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德国法西斯主义

俄国资本主义由于它的极端的落后，已证明其为帝国主义锁链中最薄弱之一环。在现在的危机中，德国资本主义，由于相反的理由：即由于它是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它的发展受了欧洲不能解决的困难所限制，亦显示其自身为最薄弱的一环。德国的生产力配置得愈高，它所结合的原动力愈多，它愈将窒息于欧洲的国家系统之中——而这一系统，正如一个荒凉僻壤的动物园中的鸟笼『系统』一样。在紧急时机的每一转点，德国资本主义当碰着那些它曾企图以战争方法来解决的许多问题。经过霍亨索伦政府，德国资产阶级曾准备自己来『组织欧罗巴』。经过布吕宁寇蒂斯的统治，它又企图……与奥地利建立关税同盟。可是，它的问题，可能性与前途，竟陷于那样悲惨的程度！甚至连关税同盟都不能得到。正如神话中妖魔的房子一样，整个欧洲体系的基础，不过是母鸡的一对腿。若几百万奥地利人与德意志联合起来，法兰西伟大的健全的霸权即有颠覆的危险。

对于整个的欧洲，首先是对于德国，沿着资本主义的道路，再也不能前进了。资本主义自身各种力量之自动的相互作用，使目前的危机或能暂时得到解决——自然是在工人的骨骼之上进行的——但这不过表示一切矛盾，将在紧相连接的下一阶段重新复活，且其形式将更集中和更尖锐。

就世界经济范围来说，欧洲正日趋于衰落。它的前额已经贴上了难于移去的美国签条：道威斯计划、杨格计划和胡佛的延期付款。欧洲已经完全被放在美国的支配之下了。

资本主义的腐烂，其结果将是社会和文化的解体。在民族范围内之更有规律的阶级分化，和基于中间阶级减少而无产级愈益生长，这条道路已经被阻碍了。危机愈加延长，其所能带来的后果，仅仅是小资产阶级的贫穷化，和不断使工人群众更加转变为流氓无产阶级。现在，正是这种威吓，以其极其尖锐的形式，扼住了先进资本主义的德国之咽喉。

腐朽的资本主义的欧洲之最腐朽的部份，就是社会民主党的官僚制度。它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旗帜之下踏进了它的历史行程，而且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为其目标。但是，资本主义之强大的浪潮、阻碍了它，并使它成为资本主义的随从。于是，社会民主党在改良的名义之下，首先从行动上随后则从言辞上以背叛革命。固然，考茨基在一个长时间内尚为革命的辞令辩护，想使它成为改良主义所需要的婢女。但在另一方面，伯恩斯坦则要求完全抛弃革命：因为资本主义正在走上没有危机和没有战争的和平发展时期了。好一个模范的先知！外表上，在考茨基与伯恩斯坦之间，还有许多不可调和的分歧，但实际上，他们正是改良主义足上的左右两只靴子，系统地相互补充。

战争来了。社会民主党在争取将来繁荣的美名下拥护战争。然而来的不是繁荣，而是资本主义的腐烂。于是问题自身的解决，不复在于从资本主义的衰弱来决定革命之不可免；也不是一个用改良方法来调和资本主义与工人的问题了。现在社会民主党的新政策，是以牺牲改良主义为代价来替资产阶级保持社会之安全。

但这还不是堕落的最后阶段。震动资本主义的目前危机，迫着社会民主党牺牲在长期的政治和经济斗争之后所获得的成果，因此而使德国工人阶级陷于他们的父亲，祖父乃至于曾祖父的生活水平。在它一切胜利和希望的残屑之中，改良主义是腐臭地分解了，从没有一种历史情景比这更其悲惨和更其可厌的。剧场正在急进地趋向于近代主义，让它常常表演普特曼（Hauptmann）的『职工们』（The Weavers）吧：这是近代戏剧中之最近代的。不过，剧场的经理切不可忘记为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预定二层楼的包厢。

然而有时候，这些领袖们也没有光顾剧场的情趣：他们已经达到他们适应性的最大限度了。德国的工人阶级再也不能自愿地降到现在这种生活的水平以下，即令是很短的时期。而资产阶级的统治，则尽量为其自身的存在而奋斗，亦无意承认这种生活水平。布吕宁的紧急法令，不过在开始，只是试探地形的触须而已。布吕宁的统治系建筑在社会民主党官僚怯懦的狡猾的支持之上，而社会民主党的官僚，又转而依赖一部份无产阶级之沉默的冷淡的支持。基于官僚法令上的统治，是动摇的，不可信赖的和暂时的。资本主义需要一个更决定的政策。社会民主党的支持常常用一只眼睛睨视着它自己的工人群众，这对于资本主义的目的，不仅是不够，而且已经变得讨厌了。中庸政策的时期已经过去。为要寻求一条出路，资产阶级必须绝对地摆脱工人组织的压力，必须消灭、破坏和完全压碎这些组织。

于是法西斯主义之历史的作用，就在这个时机开始了，法西斯的基础，是建在那些直接高于无产阶级而又常常惧怕堕入无产阶级行列中的各阶级（即各样的小资产阶级——译者）之上；在正式政府的掩护之下，由财政资本出钱以组织他们，使之军事化，并领导他们去扑灭一切无产阶级的组织，从最革命的到最保守的。

法西斯主义不仅是一种报复、暴力和警察恐怖的制度，而且是一种特殊的政府制度，它以灭绝资产阶级社会内的一切无产阶级民主成份为其基础。它的任务，不只在摧毁共产党的前锋队，而且要扼住整个无产阶级，使之陷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为达到这一目的，对于工人中最革命的部份之肉体上的摧残，是不够的。它还须击碎一切独立和自动的组织、毁灭无产阶级所有的防卫堡垒，铲除七十五年以来社会民主党与工会所已获得的一切成果。因为最后分析起来，共产党自身的基础亦是建立在这些成果之上的。

社会民主党已为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准备了一切必须的条件。但由于这同一事实，它又准备了其自身政治消灭的舞台。布吕宁的紧急立法以及迫切的法西斯的危险，这些都应由社会民主党负其全责，这是绝对正确的。然而若把社会民主主义者与法西斯主义等量齐观，那就荒谬绝伦了。

在一八四八年革命当中，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策，曾为反革命准备了胜利的舞名，但反革命的胜利却又转过来阉割了自由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攻击自由派资产阶级之激烈，绝不亚于拉萨尔，至于他们的批评则更为深刻。但当拉萨尔派把封建的反革命派与自由派的资产阶级同视为『一个反动集团』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为这种虚伪的极端激进主义所触怒。不管拉萨尔派的工作性质一般说来是进步的，比起自由主义的成就来，是更重要和更有结果的。但他们的错误立场，好几次曾使他们不自觉地帮助了君主专制。

现在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是在一个新的历史背景之上，重新生产了拉萨尔派的基本错误。在史大林派的官僚们把国家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投进一个法西斯的堆垒以后，轻率地参加那援助希特勒全民投票的活动，而这种活动，在其自身的形式上，并没有比拉萨尔与俾斯麦的联盟更为聪明一点。

在目前局势中，德国共产主义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必须依据以下两个不可分离的事实：（一）法西斯主义之伸张，应由社会民主党负其政治上的责任；（二）法西斯主义与工人的组织间是绝对不可调和的，而社会民主党本身正是倚靠在这些工人的组织之上。

德国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目前已经达到如此紧张的状态，爆发是不可避免的。社会民主党的适应性已达到一种限度，超过这限度便是它自身的死亡；而史大林派官僚的错误亦已达到一种限度，超过这限度便是大灾难之来临。这种三重的公式成为德国形势之特点，现在一切事情都已悬在刀锋之上。

当一个人必须经过报纸来注视德国的情况，而报纸的达到又几乎在一星期以后时：当一个人在他的原稿从君士坦丁堡达到柏林前，必须忍待着另一星期时；而此后又须经过几星期这本小册子才能达到它的读众之前，——当这个时候，他很自然地会发生这样的问题：『一切不已经太迟了吗？』他每次答复他自己说：不！为作战而编置的军队是太巨大了……他不能不顾虑到问题将会在极短的时期以内解决。但是德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还没有耗竭，它的威力还没有发挥。事实的逻辑将使它自身每经过一天，便要更紧迫地为人所注意。正因为这些理由，使作者企图增加他所应该说的，纵令这是迟了几个星期即一整个历史时期之久。

