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１９１８年１０—１１月）
序 言
不久以前在维也纳出版的考茨基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１９１８年维也纳伊格纳茨·勃兰德出版公司版，共６３页），是一个最鲜明的例子，说明第二国际正象各国一切正直的社会党人早就指出的那样，已经遭到最彻底最可耻的破产。现在，无产阶级革命问题在许多国家中已实际地提到日程上了。因此，把考茨基那种叛徒的诡辩和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的行为分析一下是必要的。
但是首先应当着重指出，从战争一开始，本书作者就已多次指出考茨基同马克思主义决裂了。１９１４—１９１６年间发表在国外《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共产党人》上的许多文章，都是阐述这一点的。这些文章已收进彼得格勒苏维埃出版的格·季诺维也夫和尼·列宁《反潮流》文集（１９１８年彼得格勒版，共５５０页）。关于“考茨基主义”，我在１９１５年日内瓦出版的、随即译成德文和法文的小册子上曾这样写道：
“考茨基这位第二国际最有威望的人物，是一个从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弄到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司徒卢威主义’或‘布伦坦诺主义’（就是说，变成一种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学说，只承认无产阶级的非革命的“阶级”斗争。这一点俄国著作家司徒卢威和德国经济学家布伦坦诺表现得特别明显）的最典型最鲜明的例子。我们看到普列汉诺夫也是这样一个例子。他们用明显的诡辩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生生的革命的灵魂，他们承认马克思主义中的一切，就是不承认革命的斗争手段，不承认要为采用这种斗争手段进行宣传和准备并用这种精神教育群众。考茨基把以下两者无原则地‘调和’起来：一方面是社会沙文主义的基本思想——承认在这场战争中保卫祖国，另一方面是对左派作外交式的表面的让步，如在表决军事拨款时弃权，在口头上承认自己采取反对派立场等等。
１９０９年考茨基写了一整本书来论述革命时代的逼近和战争同革命的联系，１９１２年考茨基在要求利用即将到来的战争进行革命的巴塞尔宣言上签了字，现在他却千方百计地替社会沙文主义辩护和粉饰，并象普列汉诺夫一样，与资产阶级同流合污，讥笑一切革命意图，讥笑一切直接进行革命斗争的步骤。
工人阶级不进行无情的战斗，来反对这种叛徒行径、这种没有气节、向机会主义献媚、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空前庸俗化的行为，便不能实现它要进行世界革命的目的。考茨基主义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第二国际各种矛盾的社会产物，是既要在口头上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又要在实际上屈服于机会主义的社会产物。”（格·季诺维也夫和尼·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①１９１５年日内瓦版第１３—１４页）
其次，我在１９１６年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１９１７年在彼得格勒出版）一书中，详细地分析了考茨基关于帝国主义的一切论断在理论上的荒谬性。我引用了考茨基给帝国主义下的定义：“帝国主义是高度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吞并或征服愈来愈多的农业〈黑体是考茨基用的〉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我指出这个定义完全不正确，说它“适用”于抹杀帝国主义最深刻的矛盾，“适用”于同机会主义调和。我提出了我给帝国主义下的定义：
“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我指出了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批评甚至比不上资产阶级和市侩对它的批评。
最后，我在１９１７年８月和９月间，即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１９１７年１０月２５日（１１月７日））前夜，写了《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一书（１９１８年初在彼得格勒出版）。在该书第６章《马克思主义被机会主义者庸俗化》中，我着重谈了考茨基，证明他完全歪曲了马克思的学说，把它篡改成了机会主义，“口头上承认革命而实际上背弃革命”。
其实，考茨基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中所犯的基本理论错误，就是我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已经详细揭露过的对马克思的国家学说所作的机会主义歪曲。
这几点事先说明一下是必要的，因为从这里可以证明，在布尔什维克夺取国家政权并因此受到考茨基非难以前很久，我就公开指责过考茨基的叛徒行径了。
考茨基怎样把马克思变成了庸俗的自由主义者
考茨基在他那本小册子中讲到的基本问题，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内容即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世界各国都有极重大的意义，尤其是对于先进国家，尤其是对于各交战国，尤其是在目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整个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最主要的问题。因此，必须仔细地谈谈这个问题。
