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
马克思
序 言
我在《德法年鉴》上曾预告要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形式对法学和国家学进行批判．在加工整理准备付印的时候发现，把仅仅针对思辨的批判同针对各种不同材料本身的批判混在一起，十分不妥，这样会妨碍阐述，增加理解的困难。此外，由于需要探讨的题目丰富多样，只有采用完全是格言式的叙述，才能把全部材料压缩在一本着作中，而这种格言式的叙述又会造成任意制造体系的外表。因此，我打算连续用不同的单独小册子来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最后再以一本专着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并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由于这个理由，在本着作中谈到的国民经济学同国家，法，道德，市民生活等等的关系，只限于国民经济学本身所专门涉及的范围。
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
不消说，除了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以外，我也利用了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但是德国人在这门科学方面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创作，除去魏特林德著作外，就要算《二十一印张》文集中赫斯的几篇论文和《德法年鉴》上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在《德法年鉴》上，我也十分概括地提到本着作的要点。
只是从费尔巴哈才开始实证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批判。费尔巴哈的著作越不被宣扬，这些著作的影响就越扎实，深刻，广泛而持久：费尔巴哈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逻辑学》以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
同当代批判的神学家相反，我认为，本着作的最后一章，即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剖析，是完全必要的，因为〔ＸＬ〕这样的工作还没完成－不彻底性是必然的，因为批判的神学家毕竟还是神学家，就是说，他或者不得不从作为权威的哲学的一定前提出发，或者在批判的过程中以及由于别人的发现而对这些哲学前提发生怀疑，于是就怯懦地，不适当地抛弃，撇开这些前提，而且仅仅以一种消极的，无意识的，诡辩的方式来表现他对这些前提的屈从的恼恨。
仔细考察起来，在运动之初曾是一个真正进行因素的神学的批判，归根到底不外是旧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超验性被歪曲为神学漫画的顶点和结果。历史现在仍然指派神学这个历来的哲学的溃烂区去显示哲学的消极分解，即哲学的腐性分化过程。关于这个饶有兴味的历史的判决，这个历史的涅墨西斯，我将在另一个地方加以详细的论证。
第一手稿
工资
〔Ｉ〕工资决定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敌对的斗争。胜利必定属于资本家。资本家没有工人能比工人没有资本家活得长久。资本家的联合是很通常而卓有成效的，工人的联合则遭到禁止并会给他们招来恶果。此外，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可以把产业收益加进自己的收入，而工人除了劳动所得既无地租，也无资本利息。所以，工人之间的竞争是很激烈的。从而，资本、地产和劳动三者的分离，只有对工人来说才是必然的、本质的、有害的分离。资本和地产无须停留于这种分离，而工人的劳动则不能摆脱这种分离。
因而，资本、地租和劳动三者的分离对工人来说是致命的。
最低的和唯一必要的工资额就是工人在劳动期间的生活费用，再加上使工人能够养家活口并使工人种族不致死绝的费用。按照斯密的意见，通常的工资就是同“普通人”即畜类的生活水平相适应的最低工资。
对人的需求必然调节人的生产，正如其它任何产品生产的情况一样。如果供给大大超过需求，那末一部分工人就要沦为乞丐或者饿死。因而工人的生存被归结为任何其它商品的存在条件。工人成了商品，如果他能找到买主，那就是他的幸运了。工人的生活取决于需求，而需求取决于富人和资本家的兴致。如果供给的量超过需求，那末价格构成部分（利润、地租、工资）之一就会低于价格而支付，结果，价格构成的一部分就会脱离这种应用，从而市场价格也就向作为中心点的自然价格靠近。但是，第一，在分工大大发展的情况下，工人要把自己的劳动转用于其它方面是极为困难的：第二，在工人从属于资本家的情况下，吃亏的首先是工人。
因此，当市场价格向自然价格靠近时，工人无条件地要遭到最大的损失。正是资本家把自己的资本转用于其它方面的这种能力，才使得束缚于一定劳动部门的工人失去面包，或者不得不屈服于这个资本家的一切要求。
〔ＩＩ〕市场价格的偶然的和突然的波动，对地租的影响比分解为利润和工资的价格部分的影响小；而对利润的影响又比对工资的影响小。一般情况是，有的地方工资提高，有的地方工资保持不变，有的地方工资在降低。