史大林派的官僚，相信他们能够更平安的完成他们的工作，如果本书的作者在普林吉坡的话；他们从社会民主党的黑曼穆勒的政府，得着拒绝签发护照给……『布尔塞维克』的允诺：在这件事情上，联合战线是毫不犹豫地和迅速地建立起来了。现在，史大林派在苏俄的官式刊物上广播一种消息，说我按照与社会民主党成立的协议，正在为布吕宁政府辩护，而社会民主党则以暗中允许我入居德境为报酬。对于这样卑鄙的造谣，已经用不着愤怒，我且让我自己去嘲笑官僚们的愚蠢吧，但是因为时机十分紧迫，我不能不中止我的笑声。

事变的进程，将证明我们的立场之正确，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历史究竟在何种方式中显示它的证验：经过史大林派小组织的灾难，抑或经过马克思主义者政策的胜利呢？

目前，整个问题的症结即在于此。这个问题是德国整个民族命运所关的问题，而且不只是它一国的命运所关的问题。

***

这本小册子中所分析的问题，不是从昨天开始的。九年以来，共产国际的领导由于策略的混乱，忙于重新估量国际无产阶级的价值，并破坏其先锋队，而这种策略的混乱，就其整个说来，是隶属于所谓『总路线』的。俄国左派反对派（布尔塞维克——列宁派）之形成，不仅因为俄国问题，而且也因为国际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中，德国革命运动的诸问题，决不是占着不重要的地位。关于这个题目之激烈的争论，远在一九二三年就开始了的。在随后几年之中，本书作者在这些争论的问题上，曾不止一次发表过意见。我的带批评性的著作中之重要部份，均已在德文中出版了。这本小册子，仍旧是对于左派反对派的理论和政治工作之一种贡献。这里面许多顺便提及的问题，在过去是曾经作过详细的分析的。因此我必须向读者提及，特别去读一读我的其它著作：《国际纲领草案批评》，《世界革命的战术》，《不断革命论》等。现在，当这些争论在伟大的历史任务的光辉之中，呈现于每一个人之前的时候，使我们有可能更好地和更深刻地去估计它们的渊源。对于严正的革命家，对于真实的马克思主义者，这种研究是绝对必要的。折衷主义者，是依靠偶然的思想和在事变冲突下产生的仓卒行动来过活。能够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干部，却只有从不断的争论和连续的工作中训练出来。

普林吉坡，1932年1月27日。

里昂．托洛茨基

第一章

社会民主党

「铁的战线」，是数量上强有力的社会民主党工会与资产阶级「共和派」的脆弱集团之一个联合，这个共和派，已完全失去了人民的拥护和一切的自信心。当战斗来临的时候，死尸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但他们却能顺便阻碍活人去参加战争。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同盟者对于它的领袖们的效劳，有如围绕工人组织的颈项的一条缰绳。我们必须斗争！我们必须斗争！……但这只是一句空话。如果有上帝的帮助，一切事情就会不流血地得着最后的解决。法西斯能不能真正决定停止空谈，而实际的干他们的事业呢？在社会民主党人看来，他们自己是从来不会像这样的冒险，同时他们社会民主党人，觉得自己并不比别人更坏。

倘若实际的危险来到，社会民主党不依靠「铁的战线」，而依靠普鲁士的警察。这是多么错误的计算啊！警察固然是大批地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中招募来的，但这个事实，是绝无意义的。即在这个实例里，觉悟也是由环境所决定。一个工人，只要作了资本家政府机关的警察，它就是个资产阶级的警察而不是个工人了。近年以来，这些警察同革命工人们的斗争，比起同挺进军学生们的斗争要多得多。这样的训练，大概不会不留下它的影响。最重要的，是每个警察都知道政府虽然可以改变，但警察总是会留着的。

　　在社会民主党理论的机关报《自由言论》（多么可鄙的刊物啊！）的新年号上，登载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容忍」主义的政策是被解释到它的最高意义。它认为希特勒永远不能走上政权反对警察与国防军。可是，按照宪法，国防军是在共和国的大总统指挥之下的。因此，它接着认为只要忠于宪法的大总统仍旧为政府的元首，就不会有什么法西斯的危险。布吕宁的统治必须维持到总统的选举，于是经过与议会的资产阶级的联盟，宪法的总统又可以选举出来，那么希特勒达到政权之路，又将被阻碍到另一个七年后去了。以上便是登在《自由言论》上那篇文章的大意（注1）。一个领导几百万群众（走向社会主义！）的政党，对于目前根本上发生动摇的德国，究竟是那一个阶级将走上政权的问题，认为不是决定于德国无产阶级的战斗力，不是决定于法西斯的挺进军，甚至不是决定于德国国防军的全体人员，而是决定于魏玛宪法的纯粹精神（及其所需要的防腐的樟脑和石脑油）是否将在总统府内建立起来。但是，假如在人所周知的情势之中，魏玛的精灵与柏特曼霍尔维一道，认为「只知需要，不问法律」，那怎么办呢？或者，假定魏玛精神那种易于毁灭的体质，在最不顺利的关头粉粹了（不管有防腐的樟脑和石脑油），那又怎样呢？而且，如果……但对于这一类的问题，是永远得不着结果的。

这班改良主义的政客们，这班熟练的拉线者，狡猾的私通者和趋炎附势者，这班议会的和内阁的阴谋家，他们只要一被事变的进程掷出他们习常范围外，他们只要一碰着重大的事变，马上就会显示他们自己是一些愚蠢之徒（我们再也找不出更温和的辞句）。

信赖一个总统，不过是信赖政府而已！法西斯的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营垒，包含了德国民族之压倒的大多数，碰着这两个营垒间之迫切的冲突，这班马克思主义者（？）却从《前进报》高叫守夜的更夫来帮助他们：「救命！政府施行压迫啊！」这种呼声的意思，不啻是：「布吕宁，请你不要太逼迫我们，不要逼迫我们走到以工人组织的力量来保卫我们自己，因为这不但会唤起整个的无产阶级，而且这运动又将超过我们这班秃驴们或我们党的领导：以反法西斯开始，结果到来的将是共产党。

布吕宁若不甘于缄默，他以答复道：纵令我愿以警察的力量来对付法西斯主义，然而我却不能，纵令我能以警察的力量来控制法西斯主义，我也不愿。使国防军行动起来，即使不是使它一齐来反对我们，也只是使它发生分裂。但最重要的是，转动官僚机关来反对法西斯，直等于解放了工人阶级的手足，恢复他们行动的完全自由：其结果将正是你们这班社会民主党人所害怕的，因此，又是我所加倍害怕的。」

于是，社会民主党的申诉，对于国家机关、法官、国防军和警察所能产生的效果，不能不与其所预期的恰巧相反。最「忠实」的职员，最「中立」的和与社会民主党最少渊源的人们只能这样设想：「在社会民主党后面有几百万人，无数的财源是操在他们手里：新闻机关、议会和市政厅；现在，他们的皮囊正处于危险之境；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他们本来定可以得着共产党的帮助的；可是这班有权力的绅士们，却要求我——一个小小的职员——来挽救他们免于被别一政党所攻击，而这一政党也是包含几百万人的，它的领袖也许明天会成为我的上司；事情之对于社会民主党的绅士们，一定非常的坏，大概是完全无希望了……现在正是需要我自己（一个小小的职员）顾虑自己的皮囊的时候。」结果，昨天还在动摇的「忠实」和「中立」的职员们，为着保障他们将来的安全，确定地与国家社会党联系起来了。这班早就应该死亡的改良主义者，在这种形式之中，沿着官僚的路线为法西斯服务。

社会民主党——资产阶级的仆从，是命定的要过着可鄙的意识的寄生生活。有时候，它捉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一些观念，另一时候，则又企图利用某些马克思主义的断片。从我的小册子中，引用了我反对共产党参加希特勒的全民投票的理由以后，希法亭作结语道：「解释社会民主党对于布吕宁政府的策略，真的，除了以上几行以外，再没有什么意见可以增加了」。于是李穆列与塔尔黑麦跑出来说道：「请注意啊，希法亭信赖托洛茨基。」一个法西斯的煽动的报纸响应着叫道：「托洛茨基这个工作的报酬，是一张护照的允诺。」随后史大林派的新闻家出场了，他把法西斯报纸的新闻，用电报拍到莫斯科，而新闻纸的编辑部（其中有不幸的拉狄克）即把这个电报登载出来。所有这些事情，不过只值得我们顺便提及而已。