考茨基这样提出问题：“两个社会主义派别〈即布尔什维克和非布尔什维克〉的对立”，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方法的对立，即民主方法和专政方法的对立”。（第３页）
顺便说一句，考茨基把俄国的非布尔什维克，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称为社会党人，是根据他们的名称，即根据字眼，而不是根据他们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所占的实际地位。这是何等高明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啊！这一点以后再详细谈。
现在应该谈主要的东西，就是考茨基所谓“民主方法和专政方法”“根本对立”这一伟大发现。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考茨基的小册子的全部实质就在这里。这真是骇人听闻的理论上的混乱，这真是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应当说，考茨基远远超过伯恩施坦了。
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无产阶级国家同资产阶级国家对比、无产阶级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对比的问题。看起来这不是朗若白昼吗？然而考茨基象个照本宣读历史教科书而变得干巴巴的中学教员那样，顽固地背对２０世纪，面向１８世纪，在许多章节中无数次地枯燥无味地搬弄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同专制制度、同中世纪制度对比的旧道理！
真象是在说胡话，听来叫人生厌！
简直是文不对题。考茨基竭力想把事情说成似乎有人在鼓吹“鄙视民主”（第１１页）等等，这只能引人发笑罢了。考茨基只好用这种无聊的话来抹杀和混淆问题，因为他按自由主义观点提出问题，只谈一般民主，而不谈资产阶级民主，甚至避开这个确切的阶级的概念，拼命讲“社会主义以前的”民主。我们这位空谈家几乎用了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即用了６３页中的２０页，来大谈其空话，这些空话资产阶级听了很舒服，因为这些空话等于是粉饰资产阶级民主，抹杀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
但是考茨基的书名毕竟是《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学说的实质正在于此，这是谁都知道的。所以考茨基说了一大堆文不对题的废话之后，不得不把马克思谈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话引用一下。
究竟“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是怎样引用的，这简直是一出滑稽剧！请看：
“这个观点〈即考茨基所说的鄙视民主〉依据的只是卡尔·马克思说过的一个词。”——第２０页上一字不差地这样写着。而在第６０页上，这一点甚至又以如下的形式重说了一遍：（布尔什维克）
“凑巧记起了１８７５年马克思有一次在信中用过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儿”（原文用的就是des Wörtchens!!）。
下面就是马克思用过的这个“词儿”：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①首先，把马克思总结他全部革命学说的这段著名论断称为“一个词”，甚至称为一个“词儿”，这简直是侮辱马克思主义，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不要忘记，考茨基是一个几乎能把马克思著作背得出来的人；从考茨基的一切著作来看，在他的书桌或脑袋里一定有许多小抽屉，把马克思所写的一切东西放得井井有条，引用起来极其方便。考茨基不会不知道，在巴黎公社以前，尤其在巴黎公社以后，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无论在书信中还是在刊印的著作中，都曾多次谈到无产阶级专政。考茨基不会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公式不过是在历史上更具体、在科学上更确切地说明了无产阶级“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任务，而这个任务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１８５２年至１８９１年这４０年间，考虑到１８４８年革命尤其是１８７１年革命的经验而经常谈论的。
读了很多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考茨基竟这样骇人听闻地歪曲马克思主义，这该怎样解释呢？从这一现象的哲学根源来看，这是用折中主义和诡辩术来偷换辩证法。考茨基是要这套偷换把戏的大师。从政治实践上来看，这是对机会主义者卑躬屈膝，归根到底就是对资产阶级卑躬屈膝。战争开始以后，考茨基更是大有长进，他那一套口头上当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当资产阶级奴才的本事，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再看看考茨基怎样精辟地“解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儿”，就会更加相信这一点。请看：
