，还是新型的综合研究机关，还是科技大学呢？要有所抉择之后，建筑工程师才能够开始工作。

　　可是1968年的学生造反，引起人们对这整个建校计划的怀疑——至少是目前法国式校舍计划。法国学生不愿意住在与周围社会隔离的校舍里，这个社会现在受工业化的影响，正发生如此深刻的转变。他们要住在社会群体中，而不是在营房中。以南泰尔为例，设计者的蓝图把校舍丢在一个社会真空中，简直没有想任何办法把这一万五千多人凝聚起来。再没有比拉丁区和南泰尔更鲜明的对比了：拉丁区非常迷人的拥挤的咖啡座生活，是人人梦想的无拘无束放言无忌的青年生活，而南泰尔是一片苍白、卫生的功用主义（译按：意谓只求实用，毫无美感）。南泰尔的社会学家阿琳·屠琳（Alain Touraine），根据痛苦的体验得来的知识，说二十世纪的大校舍把学生隔离起来，正好像美国式“公司市镇”（注2）把工人隔离起来一样。这样就产生了一群学生大众，像工业无产阶级一样地稠密而难分个人面目，有它自己的不满，自己的领袖，而且日渐感觉到自己的势力。

　　南泰尔是过去幻想的坟墓。本来要把它当作一个大胆的实验，打破法国过去的传统。许多名家从索尔邦转到那边去教书，大量金钱投放了进去。可是它一直是部长们常常要咬牙切齿的原因。这校舍包括一个文学院（包括那富于爆炸性的社会系），一个法律与经济学院，一座食堂，以及互相隔离的男女宿舍，隔着一个无人地带正相面对：“这到底是建筑师的低能，还是性虐待狂呢？”有个记者这样问。最近增建了一个华美的奥林匹克标准大小的游泳池，可是没有公用厅堂，没有种种文化设备，图书馆也尚未完成。尤其糟糕的是，整个校舍的环境是很令人心烦的。完全没有一点屏障。外面最丑陋的景色随处奔来眼底。在校舍的一边，突出着一个满布廉价住宅的大悬崖——真实的悬崖，好像一堵贫贱生活的墙壁遮蔽了地平线。这些归市政府管理的破烂房子，大部分住着外国移植来的劳工，是西班牙人或阿尔及利亚人，属于工资最低的贫贱底层。学生群的道德免不了受到这些邻居的恶劣生活所感染，在校寄宿的1200名学生（差不多男女各半）尤其如此。学生宿舍刚启用的时候，家长们都不愿意让儿女去住，因为太接近贫民区。不久之后就传出很多南泰尔的丑闻；涉及自由性爱、吸毒、娼妓这类事情。“南泰尔女郎”成为下流报刊的特写题材。这些不正常现象（在夸大报道的外表下面是有一些真实性的），和那流行于法国一切大学中的一个问题有关，就是：有些“假学生”的入学目的主要并非读书，而是想得到大学生的含糊不清的社会地位，得到便宜的住所和伙食，同时得到学生证这种护照。这种流弊在一个紧张的制度的松弛中滋长起来。

　　在围绕着南泰尔的那些廉价住宅的外边是一片工业的荒地，破烂而带有伤疤。那里有铁路侧线，有准备建筑地下快车轨道而掘开了的壕沟，有建筑新汽车路所掘开的裂口。在脚下是烂泥、砂砾和稀疏的草地。树木很少。读书的时候耳边常常响着推土机和转辙火车的隆隆声。

　　如果说，毫无美感的环境是促成革命形势的因素之一，那么另一个因素则仿佛是自相矛盾的，那就是：南泰尔恐怕是法国最资产阶级化的大学（法国大学生仍然大部分属于中等阶级：大约只有百分之十出身工人阶级家庭，而英国至少有百分之三十）。南泰尔并非地位卑微者的社会集团。它的招生区域包括巴黎时髦的第16区和第17区，诺夷和布隆树林地方豪华的中等阶级住宅区。这些学生多半是富裕家庭的子女，比索尔邦的学生更时髦，更追随潮流，更会花钱。显露出这点的是女学生，她们穿着开叉裙，闪亮的皮带，迷你裙，靴子，把汽车一直开到校内宽大的停车场。造反精神在男生方面比较明显：长头发，四方眼镜，戚·格瓦拉（Che Guevara）式的胡子。南泰尔在五月间的景象是：许许多多搽脂抹粉的娇娃和不修边幅的革命者同居在一起。

　　对于南泰尔大部分学生来说，教育并不是在社会里向上爬的必要梯子，他们的社会地位已经是稳固的了。南泰尔那种特殊气候，养成学生们无所畏惧，蔑视权威，以及无所谓而易于接受最轻率的主张，也许最主要是由于革命思想种植到自大自信的社会环境中所造成的。

　　不负责任是法国教育制度固有的性质（至少在五月的大震动之前是如此）。实际上，地方当局（注3）毫无决定权；一切行政决策，财政预算，人事任用，全部是远在巴黎并不露面的官僚集团手中的特权。法国的大学就像俄国的工厂一样，按照中央规定的定额工作。全国二十三所大学都由国家根据严格标准化的方针管理，好像政府的一个部门。地方行政人员无能为力，学生怨气腾腾，双方之间的关系是敌对的。明知一切决定要在别处做出，所以有所讨论也是不得要领。学生和教师双方都没有权力，结果种种不满不是经过商谈和实际改革而消失，却是压制住，然后“行为化”成为集体歇斯底里的爆发。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康边迪和他的朋友们能在南泰尔就近找到这许多可燃的物质。

　　学生们有些什么不满呢？当然，有许许多多是细小的。例如过分拥挤，康乐设备缺乏，以及交通问题等。可是另外一些问题却有比较深刻的意义。在拥挤到非常严重的情形下，又因为旧式的大学制度不能适应急速转变并日益技术化的社会的需要，不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不能确实明白他们呆在大学里究竟是为了什么。近年越来越多的学生觉得南泰尔既不象一个专业训练机构，又不象一个统一的文化群体。学生们由于无权参与有关他们生活的决策而深感苦闷。国家管理大学就像管理邮政一&#

译者的话

序言

第一章 造反的学生

第一章　造反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