让我们回到更重大的问题去吧。如果希特勒能有余闲反对布吕宁，这不过因为整个资产阶级的统治，是依赖希法亭及其伙伴们所领导的一部分工人阶级的支持。如果社会民主党还没有贯彻它阶级叛变的政策，那么希特勒，不要说他永远不能得着他现在的权力，而且他将紧紧地抓住布吕宁政府有如握着救命的铁锚一般。如果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共同推翻了布吕宁，那将是一件有最大政治意义的事。其结果，无论如何，是要超出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的脑袋的。希法亭企图在我们的批评中，寻出他叛变的理由，而我们的批评则要求共产党人把希法亭的叛变认为一件完成的事实。

虽然希法亭「没有什么增加」到托洛茨基的话上，可是，他仍然是增加了一些东西：他说，势力的相互关系是这样的，即使是社会民主党的与共产党的工人采取共同行动，也没有「加强斗争以推翻敌人和夺取政权」的可能。在这段轻描淡写的毫无根据的论说中，正是问题症结之所在。按照希法亭的意见，在今日之德国，虽然无产阶级形成人口之大多数且是社会的决定的生产力，而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之联合战线仍不能够使无产阶级掌握政权！那么，什么时候是政权能够过渡到无产阶级之手的确当时机呢？大战以前，是资本主义之自动的生长，无产阶级的生长和社会民主党之相应的发展。但是这种进程为大战所中断，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恢复它了。资本主义的衰落，其意即表示政权问题必须决定于现存的生产力基础之上。延长资本家的统治之痛苦，社会民主党只能领导着趋向于更进一步的经济衰落，无产阶级的破坏和社会的糜烂。前面没有任何别的远景，明天将比今天更坏，而后天又比明天更坏。但是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再也不敢展望将来了。他们一切的罪恶，都是反映命定要归于毁灭的统治阶级之一切罪恶；他们是轻躁的，他们的意志是麻痹的，他们是习于向事变号啕痛哭和希望着奇迹。试想想看，现在泰诺的经济调查所尽的作用，不是同过去拉斯普丁的安慰的启示一样吗？

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联合一道也不能夺取政权，这个趋炎附势的、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这个从头到足都渗透了对于群众的不信任和轻视的懦夫，是这样说的。但是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共占选民百分之四十，虽然有社会民主党的叛变和共产党的错误，驱使几百万人消沉甚至于加入国家社会党的营垒，然而一旦两党共同行动的事实，在群众之前展开了新的前途，无产阶级的力量就会无限的增涨起来。且让我们自限于百分之四十吧。或者布吕宁或希特勒的选民比这更多吗？但是，能够统治今日之德国的，只有这三个集团：无产阶级，中央党或法西斯。一种卑贱的观念，总是深植于这班受过教育的小资产阶级的脑袋里。在他们看来，对于资本代表的统治，百分之二十的选民就够了，因为资产阶级有银行、托拉斯、辛狄加和铁路可供他们任意的指挥。诚然，我们的受过教育的小资产阶级，早在十二年以前，就准备把这一切东西「社会化」。但是，够受了！那是一个社会化的纲领吗？是的，是剥夺剥削者吗？不，若果如此，那就已经是布尔塞维克主义了。

我们曾经在议会的横截面上，计算过各种力量的相互关系，但那不是一面正确的镜子。被压迫阶级在议会的代表所表示的力量，远不及它的实际力量，相反的，资产阶级的代表，甚至于当它崩溃的前一天，依然还是它想象的力量之假面具。只有革命的斗争，才能够撕毁遮蔽着各种力量的实际关系之一切的假面具。在直接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如果不为内部的怠工所破坏，不为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它种种的叛变所削弱，无产阶级力量的发展，比起它在议会中的表现，将无比的优越些。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宝贵的历史教训吧。在布尔塞维克夺取了政权而且是稳固地夺取了政权以后，他们在立宪会议里的票数，甚至还不到三分之一，与左派社会革命党联合一起，也不到百分之四十。然而，不论有可怕的经济衰败和战争，不论欧洲的首先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之叛变，不论战后的疲劳之反动和特尔米多倾向之生长，但第一个工人政府站在自己的立足点上已经有了十四年。经济落后的俄国尚且如此，关于德国我们能够说什么呢？只要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与共产党共同起来夺取了政权，工作就已经完成了十分之九。

可是，希法亭说，如果社会民主党投票反对布吕宁政府，因此而推翻它，其结果将是法西斯走上政权。在议会的平面上，事情的表现或者将会如此，但是事情的本身，决不停留在议会平面上的。社会民主党只有决定了踏进革命斗争的道路，它才能拒绝对于布吕宁的支持。不支持布吕宁，即须为无产阶级专政奋斗，第三条路是没有的。社会民主党若投票反对布吕宁，立刻将改变各种势力的相互关系——不是在议会的棋盘上，这个棋盘的棋子，可以在卓子下面找得很多——而是在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决斗场上。在这样一种转变以后，无产阶级力量的增加，将不是两倍，而是十倍，因为在阶级斗争中，特别当大的历史变动时期，精神的因素决不会占着不重要的地位。在精神的推动之下，广大的群众将陆续地达到最高的激昂程度。无产阶级将确切地相信，只有它才能给这个伟大民族的生命以不同的和更高的方向。在决定的战争以前，希特勒军队内部的分裂和瓦解就会开始。战争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以最大的决心战争到底，勇猛地进攻，那么将来胜利的获得，比之极端的革命的乐观主义者所想象的要容易得多。

达到上述的目的，只缺乏一件小事：即社会民主党回过脸来采取革命的路线。经过一九一四——一九二二年的经验以后，希望它的一部份领袖之自动的转变，那是最可笑的幻想。至于社会民主党的大多数工人群众——那是另外一回事；他们能够转变，而且他们愿意转变——仅仅需要我们帮助他们。工人群众的转变，不仅反对资产阶级的政府，并且要反对他们自己党的上层。

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虽「没有什么意见增加」到我们的言论上，但企图从我们自己的书中摘举些引证来反对我们：我们不是很明白写过史大林派官僚们的政策是一串错误吗？我们不是斥责过共产党参加希特勒的全民投票吗？我们的确写过，我们也斥责过。但是，我们向共产国际内史大林派的领导进攻，正因为他们不能分裂社会民主党，不能使群众脱离它的影响，不能使历史的机车从腐的社会民主党的制动机之下解放出来。史大林派的官僚以其特有的混乱、错误和官僚的最后通牒主义，保全了社会民主党，让它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得着立足之地。

共产党纵令受了错误的领导，但还是无产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政党。至于社会民主党，虽然由于工人所组成，却完全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在「通常情况」之下，它是巧妙地尾随着资产阶级的观点，但在社会危机的情况中，则简直一文不值。就是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也不能不承认自己的政党之资产阶级的性质，虽然不是自愿的。一提到危机与失业的情况，泰诺便侈谈着关于「资本主义文化的耻辱」之陈腐辞句，有如新教徒的教士宣传着财富的罪恶一样：谈到社会主义，泰诺也以同样的态度像教士一样宣传着死后的报酬，但当具体问题到来的时候，他就取着完全不同的语调了：「如果在九月十四日，这个『失业』的幽灵不在投票箱上徘徊，那么，这一天将在德国历史上放一异彩（莱比锡大会上的报告）」。由于危机，资本主义显露了它的真实面目，因之社会民主党失掉了许多票数和议席。经济的危机并没有加强「社会主义」的政党，却反面削弱了它，正等于它降低了莫拉可皇子的利润、商业的利息和银行的财源、沮丧了胡佛和福特的自信一样。现在，不是在资产阶级的报纸上，而是在社会民主党的刊物上，可以看见对于危机之最乐观的估计。还能找得着比这个政党的资产阶级性之更确凿的证据吗？如果资本主义的萎缩，产生了社会民主党的萎缩，那么，资本主义将近的死亡不能不象征社会民主党的早死。这个依靠工人而替资产阶级服务的党，在阶级斗争最尖锐的时期，不能不嗅到从坟墓里飘浮出来的气味。

注1：这篇文章是用E.H.两个首写字母签署的。这两个字母应为后代的子孙们铭记着。几代工人们的劳动，不是徒然的。伟大的革命思想家和战士之走过地球，并不是没有留着他们的痕迹的。E.H.现在还活着，没有离开他的职务，并且给德国无产阶级指出道路。