n“可惜马克思没有更详细地指出，他是怎样理解这个专政的……〈这是叛徒的彻头彻尾的谎言，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恰恰作了许多极详细的指示，不过读了很多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考茨基故意回避这些指示〉……按本义来讲，专政这个词意味着消灭民主。但是，就本义来讲，这个词自然还意味着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一个人的独裁。独裁和专制不同，它不是被看作经常的国家制度，而是被看作暂时的极端手段。
‘无产阶级专政’（因而不是个人专政，而是一个阶级专政）这个说法表明，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专政决不是指这个词的本义。
他在这里所说的不是管理形式，而是在无产阶级夺得了政权的一切地方必然出现的一种状态。马克思认为英美可能以和平方式，即用民主方法实现过渡，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他在这里指的并不是管理形式。”（第２０页）
我们特意把这段议论完全引来，好让读者清楚地看出“理论家”考茨基采用的是什么手法。
考茨基想用先给专政这个“词”下定义的方法来研究问题。
好极了。用什么方法研究问题，这是每个人的神圣的权利。只是要把研究问题的认真的老实的态度同不老实的态度区别开来。谁想用这种方法认真研究问题，谁就应当给这个“词”提出自己的定义。这样，问题才会提得明确和直截了当。考茨基却不是这样。他说：“按本义来讲，专政这个词意味着消灭民主。”
第一，这不是定义。既然考茨基想回避给专政这个概念下定义，他为什么又要采取这种方法研究问题呢？
第二，这显然不正确。对自由主义者来说，谈一般“民主”是很自然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决不会忘记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对哪个阶级的民主？”谁都知道，就是“历史学家”考茨基也知道，例如古代奴隶的起义或大骚动，一下子就暴露出古代国家的实质是奴隶主专政。这个专政消灭了奴隶主中间的民主，即对奴隶主的民主没有呢？谁都知道，没有。
n“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说出这种骇人听闻的谰言和谎话，是因为他“忘记了”阶级斗争……
要把考茨基的自由主义的骗人的论断变成马克思主义的符合真理的论断，就必须说：专政不一定意味着消灭对其他阶级实行专政的那个阶级的民主，但一定意味着消灭（或极大地限制，这也是消灭方式中的一种）被专政的或者说作为专政对象的那个阶级的民主。
但是，不管这个论断多么符合真理，它并没有给专政下定义。
我们来看看考茨基的下一句话吧：
“……但是，就本义来讲，这个词自然还意味着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一个人的独裁……”
考茨基象一只瞎了眼的小狗，用鼻子东嗅西嗅，偶然在这里嗅到了一个正确的思想（即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但他还是没有给专政下个定义，而且他还说了明明不符合历史真相的谎话，说专政意味着个人独裁。这在语法上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实行专政的可能是一小群人，也可能是寡头，也可能是一个阶级，等等。
接着考茨基说明了专政同专制的区别，虽然他的说明显然不对，我们也不去分析它了，因为这同我们研究的问题毫无关系。大家知道，考茨基喜欢从２０世纪转向１８世纪，又从１８世纪转向古代，我们希望德国无产阶级争得专政以后，会考虑到考茨基的这种爱好，让他去当中学的古代史教员。以空谈专制来回避给无产阶级专政下定义，这不是极端愚蠢的做法，就是非常笨拙的欺骗行为。
总之，我们看到，考茨基立意来谈论专政，却讲了一大堆明显的谎话，根本没有下一个定义！他本来可以不依赖他的才智，可以凭记忆从他的“小抽屉”中拿出马克思论专政的一切言论。要是这样，他一定能得出下面这个定义或者实质相同的定义：
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看，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对于每个觉悟的工人（即群众的代表，而不是象各国社会帝国主义者那样被资本家收买的市侩混蛋这帮上层分子）都朗若白昼的真理，对于为自身解放而奋斗的被剥削者的每个代表都一目了然的真理，对于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无可争辩的真理，我们竟要从最博学的考茨基先生那里“通过战争夺回来”！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第二国际领袖们奴才气十足，他们已经成了为资产阶级效劳的卑鄙的献媚者。
考茨基首先玩了一套偷换把戏，公然胡说八道，说什么专政这个词的本义就是个人独裁，接着又（根据这种偷换把戏！）说，“可见”，马克思所讲的阶级专政并不是指这个词的本义（而是指这样的意思：专政并不意味着革命暴力，而是意味着在资产阶级的——请注意这个形容词——“民主”条件下“和平地”获得多数）。
请看，他说应当把“状态”同“管理形式”区别开来。作这种异常深奥的区别，正象我们要把一个不善于推理的人的愚蠢“状态”同他的愚蠢“形式”区别开来一样。
考茨基之所以需要把专政解释为“统治的状态”（他在该书下一页即第２１页上一字不差地这样说），是因为这样一来，革命暴力就消失了，暴力革命就消失了。“统治的状态”是在……“民主”条件下任何一种多数所处的状态！通过这样一套骗术，革命就安然无事地消失了！