当资本家赢利时工人不一定得到好处，而当资本家亏损时工人就一定跟着吃亏。例如，当资本家由于制造秘密或商业秘密，由于垄断或自己地段的位置有利而使市场价格保持在自然价格以上的时候，工人也得不到任何好处。
其次，劳动价格要比生活数据的价格远为稳定。两者往往成反比。在物价腾贵的年代，工资因对劳动的需求下降而下降，因生活价格提高而提高。这样，二者互相抵消。无论如何，总有一定数量的工人没有饭吃。在物价便宜的年代，工资因对劳动的需求提高而提高，因生活数据价格下降而下降。这样，二者互相抵消。
工人还有一个不利的方面：
不同行业的工人的劳动价格的差别，比不同投资部门的利润的差别要大得多。在劳动时，个人活动的全部自然的、精神的和社会的差别表现出来，因而所得的报酬也各不相同，而死的资本总是迈着同样的步子，根本不在乎实际的个人活动如何。
总之，应当看到，工人和资本家同样在苦恼时，工人是为他的生存而苦恼，资本家则是为他的死钱财的赢利而苦恼。
工人不仅要为物质的生活数据而斗争，而且要为谋求工作，即为谋求实现自己的活动的可能性和手段而斗争。
我们且举社会可能所处的三种主要状态，并且考察一下工人在其中的地位。
（１）如果社会财富处于衰落状态，那末工人所受的痛苦最大。因为，即使在社会的幸福状态中工人阶级也不可能取得像所有者阶级所取得的那么多好处，“没有一个阶级像工人阶级那样因社会财富的衰落而遭受深重的苦难”。
〔ＩＩＩ〕（２）现在且拿财富正在增进的社会来看。这是对工人唯一有利的状态。这里资本家之间展开竞争。对工人的需求超过了工人的供给。
但是，第一，工资的提高引起工人的过度劳动。他们越想多挣几个钱，他们就越不得牺牲自己的时间，并且完全放弃一切自由来替贪婪者从事奴隶劳动。这就缩短了工人的寿命。工人寿命的缩短对整个工人阶级是一个有利状况，因为这样就必然会不断产生对劳动的新需求，这个阶级始终不得不牺牲自己的一部分，以避免同归于尽。
其次，社会在什么时候才处于财富日益增尽的状态呢？那就是一国的资本和收入增长的时候。但是，这只有由于下述情况才可能：
（ａ）大量劳动累积起来，因为资本是累积的劳动；就是说，工人的劳动产品越来越多地从他手中被剥夺了，工人自己的劳动越来越作为别人的财产同他相对立，而他的生存数据和活动数据越来越多地集中在资本家的手中。
（ｂ）资本的积累扩大分工，而分工则增加工人的人数；反过来，工人人数的增加扩大分工，而分工又扩大资本的积累。一方面随着分工的扩大，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的积累，工人日益完全依赖于劳动，依赖于一定的、极其片面的、机器般的劳动。随着工人在精神上和在肉体上被贬低为机器，随着人变成抽象的活动和胃，工人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价格的一切波动，依赖于资本的运用和富人的兴致。同时，由于单靠劳动为生者阶级的人数增加。〔ＩＶ〕工人之间的竞争加剧了，因而他们的价格也降低了。在工厂制度下，工人的这种状况达到了顶点。
（ｃ）在福利增长的社会中，只有最富有的人才能靠货币利息生活。其余的人都不得不用自己的资本经营某种行业，或者把自己的资本投入商业。这样一来，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就会加剧，资本家的积聚就会增强，大资本家使小资本家陷于破产，一部分先前的资本家就沦为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则由于这种增加，部分地又要经受工资降低之苦，同时更加依赖于少数大资本家。资本家由于人数减少，他们为争夺工人而进行的竞争几乎不再存在；而工人由于人数增加，彼此间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反常和带有强制性。正像一部分中等资本家必然沦为工人等级一样。
由此可见，即使在对工人最有利的社会状态中，工人的结局也必然是：过度劳动和早死，沦为机器，沦为资本家的奴隶（资本的积累作为某种有危险的东西而与他相对立），发生新的竞争以及一部分工人饿死或行乞。
〔Ｖ〕工资的提高在工人身上引起资本家般的发财欲望，但是工人只有牺牲自己的精神和肉体才能满足这种欲望。工资的提高以资本的积累为前提并导致资本的积累：因而劳动产品越来越作为某种异己的东西与工人相对立。同样，分工使工人越来越片面化和从属化：分工不仅导致人的竞争，而且导致机器的竞争。因为工人被贬低为机器，所以机器就能作为竞争者与他相对抗。最后，正像资本的积累增加工业的数量，从而增加工人的数量一样，由于这种积累，同一数量的工业生产出更大量的产品；于是发生生产过剩，而结果不是有很大一部分工人失业，就是工人的工资下降到极其可怜的最低限度。
这就是对工人最有利的社会状态，即财富正在增长、增进的状态所产生的后果。
然而，这种正在增长的状态终究有一天要达到自己的顶点。那时工人的处境会怎样呢？
（３）“在财富已经达到它可能达到的顶点的国家，工资和资本利息二者都会极低。工人之间为就业而进行的竞争如此激烈，以至工资缩减到仅维持现有工人人数的程度，而国家的人口这时已达到饱合，所以这个人数不能再增加了。”
超过这个人数的部分注定会死亡。
因此，在社会的衰落状态中，工人的贫困日益加剧；在财富增进的状态中，工人的贫困具有错综复杂的形式；在达到繁荣顶点的状态中，工人的贫困持续不变。
〔ＶＩ〕但是，既然按照斯密的意见，大多数人遭受痛苦的社会是不幸福的，既然社会的最富裕的状态会造成大多庶人的这种痛苦，而国民经济学（一般是私人利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又会导致这种最富裕的状态，那末国民经济学的目的也就在于社会的不幸。