　　坏嘴的人也许会说E.H.是十分近似E.Heilmann，在大战中，他以其最下贱的爱国主义，是那样的污辱了他自己的介名。不曾是的！什么，这样一个清楚的头脑……？

　　第二章　民主与法西斯主义

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扩大会议所得到的结论，认为必须结束那些错误的观点，即那些导源于『以自由主义去解释法西斯主义与资产阶级的民主及彻底的法西斯形式间之矛盾』的观点。……史大林派哲学的精义是很明白的：从马克思主义者之否认绝对的矛盾，而走到一般地否认矛盾，甚至于否认相对的矛盾。这种错误，是一种典型的庸俗的激进主义。如果在民主与法西斯主义之间没有任何的矛盾——即使在资产阶级统治形式的范围内——那么，这两种政制必须明白地相等，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等于法西斯主义。不知怎样，社会民主主义却被赐以社会法西斯主义的雅号。至关于与法西斯相连的『社会』这个名辞的意义，一直到今天人们尚未加以何种解释（注1）。

只有天真烂漫的人，才期待着史大林派对这个基本问题有诚实的严肃的答复：他们顶多不过说出一些选择好的形容词。然而东方革命的运命却与这个问题有不能分离的连系。

但是，事实的本质，并不按照共产国际执委扩大会议的决议而变更。在民主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矛盾。这矛盾不是『绝对』的，或者就马克思主义者的用语来说，它并不是表示两个不可调和的阶级之统治，但它确是表示同一阶级的统治之不同的体系。这两种体系：其一是议会民主派的；另一是法西斯的（它从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各阶层之各种不同的结合中取得帮助）；这两种政制，不可避免地要走到相互的激烈斗争。

现在，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主要代表，它从工人中取得帮助，而法西斯主义则为小资产阶级所拥护。没有工人群众的组织，社会民主党是不能有什么力量的。若不毁灭一切的工人组织，法西斯就不能巩固地握住政权。议会是社会民主党的主要竞技场，而法西斯主义的体系则建基在议会主义的毁灭之上。对于独占的资产阶级，议会的与法西斯的政制，都不过是统治的不同机关，它采用何种机关，完全决定于历史的条件。但是对于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何种机关之被选择却有独立的重大意义，不仅如此，这对于它们简直是政治的生死问题。

当『正规』的警察与资产阶级专政的军事力量，及其议会的屏障，再也不足以维持社会于平衡状态时——向法西斯政制的转变便来了。经过法西斯的作用，资本主义使疯狂的小资产阶级，脱离阶级的和腐败的流氓无产阶级的队伍，以及无数为财政资本所驱使到失望和疯狂的人们蠢动起来。资产阶级所要求于法西斯的，是一种彻底的工作；一旦借助于国内战争的方法，它必须坚持下去以换取几年的和平时间。而法西斯则利用小资产阶级作冲锋车，压平它路上的一切障碍，来干这一种彻底的工作。法西斯主义胜利以后，财政资本将立刻地和直接地集中一切统治的机关和工具、国家行政的和教育的权力：整个国家机关和军队、市政厅、大学校、报纸、工会和合作社在它的手里，有如集中在铁钳里一样。当一个国家转变成法西斯的国家的时候，那不仅是表示政府的一切形式和方法，都要按照莫索里尼所安排的模型改变——在这个范围以内的改变，最后只演着极小的作用——而是表示：首先就是一切工人组织之被摧毁，无产阶级之被迫而陷于纷乱状况，一个深入群众的破坏无产阶级独立团结的行政制度之建立。法西斯主义的要点就在这里。

以上所说的与下面的事实并不冲突，即在某一定的时期内，一种介乎民主制度与法西斯制度中间的过渡政制，有建立之可能。这种政制包含着两种制度的特点；一般说，这是一种社会制度为他种社会制度所代替时之一个规律，纵令它们是不可调和的相互冲突。有些时候，资产阶级依赖社会民主党同时又依赖法西斯主义，即是同时发挥它那选举的和恐怖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最后几个月存在期的克伦斯基政府，那时它一方面依赖苏维埃，同时又与科尼洛夫勾结。布吕宁政府也是如此，它恰似在两个敌对营垒中间的绳索上跳舞，以紧急令代替竹竿来维持其自身的平衡。但像这种国家的和行政的情况，在性质上只能是暂时的。这是表示过渡时期的特征，在这时期中社会民主党将近耗竭了它的一切作用，而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又还没有准备好夺取政权。

意大利的共产党，对于法西斯主义问题曾经作过长时期的研究，他们不止一次反对过对于法西斯主义的概念之广泛的滥用。不久以前，在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上，爱科里对于法西斯主义问题之解释，正是现在人们所称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观点。在那时候，爱科里认定法西斯主义是最彻底的和顽强的反动制度，他解释道：『这种政制赖以维持其自身的，不是它那种恐怖行动的残酷，不是屠杀大批的工人和农民，不是大规模的运用各种苦刑，也不是它那法庭的森严，而是依靠着系统地灭绝一切群众的独立组织』。爱科里在这一点上，是完全正确的：法西斯主义的精神及其任务，即在于彻底压平一切工人的组织和阻止这些组织之复活。在一个资本主义发达的社会中，这个目的单靠运用警察的方法是不能达到的，要达到目的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以绝望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压力来直接对付无产阶级的压力。现在正是这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的反动制度，在法西斯主义的名义之下踏进了历史舞台。

爱科里写道：『一切关于法西斯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间之关系问题，是属于这同一的「法西斯主义与工人组织的存在不能调和」的范围内的。正是在这种关系之中，法西斯主义与资本主义世界一切同时代的其它反动政制截然不同。它排斥一切与社会民主党的妥协，无情地迫害它，剥夺它一切合法的存在，并使之流离逃亡。』

在共产国际的机关报上，一篇文章就是这样写的！随后，马奴易斯基挨近着莫洛托夫的耳朵，嗫嗫着那『第三时期』的伟大理想，把法国、德国和波兰都列入『革命进攻的第一线』，又宣布了夺取政权为当前的直接任务。于是，在无产阶级暴动之前，除了共产党以外，一切的政党都是反革命的，再也用不着去区别法西斯和社会民主党。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就这样地被建立起来了。于是共产国际的官僚们忙于重新排列他们自己。爱科里也迅速地起来证明那种理论对于他是宝贵的真理（莫洛托夫是更可宝贵），而且他……写就了一篇辩护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的报告。一九三○年二月，他宣布说：『意大利的社会民主党以最大的自愿转变成了法西斯』。但是，共产主义的官僚们却以更大的自愿变成为阿谀逢迎者了！

我们对于『第三时期』的理论和运用之批评，被宣布为反革命，这是意料得到的。然而，无产阶级先锋队付了宝贵代价残酷的经验，迫着官僚们不能不在这方面再来一个转变。于是『第三时期』与莫洛托夫本人一道为共产国际所辞退了。但是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却依然保存着，好像是第三时期之唯一成熟的果子。在这里，任何变更都是不可能：莫洛托夫为第三时期所束缚，而史大林自身则陷于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之中。

德国《红旗报》以史大林的辞句，开始它那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研究，它说：『法西斯主义是依靠社会民主党积极支持的资产阶级之军事组织，客观地说，社会民主党就是法西斯主义温和的一翼』。客观地说，这正是史大林的习惯，当他归纳他的议论时，总是以他自己的第二句话来反对他自己的第一句，他的结论与他的前提总是不相关联的。资产阶级依靠社会民主党，而法西斯又是资产阶级的军事组织，这是无可辩驳的；很久以前就是这样认定了。从这里所能得出的结论，只能是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都是大资产阶级的工具。而社会民主党究如何因此而成为法西斯的『一翼』，便不可思议了。另外还有一种同样深刻的见解，即《红旗报》的同一作者认定法西斯和社会民主党不是敌人，而是双生兄弟。同盟者虽不必一定要在同一的日子和从同一的父母生产下来，但是，现在双生兄弟却变成最尖锐的仇敌了，史大林的推理，连形式逻辑都缺乏，更不要说辩证法了。他们的力量即在于没有人敢驳斥他们。

魏勒赫尔希响应着史大林说：「关于『阶级内容』，在民主与法西斯主义之间，没有任何的差异。」（《国际报》，1932年1月）从民主过渡到法西斯主义，可以带着『有机进程』的性质，即可以『逐渐的』和『不流血的』发生。这种推理，本可以使任何人惊愕失色，但是不肖门徒的谬误是层出不穷的，已经引不起我们的骇异了。