.ac.cn但这套骗术太笨拙了，因而也挽救不了考茨基。专政的前提和意思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采用叛徒们所不喜欢的革命暴力的“状态”，这是隐瞒不了的，正象“口袋里藏不住锥子”一样。显而易见，把“状态”同“管理形式”加以区别，这是荒谬可笑的。在这里谈什么管理形式更是加倍的愚蠢，因为任何一个小孩都知道君主制与共和制是不同的管理形式。我们倒需要向考茨基先生证明，这两种管理形式也同资本主义制度下其他一切过渡的“管理形式”一样，不过是资产阶级国家即资产阶级专政的不同形态而已。
最后，谈论管理形式，不仅是愚蠢地而且是拙劣地伪造马克思的意思，因为马克思在这里说的分明是国家的形式或类型，而不是管理形式。
不用暴力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用新的国家机器代替它，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这个新的国家机器，用恩格斯的话说，“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①。
所有这一切，考茨基都要加以掩饰和歪曲，因为他的叛徒立场使他非这样做不可。
现在来看看他用了一些什么样的可怜的遁词。
遁词之一。“……马克思认为英美可能以和平方式，即用民主方法实行变革，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他在这里指的并不是管理形式……”
这里同管理形式毫无关系，因为有些作为资产阶级国家来说并不典型的君主国，并没有军阀，而有些在这方面十分典型的共和国，却有军阀和官僚。这是大家知道的历史事实和政治事实，是考茨基也无法篡改的。
假如考茨基肯认真地老实地谈论问题，他就会问一问自己：有没有并无例外情形的关于革命的历史规律呢？他的回答会是：没有，没有这样的规律。这样的规律指的只是典型的东西，即马克思有一次称之为“理想的东西”，当时他所指的是一般的、正常的、典型的资本主义。
其次，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有没有使英美在我们现在探讨的这个方面成为例外的因素呢？任何一个多少知道一点历史问题方面的科学要求的人都很清楚，必须提出这个问题。不提出这个问题，就是伪造科学，就是玩弄诡辩。而提出这个问题，就不会怀疑这样的答案：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对付资产阶级的暴力；这种暴力之所以必要，特别是因为存在着军阀和官僚，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乡次极详尽地说明过（尤其是在《法兰西内战》一书及其导言中）。但是，恰恰在马克思发表这个意见的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恰恰在英美两国，恰恰这两种机构·没·有！（而现在，这两种机构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有了。）
考茨基为了掩盖他的叛徒行径，只好处处招摇撞骗！
但是，请看他在这里怎样无意地露出了马脚。他说：“以和平方式，即用民主方法”！！
在给专政下定义的时候，考茨基拼命对读者隐瞒这个概念的基本标志，即革命暴力。可是现在真相大白了：问题正在于和平变革同暴力变革的对立。
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考茨基需要运用一切遁词、诡辩和骗人的伪造，正是为的避开暴力革命，为的掩盖他背弃这种革命的行为，掩盖他转到自由主义工人政策方面，即转到资产阶级方面的行为。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历史学家”考茨基十分无耻地篡改历史，竟“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它的全盛时期也正是１９世纪７０年代），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属性（这种属性在英美表现得特别典型），其特征是比较说来最爱和平，最爱自由。而帝国主义，即只是在２０世纪才完全成熟的垄断资本主义，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属性，其特征则是最不爱和平，最不爱自由，最大限度地到处发展军阀机构。在谈论和平变革或暴力变革具有多大的典型性或可能性时，竟然“不注意”这一点，那就等于堕落为资产阶级最庸俗的奴仆了。
遁词之二。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但它是由不剥夺资产阶级选举权的全民投票，即用“民主方法”选举出来的。于是考茨基洋洋得意地说：“……在马克思看来〈或者照马克思的意见〉，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在无产阶级占多数的情况下（ｂｅｉüｂｅｒｗｉｅHｇｅｎｄｅｍ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从纯粹民主中必然产生出来的一种状态。”（第２１页）
考茨基的这个论据异常滑稽可笑，真使人感到有ｅｍｂａｒｒａｓｄｅ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ｓ（驳不胜驳的困难）。第一，大家知道，资产阶级的精华、大本营和上层分子都从巴黎逃到凡尔赛去了。在凡尔赛还有“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这又表明考茨基硬说社会主义的“一切派别”都参加了公社是骗人。当时巴黎居民分成两个交战的营垒，其中一个营垒集中了全部战斗的、政治上积极的资产阶级，把这种情形说成是“全民投票”的“纯粹民主”，不是太可笑了吗？
第二，公社反对凡尔赛的斗争就是法国工人政府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斗争。既然法国的命运决定于巴黎，怎能谈得上“纯粹民主”和“全民投票”呢？当马克思认为公社没有夺取属于全法国的银行是一个错误的时候①，难道他是从“纯粹民主”的原则和实践出发的吗？？