关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还应指出，工资的提高对资本家说来，可以由劳动时间总量的减少而绰绰有余地得到补偿；工资的提高和商品利息的提高会像单利和复利那样影响商品的价格。
现在让我们完全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并且仿效他把工人的理论要求和实践要求比较一下。
国民经济学家对我们说，劳动的全部产品，本来属于工人，并且按照理论也是如此。但他同时又对我们说，实际上工人得到的是产品中最小的、没有就不行的部分，也就是说，只得到他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生存所必要的那一部分以及不是为了繁衍人类而是为繁衍工人这个奴隶阶级所必要的那一部分。
国民经济学家对我们说，一切东西都可用劳动来购买，而资本无非是积累的劳动；但他同时又对我们说，工人不但远不能购买一切东西，而且不得不出卖自己和自己的人的尊严。
懒惰的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大都占土地产品的三分之一，忙碌的资本家的利润甚至于两倍于货币利息，而剩余部分工人在最好的情况下挣得的部分，只有这么多：如果他有四个孩子，其中两个必定要饿死。
〔ＶＩＩ〕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意见，劳动是人用来增大自然价值的唯一东西，劳动是人的能动的财产；而根据同一国民经济学，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他们作为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不过是有特权的闲散的神仙）处处高踞于工人之上，并对工人发号施令。
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意见，劳动是唯一不变的物价；可是再没有什么比劳动价值更具有偶然性、更受波动的了。
分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增进社会的财富，促使社会日益精致，同时却使工人限于贫困并变为机器。劳动促进资本的积累，从而也促使社会福利的增长，同时却使工人越来越依附于资本家，引起工人间更剧烈的竞争，使工人卷入生产过剩的疯狂竞赛中；而跟着生产过剩而来的是同样急剧的生产衰落。
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意见，工人的利益从来不同社会的利益相对立，而社会却总是必然地同工人的利益相对立。
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意见，工人的利益从来不同社会的利益相对立，（１）因为工资的提高可以由劳动时间量的减少和上述其它后果而绰绰有余地得到补偿；（２）因为对社会来说全部总产品就是纯产品，而区分纯产品对私人来说才有意义。
劳动本身，不仅在目前的条件下，而且一般只要它的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它就是有害的、造孽的，这是从国民经济学家的阐发中得出的结论，尽管他并不知道这一点。
按照理论，地租和资本利润是工资的扣除。但在现实中，工资却是土地和资本让给工人的一种扣除，是从劳动产品中给工人、劳动所打的回扣。
在社会的衰落状态中，工人遭受的痛苦最深重。他遭受特别沉默的压迫是由于自己所处的工人地位，但他遭受压迫则由于社会状况。
而在社会财富增进的状态中，工人的沦落和贫困化是他的劳动的产物和他生产的财富的产物。就是说，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
社会的最富裕状态，这个大致还是可以实现并且至少是作为国民经济学和市民社会的目的的理想，对工人说来却是持续不变的贫困。
不言而喻，国民经济学把无产者，即既无财产又无地租，只靠劳动而且是片面的、抽象的劳动为生的人，仅仅当作工人来考察，因此，它才会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工人完全和一匹马一样，只应得到维持劳动所必需的东西。国民经济学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工人，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它把这种考察交给刑事、司法、医生、宗教、统计表、政治和乞丐管理人去做。
现在让我们超出国民经济学的水平，试以前面几乎是用国民经济学家的原话所作的论述中来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１）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
（２）主张细小改革的人不是希望提高工资并以此来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就是（像蒲鲁东那样）把工资的平等看作社会革命的目标，他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
劳动在国民经济学中仅仅以谋生活动的形式出现。