在民主与法西斯主义之间，没有任何『阶级的区别』。很明显的，这即是说民主与法西斯主义，在性质上同是资产阶级的。甚至于在一九三二年的一月以前，我们就料定官僚们的见解必然如此。然而统治阶级，不是在真空内生存的。它与其它的阶级有一定的关系。在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资产阶级在『民主』的政制中，首先是依赖为改良主义者所束缚的工人阶级之支持。当工党以及保守党执政的时候，这种政制以其最完成的形式，在英国得着最好的说明。在法西斯的政制之中，最低限度当它的初期，资本家是依靠在摧毁无产阶级的组织之小资产阶级的身上。意大利就是个例子。在这两种政制之间，果真没有不同的『阶级内容』吗？如果问题的提出，只是限于统治阶级，那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但是，如果从无产阶级的视角，计算到各阶级的立场和相互关系，那么不同之点就多得很。

几十年以来，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以内，利用它和反对它以建立他们自己的坚固堡垒和无产阶级民主的基础：工会、政党、教育和运动的俱乐部，以及合作社等。但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不能在资产阶级民主的合法范围以内，只有采取革命的道路才能达到：这已为理论和经验两者所证明。而这些在资产阶级国家以内的工人民主的机关，对于工人阶级之采取革命的道路正是绝对需要的。当第二国际还在进行进步的历史事业的时候，它的工作即在于建立这些工人民主的机关。

扫荡一切无产阶级民主的组织，这是法西斯基本的和唯一的任务。这对于无产阶级是有某种『阶级意义』，抑或没有呢？高明的理论家，顶好对此加以考虑。在宣布法西斯主义的政制是资产阶级的政制以后——这是毫无问题的——赫尔希与他的主人一样，忽略了一件小事：无产阶级在这种政制之中的地位。他们以赤裸裸的抽象的社会学，来代替历史的进程。但阶级斗争，是在历史的领土上，而不是在社会学上的同温层进行的。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出发点，不应是些关于民主国家的抽象观念，而应是无产阶级的一切活的组织，在这些组织中，曾集中了无产阶级过去的一切经验，这些组织并且为着将来而准备无产阶级。

申言从民主到法西斯主义的转变，可以采取『有机的』和『逐渐的』性质，这不啻是说：不必需要斗争，也不必经过任何的骚乱，法西斯即可以不但剥夺无产阶级的一切物质胜利品——不但它的现有的生活标准，它的社会地位，它的文化的政治的权利——而且将剥夺它用以获得这些成果的基本工具，即它的组织。在这种辞令之下，所谓向法西斯主义之『不流血』的过渡，便包含了无产阶级之最可怕的投降。

魏勒赫尔希的理论的分析，不是偶然的；这是进一步发挥史大林理论上的预言，同时又是总括了目前共产党全部的煽动。党的主要的力量，事实上只是用以去证明布吕宁的统治与希特勒的统治没有任何差异。台尔曼与李穆列，就从这里窥见了布尔塞维克的政策的精义。

其实，事情不只限于德国。在共产国际各国一切支部内，现时人们正热心在宣传一种意见：法西斯纵或胜利了，也不会引起什么新的事情。在法文杂志《布尔塞维克文库》的一月号上，我们可以读到：『托洛茨基主义者在实际行动上像布莱特塞德一样；他们接受了社会民主党那有名的「较好」的理论，按照这理论，布吕宁没有像希特勒那样坏，按照这理论，在布吕宁统治之下挨饿，不像在希特勒统治之下挨饿的那样不痛快，并且被格洛纳枪毙较之被富利克枪毙要无限的好些。』这些话算是愚蠢得够受了，却还不是最愚蠢的一段。然而不幸得很，这段文章正是说明了共产国际领袖们之政治哲学的要点。

事实上，史大林主义者是从庸俗的民主观点出发来比较这两种统治制度的。不错，如果从『形式』民主的标准来考量布吕宁的统治，毫无疑问地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高傲的魏玛宪法，除骨骼与皮毛而外，没有剩下什么东西。但是这还没有解决与我们有关的问题。我们必须从无产阶级民主的视角去接近问题。在腐朽的资本主义之下，『正规』的反动的警察手段将在何时何地才为法西斯制度所代替，对这一问题的估量，无产阶级民主也是唯一可靠的标准。

我们认为，布吕宁是否『较好』于希特勒（或者外表上好些？）的问题，对于我们没有一点兴趣。只要看看工人组织的名单，即可以知道法西斯主义在德国还没有得着胜利，在达到它的胜利的路上，还存在着巨大的障碍和力量。

目前布吕宁的统治，是官僚专政的统治，或者更确定地说，是藉助于军队和警察而实行的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的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组织，看起来是势均力敌的。如果工人阶级已为苏维埃所团结，如果工厂委员会已为监督生产而奋斗，则有可能谈得上二重政权，但因为无产阶级内部的分裂因为它的先锋队之策略上的错误，二重政权至今尚未存在，但由于工人阶级之强有力的组织尚依然存在这一事实，在某种条件之下是有可能以压倒的力量压碎法西斯主义的，这些工人组织能够阻止希特勒踏上政权并赋与官僚机关以某种『独立』。

布吕宁的专政，不过是邦拿巴特主义的一幅讽剌画。他的专政是动摇的，不可靠的和短命的。这专政不是表示一个新的社会平衡之开始，而是表示一个旧的社会平衡之初步的冲突。它仅为少数资产阶级所直接支持，它虽然为违反工人阶级意志的社会民主党所容忍，但又受着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布吕宁能发下一些纸上法令的雷鸣，但不是真正的雷电。布吕宁能够在得着议会的同意之下解散议会，他将公布一些反对工人阶级的法令，宣告圣诞节的休战而又在其掩护之下进行一些密谋，解散几百次的会议，封闭几十家报纸，同希特勒相互通些不重要的信——他所能作的尽在于此。对于更大点的事情，他的手是太短了。

布吕宁不能不容忍工人阶级组织的存在，因为他直到今天还没有决定把政权交给希特勒，同时他自身又没有消灭这些组织的独立力量。布吕宁不能不容忍法西斯并袒护他们，因为他十分害怕工人阶级的胜利。布吕宁的统治是过渡和短命的统治，随着而来的将是大灾难。目前行政之能继续施行，仅因为主要的营垒还没有发动它们的力量。真正的战争还没有开始。它还是将来的事。在战斗之前，在各种力量公开地对敌以前，官僚专政的无力，充满了大风雨前寂静的一剎那。

那些瞎吹牛皮的笨伯，不承认『在布吕宁与特勒之间』有任何的不同，实际上即等于说，不管我们的组织是存在或已经被摧毁，都是一样。在这种虚伪的激进辞句之中，隐藏着最卑鄙的怯懦；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免于失败！请留心读读从史大林派法文杂志上所摘引的那一段妙文吧。他们把问题缩小成为：在布吕宁之下挨饿好些还是在希特勒之下挨饿好些。对于他们，问题只是在谁个之下挨饿。对于我们则恰恰相反，我们所提出的问题，不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去较好地死，而是怎样地去战斗和取得胜利。我们的结论是，较大的进攻战必须在官僚专政为法西斯政制所代替以前开始，即是在工人组织尚未被压碎以前开始。用展开、推进和加剧部份的冲突以准备着总的进攻。但为了这，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前途，首先就不应该在敌人离胜利还很遥远的时候，宣布敌人是胜利了。

问题的焦点即在于此，适合背景的战术之钥亦在于此；而这里又是行动的基础，决死的战争必须从此基础上发动起来。每个有思想的工人，尤其是每个共产党员，必须给自己以适当的估量，同时对史大林派官僚们所谓布吕宁与希特勒是一样的那种空洞和陈腐的辞句；必须彻底加以测验。我们答复说，你们胡说霸道！你们无耻的胡说，因为你们害怕前面的困难，因为你们不敢迎向前面的巨大问题；战争还没有开始，你们就屈服了，你们就宣布：我们已经遭受失败。你们是在扯谎！工人阶级固然是分裂的，它为改良主义者所削弱，又为它自己的先锋队的动摇所混乱，但是它还没有被毁灭，它的力量还没有枯竭。不。德国无产阶级还依然是强有力的。倘一旦它的革命精力为它自身清除了向决斗场的道路，事变的进展将无限地超过那些最乐观的估计。