幸而考茨基是在警察禁止人们“聚众”发笑的国家里写书，不然考茨基真是会被人笑死的。
第三，我想不揣冒昧地向背得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考茨基先生提示一下恩格斯从……“纯粹民主”的观点对公社所作的评价：
“这些先生〈反权威主义者〉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迫于必要，不得不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②请看，这就是“纯粹民主”！一个异想天开、竟在划分为阶级的社会中一般地谈论“纯粹民主”的卑鄙市侩、“社会民主党人”（指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在法国以及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在全欧洲所说的“社会民主党人”），该会受到恩格斯怎样的嘲笑！
够了，要把考茨基所有的谬论一一列举出来，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每句话里都充满了十足的叛徒精神。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详尽地分析了巴黎公社，指出它的功绩在于作了打碎和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的尝试③。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个结论非常重要，因此，他们在１８７２年对《共产党宣言》这个部分“过时的”纲领·仅·仅作了这个修改①。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公社取消了军队和官吏，取消了议会制，破坏了“寄生赘瘤——国家”等等；而绝顶聪明的考茨基却昏头昏脑地重复自由主义教授们说过千百次的东西，即关于“纯粹民主”的童话。
难怪罗莎·卢森堡在１９１４年８月４日１０１说，德国社会民主党现在已是一具发臭的死尸了！
遁词之三。“如果我们说专政是管理形式，我们就不能说阶级专政。因为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阶级只能统治而不能管理……”
能管理的是“组织”或“政党”。
“糊涂顾问”先生，您在胡说，完全胡说八道！专政不是“管理形式”，您这是可笑的胡说。马克思讲的并不是“管理形式”，而是国家的形式或类型。这完全是两码事，完全是两码事。说阶级不能管理，也是完全不对的；这种胡言乱语，只有除了资产阶级议会什么也看不见、除了“执政党”什么也看不到的“议会迷”才说得出来。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可以给考茨基提供统治阶级管理国家的例子，如中世纪地主的例子，虽然他们的组织程度还不够。
总之，考茨基对无产阶级专政概念作了史无前例的歪曲，把马克思变成了庸俗的自由主义者，就是说，考茨基本人已经堕落到自由主义者的地步，因为只有自由主义者才会庸俗地说什么“纯粹民主”，粉饰和抹杀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内容，最害怕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暴力。考茨基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个概念的“解释”把被压迫阶级对压迫者的革命暴力化为乌有，他也就在对马克思的思想作自由主义的歪曲方面打破了世界纪录。叛徒伯恩施坦同叛徒考茨基比较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
被考茨基搅得混乱不堪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这样。
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历史，那就很明显：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附带说一下，“纯粹民主”不仅是既不了解阶级斗争也不了解国家实质的无知之谈，而且是十足的空谈，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民主将演变成习惯，消亡下去，但永远也不会是“纯粹的”民主）。
“纯粹民主”是自由主义者用来愚弄工人的谎话。历史上有代替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也有代替资产阶级民主的无产阶级民主。
考茨基几乎用了几十页的篇幅来“证明”资产阶级民主比中世纪制度进步、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必须利用资产阶级民主这样的真理。这正是愚弄工人的自由主义空谈。不仅在文明的德国，就是在不文明的俄国，这也是人人知道的真理。考茨基一本正经地谈论魏特林，谈论巴拉圭的耶稣会教徒，谈论许许多多别的东西，这不过是用那套“博学的”谎话来蒙骗工人，以便回避现代民主即资本主义民主的·资·产·阶·级实质。
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中能为自由主义者，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对中世纪制度的批评，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民主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拿来，而把马克思主义中不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无产阶级为消灭资产阶级而对它采用的革命暴力）抛掉、抹３４２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S22PDF的版权由郭力所有pdf