〔ＶＩＩＩ〕“可以肯定地说，那些要求特殊才能或较长期预备训练的职业，总的来说已变得较能挣钱；而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学会的那种机械而单调的活动的相应工资，则随着竞争而降低并且不得不降低。但正是这类劳动在劳动组织的现状下最为普遍。因此，如果说第一类工人现在所挣得的是五十年前的七倍，而第二类工人所挣得的和五十年前一样，那末二者所挣得的平均起来当然是以前的四倍。但是，如果在一个国家里，从事第一类劳动的只有一千人，而从事第二类劳动的有一百万人，那末就有９９９００人并不比五十年前生活得好，如果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同时上涨，那末他们会比以前生活得更坏。而人们却想用这种敷浅的平均计算，在关系到居民人数最多的阶级的问题上欺骗自己。此外，工资多少只是估计工人收入的因素之一，因为对衡量收入来说更重要的是要把他们获得收入的有保障的持续性估计进去。但是在波动和停滞不断出现的所谓自由竞争的无政府状态下，是根本谈不到这种持续性的。最后，还应注意过去和现在的通常劳动时间。最近二十五年来，也正是从棉纺织业采用节省劳动的机器以来，这个部门的英国工人的劳动时间已由于企业主追逐暴利〔ＩＸ〕而增加到每日十二至十六小时，而在到处还存在着富人无限制地剥削穷人的工议权利的情况下，一国和一个工业部门的劳动时间的延长必然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其它地方。”（舒耳茨，《生产运动》第６５页）
“然而，即使所谓社会一切阶级的平均收入都增长这种不真实的情况属实，一种收入同另一种收入的区别和相对的差距仍然可能扩大，从而贫富间的对立也可能更加尖锐。因为正是由于生产总量的增长，并且随着生产总量的增长，需要、欲望和要求也提高了，于是绝对的贫困减少，而相对的贫困可能增加，靠鲸油和腐鱼维生的萨莫耶特人并不穷，因为在他们那种与世隔绝的社会里一切人都有同样的需要。但是在一个前进着的国家，生产总量在大约十年内与人口相比增加了三分之一，而工人挣得的工资仍和十年前一样多，他们不但不能保持过去的福利水平，而且比过去穷三分之一。”（同上，第６５－６６页）
但是，国民经济学把工人只当作劳动的动物，当作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
“国民要想在精神方面更自由地发展，就不应该再当自己的肉体需要的奴隶，自己肉体的奴仆。因此，他们首先必须有能够进行精神创造和精神享受的时间。劳动组织方面的进步会赢得这种时间。的确，今天由于有了新的动力和完善的机器，棉纺织场的一个工人往往可以完成早先１００甚至２５０－３５０个工人的工作。在一切生产部门中都有类似的结果，因为外部自然力日益被用来加入〔Ｘ〕人类劳动。如果说为了满足一定量的物质需要必须耗费的时间和人力比现在比过去减少了一半，那末，与此同时，在不损害物质福利的情况下，给精神创造和精神享受提供的余暇也就增加一臂。但是，在我们甚至从老克伦纳士自己领域中夺得的虏获物的分配方面，仍然取决于像掷骰子那样盲目的、不公正的偶然性。法国人有计算过，在目前生产状况下，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平均每日劳动五小时，就足以满足社会的一切物质利益......尽管因机器改进而节省了时间，工厂中奴隶劳动的时间对多数居民说来却有增无已。”（同上，第６７－６８页）
“从复杂的手工劳动过渡，首先要将这种手工劳动分解为简单的操作。但是，最初只有一部分单调的重复的操作由机器来承担，而另一部分由人来承担。根据事物的本性和一致的经验，可以说这种连续的单调的活动无论对于精神还是对于肉体都同样有害。因此，在机器工作同较大量人手间的简单分工相结合的状况下，这种分工的一切弊病也必然要表现出来。工厂工人的死亡率较高尤其表明了这种分工的弊病......〔ＸＩ〕人们借助于机器来劳动和人们作为机器来劳动，这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别......并没有受到人们的注意。”（同上，第６９页）
“但是在各国人民未来的生活里，通过机器起作用的盲目的自然力，将成为我们的奴隶和奴仆。”（同上，第７４页）
“在英国的纺织厂中就业的只有１５８８１８个男工和１９６８１８个女工。朗卡斯特郡的棉纺织厂每有１００个男工就有１０３个女工，而在苏格兰甚至达到２０９个。在英国里子的麻纺厂中每１００个男工中就有１４７个女工；在丹第和苏格兰东海岸甚至达到２８０个。在英国的丝织厂中有很多女工；在需要较强体力的毛纺织厂中主要是男工。１８３３年在北美的棉纺织厂中就业的，除了１８５９３个男工以外，至少有３８９２７个女工。可见，由于劳动组织的改变，妇女就业的范围已经扩大......妇女在经济上有了比较独立的地位......男性和女性在社会关系方面互相接近了。”（同上，第７１－７２页）
“１８３５年，在拥有蒸汽动力和水力动力的英国纺织厂中劳动的有８－１２岁的儿童２０５５８人，１２－１３岁的儿童３５８６７人，１３－１８岁的儿童１０８２０８人......当然，机械的进一步改进使人日益摆脱单调劳动操作，促使这种弊病逐渐〔ＸＩＩ〕消除。但是，资本家能够最容易最便宜地占有下层阶级以至儿童的劳动力，以便使用和消耗这种劳动力来代替机械手段，正是这种情况妨碍机械的迅速进步。”（舒耳茨，《生产运动》第７０－７１页）
“布鲁姆勋爵向工人大声疾呼：’作资本家吧！’......不幸的是，千百万人只有通过糟蹋身体、损害道德和智力的紧张劳动，才能挣钱勉强养活自己，而且他们甚至不得不把找到这样一种工作的不幸看作是一种幸运。”（同上，第６０页）
“于是，为了生活，一无所有者不得不直接地或间接地替有产者效劳，也就是说，要受他们的摆布。”（见魁尔《社会经济的新理论》第４０９页）