布吕宁的统治是一种过渡的统治。向什么过渡呢？不是向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即向无产阶级的胜利。这个统治之所以是过渡的，因为双方营垒还只在为着决死的战争作准备。如果你们把布吕宁与希特勒等量齐观，这无异于把战争前的情形与战败后的情形看成一样，这表示你们预先承认失败，这表示你们不战而降。

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特别是共产党员，是不愿这样不战而降的。自然，史大林派的官僚也未尝心甘情愿如此。但是人们必须计及的不是自己的愿望（依据这些愿望，希特勒将向他的坟墓铺筑道路），而是自己的政策，自己的指导之客观意义，及其倾向。我们必须彻底揭破史大林，马奴易斯基，台尔曼和李穆列的政策之消极的、懦怯的、犹疑的、投降的和虚夸的性质。我们必须教革命的工人们去了解目前形势之钥是在共产党手里，但史大林派的官僚们却企图拿这把钥匙去锁住向革命行动之门。

　　注1：玄学家（即不以辩证法推理的人）常常把两个，三个甚至于更多的互相反对的意义加在同一的抽象的观念之上。人们这样告诉我们，一般的『民主』与一般的『法西斯主义』，彼此是没有什么分别的。但此外在世界上还必须有『工农专政』的存在（为适用于中国，印度和西班牙）。是无产阶级专政吗？不！或者，是资本家专政吗？不！那么，是什么呢？是一个民主的专政！好像在宇宙内的什么地方，会存在过一个纯粹的无阶级的民主似的。然而按照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扩大会议，民主之与法西斯主义，是决没有任何分别的。既然如此，『民主专政』与『法西斯专政』间的不同之点又何在呢？

第三章 官僚的最后通牒主义

德国新社会主义工党（S.A.P.）的报纸，批评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党派自私主义」，史狄魏士且向我们保证，就他个人而论，「阶级利益是先于党派利益的」；其实，他们不过是堕入政治的感情主义而已，或者更坏些，他们是企图在这些动情的辞句之中，隐藏他们自己政党的利益。这种手段并不高明。无论何时，当反动派要求「民族」的利益先于阶级的利益时，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尽力向群众解释：在「全民族」的掩饰之下，反动派正在贯彻剥削阶级的利益。民族利益之表现，只能从统治阶级或正在要求统治权的阶级的观点出发。而阶级的利益，没有政纲的形式即不能表示出来，保证政纲之实行，则不能不创造党。

就阶级的本身而论，它是被剥削的唯一的实体。无产阶级发挥独立的作用，只有在它从一个自在的社会阶级变成一个自为的政治阶级的时候。而这个过程的发生，必须经过政党为中介。党正是一种历史机关，由于这个机关，阶级才能变成自觉的。说什么「阶级高于政党」，不啻是说未成熟的无产阶级高于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这不仅是不正确，而且是反动的。为证明联合战线之必要，一点也用不着这种浅薄的理论。

一个阶级走向阶级觉悟之进步，也就是领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之建立，是一个复杂而又矛盾的进程。阶级本身并不是同样的，它的各部份之达到阶级觉悟，是由不同的途径和在不同的时候。资产阶级当是积极地参加这一进程的。它在工人阶级内建立自己的机关或利用自己的机关，使工人的某一阶层去反对另一阶层。在无产阶级以内，总是有几个政党同时活动着，因此，在它大部份的历史行程中，它在政治上是分裂的。所谓联合战线问题（在某一时期内，这问题是最迫切的）即导源于此。

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能在共产党内找着它的表现——当共产党的政策是正确的时候。共产党的任务，在于征取大部份的无产阶级，只有如此社会主义革命才是可能的。如果共产党对于在工人阶级以内或以外的任何政党和组织，不能完全的和无条件的保持它自己政治的和组织的独立，它即不能完成它的使命。破坏这个马克思主义政策的基本原则。其罪恶之重大正等于反对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之遭受着失败，正是因为在史大林、布哈林领导之下的共产国际，强迫中国共产党加入中国资产阶级的政党──国民党，并服从其纪律。从史大林派对于国民党的政策之运用所得到的经验，将永远是历史上一个革命怎样被它的领袖所破坏之最模范的例子。史大林特为东方所创造的「两个阶级的工农党」的理论，即是与国民党的阶级混合政策在实际运用上之一般化和公认；这个理论在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高丽之运用，毁损了共产国际的威信，并阻止了这些国家革命运动的发展至许多年之久。这同一的政策──本质上是虚伪的──甚至应用于美国、英国以及欧洲一切的国家，一直到1928年，虽然它在形式上没有像在东方那样的无耻。

当史大林与蒋介石、汪精卫、普色尔、拉狄吉、拉费勒特等人联合的时候，左派反对派要求在任何历史条件之下和在无产阶级发展的任何阶段之上，必须绝对保持共产党及其政策之完全的和无条件的独立；这种斗争，曾使反对派与史大林小组织之间的关系，紧张到破裂的程度。在这个斗争之中，台尔曼和李穆列，以及有兰德勒和塔尔黑麦这班人，是完全站在史大林方面以反对布尔塞维克列宁派，这是无须去回忆的。因此，我们再也用不着去进学校，从史大林和台尔曼学习共产党的独立政策！

　　但是无产阶级之走向革命的自觉，不是经过学校的等级，而是经过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不容许任何阻碍的。起来斗争，无产阶级必须统一自己的行列。这对于单个工厂内之部份的经济斗争，固然正确，即对于像这样一个「民族」范围内的抵抗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斗争，也是同样正确的。因此，联合战线的策略，不是偶然的和人为的，更不是一种狡猾的奸谋，它完全导源于支配无产阶级的发展之客观条件。在共产党宣言中曾说明共产党与无产阶级并不相抵触，因为除了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以外，党没有别的利益，这就是说，党之努力征取阶级的大多数，决不违反工人在他们战斗的队伍以内维持一致的需要。

关于「阶级利益必须高于党的利益」的争论，《红旗报》加以责难，这完全是正当的。实质上，正确地了解的阶级利益，与党所正确地表现出的问题，是相符合的。当讨论还限于历史哲学的范围时，《红旗报》的立场是无可批评的。但是它从此所抽出的政治结论，却只给马克思主义一种嘲笑而已。

在原则上，无产阶级的利益与共产党的目标之一致，并不是指整个的无产阶级（即使在今天）都是觉悟到它自身的阶级利益，也不是说在任何条件之下，党都是正确地把阶级利益表现出来。无产阶级对于它的历史利益不是生来就了解的，政党的需要即导源于此。党的任务则在于从一切斗争中所得的经验，学习怎样向无产阶级证明其领导的权利。而史大林派的官僚则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他们有权要求无产阶级明白的服从，简单的是因为他们持有盖了共产国际印章的党证。

《红旗报》反复地说，每一次的联合战线，如开始不放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势必趋于反对无产阶级的利益。无论何人，若不承认共产党的领导，则他自身不能不是个反革命者。工人必须预先信任共产党的组织，服从它的命令。从党的目的和阶级的目的之原则上的一致出发，官僚们得出他们有权向无产阶级发号施令的结论来。团结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于共产党旗帜之下的历史任务，还有待于共产党去完成，然而官僚们却把它变成最后的通牒，变成指着工人阶级的太阳穴的手枪。形式的，行政的和官僚的思想方法，代替了辩证法。

还有待于解决的历史问题，官僚们宣布已经解决了，有待于去征取的无产阶级的信仰，官僚们自认是已经得着了。用不着说，这是最容易的办法，但是这是得不着什么结果的。在政治上，必须从事实之客观的真相出发，不能从我们主观所愿望的或事变之未来的结果着眼。史大林派官僚们之立场，其结果将趋于在事实上否认党。如果无产阶级必须预先接受台尔曼和李穆列的领导，那么，党的一切历史工作的结果是为着什么呢？

对于希望加入共产党的工人们，党有权利要求：你们必须接受我们的政纲，服从我们的纪律和我们的选举制度的权力。但是，当为着一定目的之联合行动的问题发生时，向各种组织的工人群众提出这一类既定的要求，即或是提出其中的一部份，都是荒谬的罪恶。党的真正基础将因此而被掘毁，因为党只有与阶级维持正确的关系才能实现其任务。党不应发出这样偏面的最后通牒以激怒和侮辱工人，而应提出共同行动的一定纲领：这是获得实际的领导之最可靠的方法。