home.icm.ac.cn杀和隐瞒起来。正因为这样，不管考茨基的主观信念怎样，他的客观地位必然使他成为资产阶级的奴才。
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正是这个真理，这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不理解的。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考茨基不去对那些使一切资产阶级民主变为对富人的民主的条件进行科学的批判，反而奉献出一些使资产阶级“称心快意”的东西。
我们首先要向极其博学的考茨基先生提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那些被我们的书呆子（为了迎合资产阶级）可耻地“忘记了的”理论见解，然后再来作一个最通俗的说明。
不仅古代国家和封建国家，而且“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也“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恩格斯论国家的著作）①。“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恩格斯１８７５年３月２８日给倍倍尔的信）②“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恩格斯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所写的导言）③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恩格斯论国家的著作。①考茨基先生非常枯燥地反复解释这个论点当中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前一部分，而对我们用黑体标出的、不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后一部分，叛徒考茨基却闭口不谈！）。“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关，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关……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ｖｅｒ－ｕｎｄｚｅｒｔｒｅｔｅｎ）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使他们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会计，正如个人选择的权利为了同一目的服务于任何一个工厂主一样。”（马克思论述巴黎公社的《法兰西内战》）②极其博学的考茨基先生十分熟悉的这些论点，每一条都在打他的嘴巴，揭穿他的全部的叛徒行径。在考茨基的整本小册子中，丝毫看不出他理解了这些真理。他的小册子的全部内容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嘲弄！
只要看看现代国家的根本法，看看这些国家的管理制度，看看集会自由或出版自由，看看“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那就处处都可以看到任何一个正直的觉悟的工人都很熟悉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最民主的国家，在宪法上总是留下许多后路或保留条件，以保证资产阶级“在有人破坏秩序时”，实际上就是在被剥削阶级“破坏”自己的奴隶地位和试图不象奴隶那样俯首听命时，有可能调动军队来镇压工人，实行戒严等等。考茨基无耻地粉饰资产阶级民主，闭口不谈美国或瑞士最民主最共和的资产者对付罢工工人的种种行为。
啊，聪明博学的考茨基对于这一点是闭口不谈的！他，这位博学的政治家不知道，对这一点默不作声就是卑鄙。他宁愿向工人讲一些民主就是“保护少数”之类的童话。这很难令人相信，然而这是事实！在公元１９１８年，在世界帝国主义大厮杀的第五年，在各“民主国”的国际主义者（即不象列诺得尔和龙格之流，不象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不象韩德逊和维伯之流那样卑鄙地背叛社会主义的人们）少数遭受迫害的第五年，博学的考茨基先生居然用甜蜜蜜的嗓子歌颂起“保护少数”来了。谁要是愿意，可以去看看考茨基的这本小册子第１５页。而在第１６页上，这位博学的……人物还把１８世纪英国的辉格党和托利党１０２的故事讲给你听呢！
多么渊博啊！向资产阶级献媚是多么细致入微啊！在资本家面前卑躬屈膝、舔他们的皮靴的样子是多么文质彬彬啊！假如我是克虏伯或谢德曼，是克列孟梭或列诺得尔，我一定会用百万酬金酬谢考茨基先生，赏给他犹大之吻１０３，在工人面前称赞他，劝人们同考茨基这样“可敬的”人物保持“社会主义的统一”。著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讲述１８世纪英国辉格党和托利党的故事，硬说民主就是“保护少数”，绝口不谈“民主”共和国美国迫害国际主义者的大暴行，难道这不是奴颜婢膝地为资产阶级效劳吗？