“佣人－月钱；工人－工资；职员－薪金或报酬。”（同上，第４０９－４１０页）
“出租自己的劳动”，“出租自己的劳动换取利息”，“代替别人劳动”。
“出租劳动材料”，“出租劳动材料换取利息”，“让别人代表自己劳动”。（同上，〔第４１１页〕）
〔ＸＩＩＩ〕“这种经济结构注定人们去干如此低贱的职业，遭受如此凄惨沦落之苦，以至野蛮状态与之相比似乎也是王公的生活了。”（同上，第４１７－４１８页）
“一无所有者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卖淫。”（同上，第４２１－〔４２２〕页）捡破烂者。
查．劳顿在《人口等问题的解决方法》（１８４２年巴黎版）一书中估计英国卖淫者的数目有６－７万人。“品德可疑的妇女”也有那么大的数目。
“这些不幸的马路天使的平均寿命，从她们走上淫荡的生活道路算起，大约是６－７年。因此，要使卖淫者保持６－７万这个数目，在联合王国每年至少要８－９千名妇女为这个淫秽的职业献身，也就是说，每天大约要有２４名新的牺牲者，或者每小时平均要有一名新的牺牲者；如果这个比例适用于整个地球，那末这种不幸者的人数势必经常有１５０万人。”（同上，第２２９页）
“贫困的人口随着贫困的增长而增长；最大量的人在极端贫困的状况下挣扎，彼此争夺着受苦受难的权利......１８２１年爱尔兰的人口是６８０１８２７人。１８３１年增加到７７６４０１０人，也就是说，在十年中间增加了１４％。在最富裕的伦斯特省，人口只增加８％，而在最贫困的康诺特省，人口反而增加２１％（《在英格兰公布的关于爱尔兰的统计调查摘要》，１８４０年维也纳版）。”（毕莱，《论贫困》第一卷第〔３６〕－３７页）
国民经济学把劳动抽象地看作物；“劳动是商品”价格高，就意味着对商品的需求很大；价格低，就意味着商品的供给很多；“劳动作为商品，其价格必然日益降低”；这种情况之所以必然发生，一部分是由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竞争，一部分是由于工人之间的竞争。
“出卖劳动的工人人口，不得不满足于产品的最微小的一份......关于劳动是商品的理论，难道不是伪装起来的奴隶制的理论吗？”（同上，第４４页）“大企业家宁可购买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只是因为这种劳动比男子的劳动便宜。”（同上）“工人在雇用他的人面前不是处于自由的卖者地位......资本家总是自由雇用劳动，而工人总是被迫出卖劳动。如果劳动不是一瞬间都再出卖，那末它的价值就会完全消失。与真正的商品不同，劳动既不能积累，也不能储蓄。〔ＸＩＶ〕劳动就是生命，而生命如果不是每天用食物进行新陈代谢，就会衰落并很快死亡。为了使人的生命成为商品，也就必须容许奴隶制。”（同上，第４９－５０页）
可见，如果劳动是商品，那末它就是一种具有最不幸的特性的商品。然而，甚至根据国民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劳动也不是商品，因为它不是“自由交易的自由结果”。（同上，第５０页）现存的经济制度。
“既降低了劳动的价格，同时也降低了劳动的报酬；它造就了工人，却贬低了人。”（同上，第５２－５３页）“工业成了战争，而商业成了赌博。”（同上，第６２页）
“单是加工棉花的机器（在英国）就完成８４００万手工劳动者的工作。”（同上，第１９３页，注）
工业直到现在还处于掠夺战争的状态：
“它像大征服者那样冷酷无情地浪费那些构成它的军队的人的生命。它的目的是占有财富，而不是人的幸福。”（毕莱，同上，第２０页）“这种利益＜即经济利益＞如果听之任之......就必然要互相冲突；它们除了战争再无其它仲裁者，战争的判决就是使一些人失败和死亡，使另一些人获得胜利......科学在对抗力量的冲突中寻求秩序和平衡；按照科学的意见：连绵不断的战争是获得和平的唯一方法；这种战争就叫作竞争。”（同上，第２３页）
“为了卓有成效地进行这场工业战争，需要有人数众多的军队，这种军队能调集到一个地点，不惜牺牲地投入战斗。这种军队的士兵所以能够忍受强家在他们身上的重担，既不是出于忠诚，也不是由于义务；只不过为了逃避那必不可免的饥饿威胁。他们对自己的长官既不爱戴，也不感恩。长官对自己的部下没有任何好意。在他们眼中，这些部下不是人，仅仅是以尽可能少的花费带来尽可能多的收入的生产工具。这些日益密集的工人群众甚至没有信心会有人经常雇用他们；把他们集合起来的工业只是在它需要他们时才让他们活下去；而一旦能够撇开他们，它就毫不踌躇地抛弃他们；于是工人不得不按照人家同意的价格出卖自己的人身和力气。加在他们身上的劳动，时间越长，越令人痛苦和厌恶，他们所得的报酬也就越少；可以看到有些工人每天连续紧张劳动十六小时，才勉强买到不致饿死的权利。”（同上，第〔６８〕－６９页）
〔ＸＶ〕“我们确信－那些调查手工织布工的状况的委员们也会相信－大工业城市如果不是时时刻刻都有健康人、新鲜的血液不断从邻近农村流入，那就会在短期内失去自己的劳动人口。”（同上，第３６２页）
资本的利润
一． 资本
〔Ｉ〕（１）资本，即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
“如果资本本身并非来源于盗窃和诈骗，那末，为了使继承神圣化，仍然需要有立法的协助。”（扎伊尔，第１卷第１３６页，注）
人怎样成为生产基金的所有者？他怎样成为用这些生产基金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所有者？
根据成文法。（扎伊尔，第２卷第４页）
人们依靠资本，例如，依靠大宗财产的继承，可以得到什么？