最后通牒主义，是不能说服工人阶级以后一种威吓的企图：工人们，接受台尔曼，李穆列和莱绮曼的领导，否则我们不允许你们建立联合战线。党的领袖们自陷于此种绝望的境地，这是任何毒辣的敌人所不能想出的诡计。这是趋向毁灭之最可靠的途径。

德国共产党在它的宣言中，用一种诡辩的废话申明说，「我们不要求你们预先接受我们共产党的观点」，其实，这只有更加加强它的领导之最后通牒主义的色素。像这样的申明，不啻是对于无可辩护的政策之一种辩护而已。党宣布了拒绝与别的组织进行任何谈判，但表示愿意容纳那些要与他们自己的组织决裂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在它的领导之下，而不必一定要求他们转成共产党员，这正是官僚们所用的纯粹最后通牒主义的辞句。关于所谓「……我们共产党的观点」的保留条件，是绝对滑稽的和无意义的；当工人准备与他自己的党决裂，愿意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参加斗争的时候，事实上决不会害怕称自己为共产党人的。工人阶级不惯于欺骗和外交的权术，他们只就事实之真实状况去认识政治和组织，他们如果仍旧与社会民主党在一起，即表示他们还不信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可以确定地说，社会民主党的大多数工人直到今日还留在他们的党内，不是因为他们信任改良派的领导，而是因为他们还不相信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即在现时，他们要与法西斯主义斗争，是确切的和自愿的。只要他们一开始表示参加共同的斗争时，他们即会逼迫他们的组织采取同样的步骤。如果他们的组织加以阻碍，他们就会走到与组织决裂的程度。

但共产党的中央，不是帮助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经过经验找寻他们的出路，而是唆使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去反对工人群众。威尔士和希法亭这班人，正在引证共产党反对参加共同斗争来遮掩他们自己的不愿意战争，和他们的害怕与不能战争。在目前情况之下，共产党之坚决的顽强和愚蠢的拒绝联合战线的政策，正是供给社会民主党以最有力的政治上的武器。这也恰是本质上营寄生生活的社会民主党，所以抓住我们对于史大林台尔曼的哀的美敦政策的批评之理由。

共产国际的正式领导者，现在趾高气扬地说有提高党的理论水平和研究「布尔塞维克主义历史」之必要。但实际上，「这个水平」是在经常地下落，布尔塞维克主义的教训是被人遗忘、曲解和践踏。同时，在俄国党史上，却不难找出德国党中央的现行政策之先驱者：他就是已死的最后通牒主义或召回派的创造者波格丹诺夫。远在一九○五年，波格丹诺夫认为苏维埃如不预先承认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布尔塞维克就不能参加彼德格勒的苏维埃。在他的影响之下，彼德格勒政治局（布尔塞维克），在一九○五年十月通过了一个决议案：向彼德格勒的苏维埃提出承认党的领导的要求，如果要求被拒绝，社会民主党员就退出苏维埃。一个青年律师克拉西科夫，当时布尔塞维克的中央委员之一，在苏维埃的全体会议上宣读这封最后通牒。当时，工人的代表们（布尔塞维克也有内）都相顾失色，但随即按照议事日程进行会务，并没有一个人走出苏维埃。不久，列宁从国外回来后，他便无情地批评最后通牒派。他责备他们说：「你们不能够（也没有任何人能够）藉助于最后通牒去逼迫群众跳过他们自己的政治发展之必须的阶段」。

然而，波格丹诺夫并没有抛弃他的方法论，随后他创造了一个「最后通牒派」或「召回派」的小组织。他们之得着后一个混名，是因为他们主张从上面发出最后通牒：「首先你们必须接受我们的领导」，如果那一个组织拒绝接受，即从那个组织召回布尔塞维克的代表，最后通牒派不仅企图运用他们的政策于苏维埃；而且企图运用到议会和工会以内，简言之，即企图运用到一切合法的和半合法的工人组织中。

列宁反最后通牒主义的斗争，是为着保持党和阶级间之正确的相互关系。最后通牒派之在老布尔塞维克的党内，从没有起过任何重要的作用，否则，布尔塞维克主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布尔塞维克主义的力量，即在于它与工人阶级有亲密的和灵活的关系。甚至于当列宁的意见居于党的最高统治的时候，他还继续与最后通牒主义斗争，特别是关于对工会的态度问题。他写道：「如果在现在的俄国，在对于俄国和协约国的资产阶级之空前的胜利二年半以后，我们向职工会把出以「承认专政」作为加入我们方面的条件，那将是一种愚蠢的罪恶，将损伤我们对于群众的影响，而且帮助了孟雪维克。共产党的任务，即在于能够说服落后的群众，知道如何在他们中间工作，而不以虚伪的幼稚的「左倾」口号使群众与我们隔离。」（《左派幼稚病》）。对于西方只代表工人阶级中之少数的共产党，这些话尤其正确。

然而在近几年内，苏联国内的情况是剧烈地改变了。共产党之得着统治权，即表示在先锋队和阶级间的相互关系中引进了一种新的因子──暴力的因子。列宁反对党和苏维埃的官僚之斗争，在本质上不是反对各部份不完善的组织，也不是反对部份的官僚习气和缺乏行政效率，而是反对向无产阶级发号施令的整个机关，和反对党的官僚们之转变成为新的「统治」的派别。列宁从他临死的床上提议组织一个离中央执行委员会而独立的无产阶级的监督委员会，和撤换史大林并使他的小组织离开党的机关，其用意则在于防止党之官僚化的堕落。因为许多原因（在此地我们没有可能加以讨论），党把列宁的忠告置若罔闻。最近几年以来，党之官僚化的堕落，已经达到了极点。史大林的机关，只知发号施令。命令的辞句，正是最后通牒主义的辞句。每一个工人必须一定地和立刻地承认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切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决议之绝对正确。官僚们的政策愈错误，则他们愈益要求群众承认他们是神圣的。

史大林的小组织集中共产国际一切机关于其掌握之后，很自然地将它的一切官僚方法也运输到外国的支部，即是运输到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德国领袖们的政策，正是莫斯科的领导政策之副本。台尔曼效法史大林派的官僚如何地作威作福，他公然宣布那些不肯承认他们政策是神圣的人为反革命者。台尔曼不及史大林的地方究竟何在呢？如果工人阶级不愿意把他们自己放置在他的领导之下，那只是因为工人阶级是反革命的。那么，那些指出最后通牒主义的谬误的人，更是双料的反革命者了。列宁全集被看成为最反动的出版物之一。所以史大林有充足的理由施以严格的检查，特别当他们以外国文出版的时候。在一切情况之下，最后通牒主义都是有害的，如果在苏联它耗竭了党的精神资本，则对于西方那些还须开始积蓄精神资本的党，它产生了双倍的恶果。在苏联以内，在须要一个压力的机关之掩饰下，最低限度，胜利的革命为官僚的最后通牒主义创造了物质的基础。然而在资本主义国家内，包含德国，最后通牒主义只能变成无力的讽剌画，而且障碍共产党走上政权的运动。尤其台尔曼与李穆列的最后通牒主义是滑稽的。特别关于一个革命政党的事情，凡任何滑稽的又都是有害的。

让我们暂时将问题移到英国，在这里由于史大林派官僚之错误的结果，共产党现在还只包含无产阶级之极微弱的一部份。如果认为除了共产党以外，其它任何形式的联合战线都是反革命的，那么，很明显的，在共产党能够居于领导地位之前，英国无产阶级必须放弃它的革命斗争。可是共产党除了基于自己的革命斗争的经验以外，不能达到阶级的领导地位。而它的经验之能够具有革命的性质，只有吸收几百万的群众参加斗争。但是，那些非党的群众，尤其是那些有组织的，又除了经过联合战线的运用，不能被吸引来参加斗争。于是我们堕入到魔术的圈子里去了，官僚的最后通牒主义无论如何也不能从这里找得着出路。但是革命的辩证法却早已指出一条出路来了，并已从各方面用无数的例子证明了它：夺取政权的斗争必须与日常的改良斗争连系起来；维持党的完全独立同时又要保持工会的一致；为反对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斗争同时又要利用它的制度，从议会的讲坛上无情地批评议会主义；向改良主义进行惨酷的斗争，同时又与改良派在部份斗争中作实际的协议。