博学的考茨基先生“忘记了”（大概是偶然忘记了……）一件“小事情”，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国的统治党仅仅对其他资产阶级政党才保护少数，而对无产阶级，则在一切重大的、深刻的、根本的问题上，不仅不“保护少数”，反而实行戒严或制造大暴行。民主愈发达，在发生危及资产阶级的任何深刻的政治分歧时，大暴行或内战也就愈容易发生。资产阶级民主的这个“规律”，原是博学的考茨基先生在共和制法国的德雷福斯案件１０４中，在民主共和国美国对黑人和国际主义者的私刑中，在民主英国的爱尔兰和北爱尔兰事件１０５中，在１９１７年４月俄罗斯民主共和国对布尔什维克的迫害和大暴行中，都可以看到的。我故意不仅举出战时的例子，而且举出战前和平时期的例子。甜蜜蜜的考茨基先生宁愿闭眼不看２０世纪的这些事实，却向工人讲述１８世纪英国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十分新鲜、极其有趣、大有教益、非常重要的故事。
就拿资产阶级议会来说吧。能不能设想博学的考茨基从来没有听说过，民主愈发达，交易所和银行家对资产阶级议会的操纵就愈厉害呢？当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不应该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布尔什维克利用议会，恐怕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都更有成效，因为在１９１２—１９１４年，我们把第四届杜马的整个工人选民团都争取过来了）。但是应当由此得出结论说，只有自由主义者才会象考茨基那样忘记资产阶级议会制是有历史局限性的，是有历史条件的。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中，被压迫群众随时随地都可以碰到这个惊人的矛盾：一方面是资本家“民主”所标榜的形式上的平等，一方面是使无产者成为雇佣奴隶的千百种事实上的限制和诡计。
正是这个矛盾使群众认清了资本主义的腐朽、虚假和伪善。为了使群众作好进行革命的准备，社会主义的鼓动家和宣传家向群众不断揭露的正是这个矛盾！然而当革命的纪元已经开始的时候，考茨基却转过身子把背朝着革命，赞美起垂死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妙处来了。
无产阶级民主（苏维埃政权就是它的一种形式）在世界上史无前例地发展和扩大了的，正是对大多数居民即对被剥削劳动者的民主。象考茨基那样写出一整本论民主的书，用两页谈专政，用几十页谈“纯粹民主”，而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那就是用自由主义观点来完全歪曲事实。
拿对外政策来说。在任何一个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中，对外政策都是不公开的。到处都是欺骗群众，而在民主的法国、瑞士、美国和英国，这种欺骗比其他国家更广泛百倍，巧妙百倍。苏维埃政权用革命手段揭露了对外政策的黑幕。考茨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对这一点默不作声，虽然在进行掠夺战争和签订“瓜分势力范围”
（即资本家强盗瓜分世界）的秘密条约时代，这一点具有根本的意义，因为和平问题，千百万人的生死问题都是以此为转移的。
拿国家机构来说。考茨基抓住一些“小事情”，连选举是“间接的”（在苏维埃宪法中）也提到了，但问题的本质他却没有看到。国家机构、国家机器的阶级实质，他却没有注意到。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资本家千方百计地（“纯粹的”民主愈发达，方法就愈巧妙，愈有效）排斥群众，使他们不能参加管理，不能享受集会自由、出版自由等等。苏维埃政权是世界上第一个（严格说来是第二个，因为巴黎公社已开始这样做过）吸引群众即被剥削群众参加管理的政权。劳动群众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议会任何时候也解决不了极其重大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是交易所和银行）的门径被千百道墙垣阻隔着，所以工人们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和感觉到，看到和觉察到：资产阶级的议会是别人的机构，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者的工具，是敌对阶级即剥削者少数的机构。
苏维埃是被剥削劳动群众自己的直接的组织，它便于这些群众自己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建设国家和管理国家。这里，恰恰是被剥削劳动者的先锋队——城市无产阶级具有一种优越条件，就是大企业把他们极好地联合起来了，他们最容易进行选举和监督当选人。苏维埃组织自然而然使一切被剥削劳动者便于团结在他们的先锋队即无产阶级的周围。旧的资产阶级机构，即官吏，还有财富特权、资产阶级的教育和联系等等特权（资产阶级民主愈发达，这些事实上的特权也就愈多种多样）——所有这些，在苏维埃组织下正在消失。出版自由不再是假的，因为印刷所和纸张都从资产阶级手里夺过来了。最好的建筑如宫殿、公馆、地主宅邸等等也是如此。苏维埃政权把成千上万座最好的建筑物一下子从剥削者手里夺过来，就使群众的集会权利更加“民主”·百·万·倍，而没有集会权利，民主就是骗局。非地方性的苏维埃的间接选举使苏维埃代表大会易于举行，使整个机构开支小些，灵活些，在生活沸腾、要求特别迅速地召回或派遣出席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地方代表的时期，使工农更便于参加。
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
只有自觉的资产阶级奴仆，或是政治上已经死亡、钻在资产阶级的故纸堆里而看不见实际生活、浸透资产阶级民主偏见、因而在客观上变成资产阶级奴才的人，才会看不到这一点。
只有不能站在被压迫阶级的立场上提出如下问题的人，才会看不到这一点：
在世界上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里，哪一个国家的平常的、普通的工人，平常的、普通的雇农或者农村半无产者（即占人口大多数的被压迫群众的一分子），能够多少象在苏维埃俄国那样，享有在最好的建筑物里开会的自由，享有利用最大的印刷所和最好的纸库来发表自己意见、维护自己利益的自由，享有推选正是本阶级的人去管理国家、“建设”国家的自由呢？