“继承了大宗财产的人不一定因此直接得到政治权利。财富直接提供给他的权力无非是购买的权力，这是一种支配当时市场上拥有的一切他人劳动或者说他人劳动的一切产品的权力。”（斯密，第１卷第１６页）
因此，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资本家拥有这种权力并不是由于他的个人的或人的特性，而只是由于他是资本的所有者。他的权力就是他的资本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
下面我们首先将看到，资本家怎样利用资本来行使他对劳动的支配权，然后将看到资本的支配权怎样支配着资本家本身。
什么是资本？
“一定量的积累的和储存的劳动。”（斯密，第２卷第３１２页）
资本就是积累的劳动。
（２）基金，资金是土地产品和工业劳动产品的任何积累。资金只有当它给自己的所有者带来收入或利润的时候，才叫作资本。（斯密，第２卷第１９１页）
二． 资本的利润
“资本的利润或赢利与工资完全不同。二者的差别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资本的利润完全决定于所使用的资本的价值，尽管监督和管理的劳动在不同的资本之下可能是一样的。其次，在大工厂，这方面的劳动完全委托给一个主管人，这个主管人的薪金同他监督如何使用的资本〔ＩＩ〕并不保持一定的比例。尽管这里的资本所有者的劳动几乎等于零，他仍然要求利润和他的资本保持一定的比例。”（斯密，第１卷第９７－９９页）
为什么资本家要求利润和资本之间保持这种比例呢？
“如果资本家从出卖工人生产的产品中，除了用于补偿他预付在工资上的基金所必须的数额以外，不指望再多得一个余额，他就不会有兴趣雇用这些工人了；同样，如果他的利润不同所使用的资本成一定的比例，他就不会有兴趣使用较大的资本来代替较小的资本。”（斯密，第１卷第９６－９７页）
因此，资本家赚得的利润首先同工资成比例，其次同预付的原料成比例。
那末，利润和资本的比例是怎样的呢？
“如果说确定一定地点和一定时间的通常的、平均的工资额已经很困难，那末确定资本的利润就更困难了。资本所经营的那些商品的价格的变化，资本的竞争者和顾客的运气好坏，商品在运输中或在仓库中可能遇到的许许多多意外事故，－这一切都造成利润天天变动，甚至是时刻变动。”（斯密，第１卷第１７９－１８０页）“尽管精确地确定资本利润的数额是不可能的，但是根据货币利息仍可大略知道这个数额。如果使用货币得到的利润多，那末为使用货币所付出的利息就多；如果使用货币得到的利润少，那末付出的利息也少。”（斯密，第１卷第１８１页）“通常的利息率和纯利润率之间应当保持适当的比例，必然随着利润的高低而变化。在英国，人们认为，相当双倍利息的利润就是商人所称的正当的、适度的、合理的利润；这些说法无非就是指通常的普通的利润。”（斯密，第１卷第１９８页）
什么是最低的利润率呢？什么是最高的利润率呢？
“资本的最低的普通利润率，除了补偿资本在各种使用中遇到的意外损失，必须始终有些剩余，只有这种剩余才是纯利润或净利润。最低利率的情况也是如此。”（斯密，第１卷第１９６页）
〔ＩＩＩ〕“最高的普通利润率可能是这样的，他吞没大多数商品的价格中地租的全部，并且使供应的商品中所包含的工资降到最低价格，即只够维持工人在劳动期间的生活的价格。在工人被雇用从事劳动时，人们总得设法养活他们；地租却可以完全不付。例如，在孟加拉国国国的东印度贸易公司的经理们。”（斯密，第１卷第〔１９７〕－１９８页）
资本家除了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利用微小竞争的一切好处之外，还能用堂堂正正的方式把式场价格保持在自然价格之上。
首先，如果那些在世场上销售商品的人离市场很远，就利用商业秘密；这就是说，对价格变动即价格高于自然价格保密。这种保密，可以使其它资本家不致把自己的资本投到这个部门来。
其次，利用制造业秘密；这种秘密使资本家可以用较少的生产费用按照同样的价格甚至比竞争者低的价个供应产品，从而获得较多的利润。－（以保密来欺骗不是不道德吗？交易所的交易。）－再次，把生产限制在特定的地点（例如，名贵的葡萄酒），以至有效的需求永远不能得到满足。最后，利用个别人和公司的垄断。垄断价格是可能达到的最高价格。（斯密，第１卷第１２０－１２４页）
可能提高资本的另一些偶然的原因。
新领土的获得或新行业的出现甚至在富国也往往可以提高资本利润，因为它们可以从旧行业抽走一部分资本，缓和竞争，减少市场的资本供应，从而促使这些商品的价格提高；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商品的经营者就能够对贷款支付较高的利息。（斯密，第１卷第１９０页）
“商品加工越多，商品越变成加工对象，商品价格中分解为工资和利润的部分就比分解为地租的部分增长的越大。随着商品加工的进展，不仅利润的数目增大了，而且每个后来的利润总比先前的利润大，因为产生利润的资本〔ＩＶ〕必然越来越大。雇用织工的资本必然大于雇用纺工的资本，因为前一种资本，不仅要补偿后一种资本和利润，而且要支付织工的工资，而利润必定总是同资本保持一定的比例的。”（第１卷第１０２－１０３页）
由此可见，在对自然产品加工和再加工时人的劳动的曾价，不是使工资增加，而是一方面使获利资本的数额增大，另一方面使每个后来的资本比先前的资本大。
关于资本家从分工中得到的好处，后面再讲。
资本家得到双重的好处：第一，从分工；第二，从一般加在自然产品上的人的劳动的增长。人加进商品的份额越大，死资本的利润就越大。
“在同一社会，与不同工种的工资相比，资本的平均利润率更接近于同一水平。”（第１卷第２２８页）“各种不同用途的资本的普通利润率随着收回资本的可靠性的大小而不同。利润率随着风险增大而提高，尽管二者并不完全成比例。”（同上，〔第２２６－２２７页〕）