在英国，因为共产党之极端软弱，最后通牒主义之无力是有目共睹的。在德国，最后通牒主义的祸害，却有些为党的数量上的伟大力量及其生长所掩蔽。但德国党的发展，乃是由于客观事变的推动，并非由于领导者的政策，更不是由于最后通牒主义的运用。而且党的数量上的增长不会演任何决定的作用，只有党和阶级中间之政治上的相互关系，才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因素。德国共产党在它自身与阶级之间筑了一道最后通牒主义的多剌的篱垣，因此沿着这条基本路线的局势，不能有所改良和进步。

第四章 史大林派在联合战线问题上的盘旋

第四章

　　前社会民主党的著名女党员托霍斯特，现已转变到共产党方面，一月中旬她以党的名义在法兰克福演讲。在她的正式报告中，她说：「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真面目已经充分地暴露了，如果我们还要在这方面与他们继续从上层合作，那只是白费精力」。法兰克福共产党的报纸，对这个报告大大的加以颂扬，上段文句我们即是从该报引证来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真面目已经充分地暴露了」。就托霍斯特本人而论，她从社会民主党转变到共产党（由于这种行动使她搏得称赞），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真面目之对于她，当然是充分地暴露了；然而就几百万的工人群众而论，他们现在还选举社会民主党，他们还容忍工会改良派的官僚，对于他们却是不甚充分的啊！

然而，引证一个孤立的报告是没有十分必要的。在达到我手中最近一期的（一九三二年一月廿八日出版的）《红旗报》，仍然争持只有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和别开他们，联合战线才有建立之可能。唯一的证据就是：「那个活过最近十八年和经验过这些领袖们的工作的人，再没有人会相信他们」。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问，对于那些参加政治生活不到十八年，甚至不到十八个月的人，又怎样办呢？自从大战爆发以后，在政治上曾产生了几代的人，而后一代的人又必须综合前一代的经验，纵令是在极其狭小的范围以内。列宁教训极左派说：「事情的中心点，即在于我们不应该把对于我们是陈旧的，认为对于群众对于阶级也是陈旧的」。

就是那些活过和经验过十八年的老的一代人们，现在也还没有与领袖决裂。相反的，正是社会民主党还保存了许多的「老顽固」，长远的固定的传统把这班人与它紧系起来。诚然，群众学习得太慢，是件令人愁苦的事，但其大部份的罪过，还是因为共产党的「学究们」没有能够明白地揭破改良主义的罪恶。最低限度，现在所能作的是要利用客观的情势，同时当工人群众的注意因为致命的危险而紧张到最高程度时，要立刻逼迫改良主义者经受一次新的或者是真正决定的试验。

无论如何，用不着隐瞒或和缓我们对于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意见，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向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说：「一方面，你们既然愿意同我们一道战斗，在另一方面，你们尚不愿意同你们的领袖决裂，那么这就是我们向你们的提议：逼迫你们的领袖在某种形式上；和为着某种具体的目的与我们共同斗争，至于我们共产党人是早已经准备好了」。还有比这更明白和更令人信服的吗？

正是在这种意义之上，我曾经写过在反法西斯主义的战争中，我们准备与魔鬼及他的祖母（注1），乃至与诺斯克和左季伯尔缔结实际的军事同盟，其用意自然是企图唤起不了解法西斯危险的痴子们之真实的恐怖，和那些吹法螺的人们之虚伪的愤慨。

正式党的自身，在每一步骤上破坏了它自己的短命政策。在它的「赤色联合战线」（与它自己联合）的宣言中，它不变地提出「无产阶级之无条件的出版自由，和示威、集会、组织的权利」的要求。这个口号是十分明白的。但是共产党既说到无产阶级而不单说共产党的出版和集会等，这在事实上，即是向出版工人报纸和召集会议的社会民主党提出联合战线的口号。在提出的政治口号本身中，即包含有与社会民主党联合战线的观念，而拒绝缔结实际协议为此等口号斗争，这岂非荒谬绝伦！

穆载堡的健全的常识，有时总免不了与「总路线」相冲突，他在十一月的《红旗报》上写道，「的确的，国家社会主义是德国法西斯运动中之最反动的，极端爱国的和最恶毒的一翼；阻碍德国法西斯主义这一翼的影响和权利之生长，对于一切真正的左派（！）是生死攸关的」。如果希特勒的党是「最反动和最恶毒的」一翼，那么布吕宁的统治，最低限度是没有那样的恶毒和那样的反动。穆载堡在这里偷偷地玩弄着「较好」的理论，但他为了保持忠顺的外貌，接着就去区别法西斯主义的各个种类：温和的，中庸的，凶猛的，好像这是区别土耳其烟卷的种类问题一样。但是，如果一切「左派」（它们没有名字吗？）是利于克服法西斯主义，那么，使这些「左派」受一次实际的试验，不是必要的吗？

这不是表示应该从自己的这一方面，提出具体的详细的和实际的反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斗争的纲领；要求两党执行委员的联合会议，并要求独立的工会的执行委员参加这个会议吗？这不是表示布莱特塞德外交的和模糊的提议，应该用双手去捉住吗？所有这些事情，不是自明的吗？同时这同一共同斗争纲领，应尽量推进到两党的各级组织和群众中去。一切的谈判，须在全民族之前公开地进行，日常工作的报告，应在报纸上无忌惮地忠实地发表。这种宣传，以其直接和锐利，比起关于「社会法西斯主义」的不断的喧嚷，对于工人阶级的效力要大得多。在这种情形之下，社会民主党在「铁的战线」的薄弱的行列之后，一天也不能掩藏。

每个人都应该读一读《左派幼稚病》，现在，这是一本最合时宜的书。此地我们且逐字地引证列宁说的一段话吧：「对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对于它的有阶级觉悟的部队，对于共产党，在它的路线中适合时机的转换方针，与各种无产阶级的集团和各个工人的小雇主的政党成立协议和妥协，是绝对必要的。……整个的事情即在于为提高而不是降低无产阶级之觉悟，提高其革命的自觉，提高其战斗的和胜利的能力，我们才运用这个策略」。这段话，正是适用于现在德国的情形。

但是共产党采取什么步骤呢？日复一日地在报纸上反复申明它只能接受「直接反对布吕宁、塞维林、列帕特、希特勒及其伙伴们」的联合战线。无可否认的，在无产阶级暴动的面前，布吕宁，塞维林，列帕特与希特勒之间，是没有什么分别的。俄国的经验就是这样，为着反对布尔塞维克的十月暴动，社会革命党少数派与立宪民主党科尼洛夫勾结起来；克伦斯克领导黑色百人团和克拉斯诺夫将军的哥萨克骑兵，进攻彼德格勒；少数派拥护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而社会革命党则在保皇党的军官领导之下，布置贵族的暴动。

但是，这决不表示无论何时和在任何条件之下，布吕宁，塞维林，列帕特与希特勒都属于同一营垒。现在，它们的利益正在分歧。在一定的时候，摆在社会民主党面前的问题，不是保护资本主义社会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而是保护半议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制度以反对法西斯主义。拒绝利用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的这种冲突，将是最大的愚蠢。

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上这样写道，「以推翻国际资产阶级为目的而发动战争，但是预先排斥在路程中转换方针和利用敌人间的利害冲突（不管怎样暂时），避免与可能的同盟者（不论怎样暂时，动摇和偶然）提携和妥协，那不是愚蠢而又滑稽的事吗？」在这里，我们仍然是逐字逐句的引证，我们在括号中加圈的字也完全是列宁的。

列宁继续说，「要克服最顽强的敌人。只有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才有可能，而辛勤地谨慎地和巧妙地利用敌人间的任何「裂痕」，不管它是多么微细，也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马奴易斯基指导之下，台尔曼和李穆列作些什么呢？以其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和对于联合战线的怠工，他们正竭其全力，拼命地接合这个裂痕——什么裂痕——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之间的裂痕。

列宁教调我们利用「每个机会去取得群众的联盟，不管它是如何暂时，动摇和不可信赖，谁不能把这个记住在他的脑中，谁就不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和近代科学的社会主义」。史大林新学派的先知们，竖起你们的耳朵吧：这里明明白白地写着你们是不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列宁所说的，正是你们这班人。答复吧，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但是，史大林派反驳说，没有对社会民主党的胜利，克服法西斯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这是真实的吗？在某种意义上是如此。但是相反的定则也同样是真实的：没有对意大利的法西斯的胜利，对意大利的社会民主党的胜利也是不可能的。法西斯和社会民主党，都是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只要资本还继续统治，法西斯和社会民主党都会在各种结合中存在。因此，一切问题都约成同一的公分母：无产阶级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