ac.cn要是以为考茨基先生在任何一个国家从一千个了解情况的工人和雇农当中可以找出哪怕是一个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表示怀疑，那是可笑的。全世界的工人只要从资产阶级报纸上看到承认真实情况的片断报道，就本能地同情苏维埃共和国，正因为他们看到它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是对穷人的民主，不是对富人的民主，而任何的、甚至最完善的资产阶级民主，实际上都是对富人的民主。
管理我们（和“建设”我们国家）的是资产阶级的官吏，资产阶级的议员，资产阶级的法官。这是所有资产阶级国家（包括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在内）被压迫阶级中的千百万人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知道、每天感觉到和觉察到的浅显明白、无可争辩的真理。
在俄国，则完全地彻底地打碎了官吏机构，赶走了所有的旧法官，解散了资产阶级议会，建立了正是使工农更容易参加的代表机关，用·工·农苏维埃代替了官吏，或者由·工·农苏维埃监督官吏，由·工·农苏维埃选举法官。单是这件事实，就足以使一切被压迫阶级承认，苏维埃政权这一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
考茨基不理解每个工人都理解都清楚的这一真理，因为他“忘记了”提出、“已经不会”提出这个问题：究竟是·对·哪·一·个·阶·级的民主？他从“纯粹的”（即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民主的观点去推论。
他正象夏洛克那样来论证，只要“一磅肉”，别的什么都不要。公民一律平等，不然就没有民主。
我们不得不向博学的考茨基，向“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考茨基提出一个问题：
被剥削者同剥削者能平等吗？
在讨论第二国际思想领袖的著作时竟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真是奇怪得很，真是不可思议。但是“一不做，二不休”，既然谈起了考茨基，就必须向这位博学的人说明，为什么剥削者不可能同被剥削者平等。
被剥削者同剥削者能平等吗？
考茨基是这样推论的：
（１）“剥削者总是只占人口的极少数。”（考茨基的小册子第１４页）
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从这一真理出发，应该怎样推论呢？可以按马克思主义观点，按社会主义观点来推论，那就应该以被剥削者和剥削者的关系为基础。也可以按自由主义观点，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观点来推论，那就应该以多数和少数的关系为基础。
如果按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推论，那就得说：剥削者必然要把国家（这里说的是民主，即国家的一种形式）变成本阶级即剥削者统治被剥削者的工具。因此，只要剥削者还统治着被剥削者多数，民主国家就必然是对剥削者的民主。被剥削者的国家应该根本不同于这种国家，它应该是对被剥削者的民主，对剥削者的镇压，而镇压一个阶级，就是对这个阶级不讲平等，把它排除于“民主”之外。
如果按自由主义观点来推论，那就得说：多数决定，少数服从。
不服从者受处罚。再没有别的了。至于国家，包括“纯粹民主”在内，具有怎样的阶级性，就根本用不着讲了；这同问题没有关系，因为多数就是多数，少数就是少数。一磅肉就是一磅肉，如此而已。
考茨基正是这样推论的：
（２）“根据什么理由无产阶级的统治要采取而且必须采取同民主不能相容的形式呢？”（第２１页）接着他就说明无产阶级拥有多数，而且说得极其详细，极其罗嗦，既引用了马克思的话，又举出了巴黎公社选票的数字。结论是：“一个这样牢固地扎根在群众中的制度是没有丝毫理由去损害民主的。在有人用暴力来压制民主的情况下，这个制度也不免要使用暴力。暴力只能用暴力来回答。但是，一个知道自己受到群众拥护的制度使用暴力，仅仅是为了保护民主，而不是为了消灭民主。如果它要去掉自己的最可靠的基础，要去掉道义上的强大权威的深刻泉源——普选制，那它就简直是自杀了。”（第２２页）
你们看，被剥削者和剥削者的关系在考茨基的论据中消失了。
剩下来的只是一般多数，一般少数，一般民主，我们已熟悉的“纯粹民主”。
请注意，这些话还是谈到巴黎公社时说的呢！为了清楚起见，我们现在就来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看看他们谈到巴黎公社时关于专政是怎样说的：
马克思说：“……如果工人建立起自己的革命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工人……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赋予国家以一种革命的暂时的形式……”①恩格斯说：（在革命中）“……获得胜利的政党迫于必要，不得不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①恩格斯又说：“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②考茨基同马克思、恩格斯之间，正如自由主义者同无产阶级革命者之间一样，实有天渊之别。纯粹民主和考茨基笼统地说的“民主”不过是“自由的人民国家”的另一说法，纯粹是无稽之谈。考茨基带着饱学的书呆子的博学神情或者说带着十岁女孩的天真态度问道：既然拥有多数，还要专政干什么呢？马克思和恩格斯解释说：
——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