不言而喻，资本利润还由于流通手段（例如，纸币）的简便或低廉而增长。
三． 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和资本家的动机
“追逐私人利润是资本所有者决定把资本投入农业还是投入工业，投入批发商业的某一部门还是投入零售商页的某一部门的唯一动机。至于资本的哪一种用途能推动多少生产劳动，〔Ｖ〕或者会使他的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增加多少价值，他是从来不会想到去计算的。”（斯密，第２卷第４００－４０１页）
“对资本家来说，资本的最有利的使用，就是在同样风险的条件下给他带来最大利润的使用。这种使用对社会说来并不总是最有利的。最有利的资本使用就是用于从自然生产力中取得好处。”（扎伊尔，第２卷第１３０－１３１页）
“最重要的劳动操作是按照投资者的规画和盘算来调节和指挥。而投资者所有这些规画和操作的目的就是利润。然而，利润率不像地租和工资那样，随社会的繁荣而上升，随社会的衰退而下降。相反地，利润率很自然在富国低，在穷国高，而在最迅速地走向末落的国家中最高。因此，这一阶级的利益不像其它两个阶级的利益那样与社会的一般利益联系在一起......经营某一特殊商业部门或工业部门的人的特殊利益，在某一方面总是和公众利益不同，甚至常常同它相敌对。商人的利益始终在于扩大市场和限制卖者的竞争......这是这样一些人的阶级，他们的利益决不会同社会利益完全一致，他们的利益一般在于欺骗和压迫公众。”（斯密，第２卷第１６３－１６５页）
四． 资本的积累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
“资本的增加使工资提高，但由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又有使资本家利润减少的趋向。”（斯密，第１卷１７９页）
“例如，一个城市的食品杂货业把所需的资本如果分归两个食品杂货商经营，那末他们之间的竞争秽史双方都把售价’降到比一个人独营时便宜；如果分归二十个〔ＶＩ〕杂货商经营，那末他们之间的竞争会更剧烈，而他们结合起来抬高他们的商品价格的可能性也变得更小。”（斯密，第２卷第３７２－３７３页）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垄断价格是可能达到的最高价格；既然资本家的利益甚至按照一般国民经济学的观点看来是同社会利益相敌对的；既然资本利润的提高像复利一样地影响商品的价格（斯密，第１卷第１９９－２０１页），－所以，竞争是对抗资本家的唯一手段；根据国民经济学的论述，竞争既对工资的提高，也对商品价格的下降产生有利于消费公众的好影响。
但是，只有当资本增加而且分散在许多人手中的时候，竞争才有可能。只有通过多方面的积累才可能出现许多资本，因为资本一般只有通过积累才能形成，而多方面的积累必然转化为单方面的机类。各个资本之间的竞争扩大各个资本的积累。在私有制的统治下，积累就是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的积聚，只要听任资本的自然趋向，积累一般来说是一种必然的结果；而资本的这种自然使命恰恰是通过竞争来为自己开辟自由的道路的。
我们已经听到，资本的利润同资本的量成正比。因此，即使一开始就把蓄谋的竞争完全撇开不谈，大资本也会按其量的大小相应地比小资本积累得快。〔ＶＩ〕
〔ＶＩＩＩ〕由此可见，完全撇开竞争不谈，大资本的积累比小资本积累快得多。不过我们要进一步探讨这个过程。
随着资本的增长，资本利润由于竞争而减少。因此，遭殃的首先是小资本家。
资本的增长和大量资本的存在以一国财富的日益增进为前提。
“在财富达到极高程度的国家，普通利润率非常低，从而这个利润能够支付的利息很低，以致除了最富有的人以外任何人都不能靠利息生活。因此，所有中等有产者都不得不自己使用资本，经营一种实业，或参与某种商业。”（斯密，第１卷第〔１９６〕－１９７页）
这种状态是国民经济学最喜爱的状态。
“资本和收入之间的比例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决定着勤劳和懒惰的比例：资本占优势的地方，普通勤劳；收入占优势的地方，普通懒惰。”（斯密，第２卷第３２５页）
在竞争扩大的条件下，资本使用的情况如何呢？
“随着资本的增加，生息信贷基金的数量也必然不断增长。随着这种基金的增加，货币利息会日益降低，（１）因为一切物品的市场价格随着物品数量的增加而降低；（２）因为随着一国资本的增加，新资本要找到有利的用途越来越困难。不同资本之间就产生了竞争，一个资本的所有者千方百计夺取其它资本所占领的行业。但是，如果他不把自己的交易条件放宽一些，那末他多半不能指望把其它资本排挤掉。他不仅要廉价销售物品，而且往往为了寻找销售的机会，还不得不高价收购物品。因为用来维持生产劳动的基金逐日增加，所以对生产劳动的需求也与日俱增：工人容易找到工作，〔ＩＸ〕而资本家却难以找到他们能够雇用的工人。资本家的竞争使工资提高，利润下降。”（斯密，第２卷第３５８－３５９页）
因此，小资本家必须在二者中选择其一：（１）他由于已经不能靠利息生活而把自己的资本吃光，从而不再做资本家；（２）亲自经营实业，比富有的资本家贱卖贵买，并且支付较高的工资；因为市场价格由于价定的激烈竞争已经很低，所以小资本家就陷于破产。相反，如果大资本家想挤掉小资本家，那末，与小资本加相比，他拥有资本家作为资本加所具有的对工人的一切优越条件。对他来说，较少的利润可以由大量的资本来补偿；他甚至可以长久地容忍暂时的亏损，直至小资本家破产，直至他摆脱小资本家的竞争。他就是这样把小资本家的利润积累在自己手里。
其次，大资本家总是比小资本家买得便宜，因为他的进货数量大，所以，他贱卖也不会亏损。
但是，如果说货币利息下降会使中等资本家由食利者变为企业家，那末反过来，企业资本的增加以及因此引起的利润的减少，会造成货币利息下降。
“随着使用资本所能取得的利润减少，为使用这笔资本所能支付的价格也必然降低。”（斯密，第２卷第３５９页）
“财富、工业、人口越增长，货币利息，从而资本家的利润就越降低。利润尽管减少，资本本身却不但继续增加，而且比以前增加的更迅速。大资本利润虽低，但比利润高的小资本一般也增长得更迅速。俗语说得好：钱能生钱。”（斯密，第１卷第１８９页）
如果像在假定的那种激烈竞争状态下所发生的那样，利润低的小资本同这个大资本相对立，那末大资本成把们完全压垮。
在这种竞争中，商品质量普遍低劣、伪造、假冒、普遍有毒等等，正如在大城市中看到的那样，都是必然的结果。
〔Ｘ〕此外，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比例，也是大资本和小资本的竞争中的一个重要情况。
“流动资本就是用于生产食物、制造业或商业的资本。只要它仍然留在所有者手中或者保持原状，它就不会给自己的所有者带来收入或利润。它不断以一种形式用出去，再以另一种形式收回来，而且只有依靠这种流通，即依靠这种连续的转化和交换，才带来利润。固定资本就是用于改良土地，购置机器、工具、手工式工具之类物品的资本。”（斯密，第２卷第１９７－１９８页）
“固定资本维持费的任何节约能意味着纯利润的增长。任何企业家的总资本必然分成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只要资本总额不变，其中一部分越小，另一部分就越大。流动资本用于购买原料、支付工资和推动生产。因此，固定资本的任何节约，只要不减少劳动生产力，都会增加生产基金。”（斯密，第２卷第２２６页）
从一开头就可以看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比例，对大资本家要比对小资本家有利的多。最大的银行家所需要的固定资本只比最小的银行家略多一些，因为二者的固定资本都只限于银行办公的费用。大土地所有者的生产工具决不会按照他的土地面积而相应地增多。同样，大资本家所享有的比小资本家高的信用，就是对于固定资本即一笔必须经常准备着的货币的相当大的节约。最后，不言而喻，凡是工业劳动高度发展的地方，也就是几乎所有手工劳动都变成工厂劳动的地方，小资本家仅仅为了拥有必要的固定资本，把他的全部资本都投入也是不够的。大家知道，大农业的劳动，通常只占用不多的劳动人手。
与较小的资本加相比，在大资本积累时，一般还发生固定资本的相应的集中和简化。大资本家为自己〔ＸＩ〕采用某种对劳动工具的组织方法。
“同样，在工业领域，每个工场和工厂就已经是相当大一批物质财富为了生产的共同目的而同多种多样的智力和技能实行的广泛结合......凡是立法维护大地产的地方，日益增长的人口过剩部分就会涌向工商业，结果，正如英国那样，大批无产者主要聚集在工业领域。凡是立法容许土地不断分割的地方，正如在法国那样，负债的小所有者的数目就会增加起来，这些小所有者由于土地进一步分割而沦为穷人和不满者的阶级。最后，当这种分割和过重的负债达到更高程度时，大地产就会吞掉小地产，正像大工业吃掉小工业一样；而且因为相当大的地产重新形成，大批不再为土地耕作所绝对需要的贫穷的工人就又涌向工业。”（舒耳茨《生产运动》第〔５８〕－５９页）
“同一种商品的性质由于生产方法改变，特别是由于采用机器而发生变化。只是由于排除了人力，才有可能用价值３先令８便士的一磅棉花，纺出３５０束总长１６７英里（即３６德里）、价值为２５基尼的纱。”（同上，第６２页）
“四十五年来英国的棉纺织品价格平均降低１１／１２，并且根据马歇尔计算，相同数量的制品，在１８１４年需要付１６先令，而现在只值１先令１０便士。工业产品的大落价既扩大了国内消费，也扩大了国外市场；因此，英国棉纺织工业的工人人数在采用机器以后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从４万增加到１５０万。〔ＸＩＩ〕至于工业企业家和工人的收入，那末由于厂主之间的竞争加剧，厂主的利润同他们供应的产品量相比必然减少了，在１８２０－１８３３年这一期间，曼彻斯特的工厂主在每匹印花布上所得的总利润由４先令１ １／３便士减少到１先令９便士。但是，为了补偿这个损失，生产量更加增大了。结果，在某些工业部门有时出现生产过剩；破产频频发生，在资本家和雇主的阶级内部造成财产的波动不定和动荡，这种波动和动荡把一部分经济破产的人投入无产阶级队伍；同时常常不得不突然实行停工或缩减生产，而雇佣劳动者往往是深受其害。”（同上，第６３页）
“出租自己的劳动就是开始自己的奴隶生活：而出租劳动材料就是确立自己的自由......劳动是人，相反地，劳动材料则根本不包括人。”（贝魁尔《社会经济和国民经济的新理论》第４１１－４１２页）
“材料要素如果没有劳动要素就根本不能创造财富；在材料所有者看来，材料所以具有创造财富的魔力，彷佛是他们用自身的活动给材料加进了这种不可缺少的要素。”（同上）“假定一个工人的日常劳动每年给他平均带来４００法郎，而这个数目足够一个成年人维持最起码的生活，那末，这等于说，一个每年拥有２０００法郎利息、地租、房租等等收入的所有者在间接地迫使５个人为他劳动；１０万法郎则表示２５００人的劳动。”（同上，第４１２－４１３页）从而，３亿法郎（路易－菲利普）表示７５万工人的劳动。
“人们制定的法律赋与所有者以使用和滥用即随心所欲地处置任何劳动材料的权力......法律并不责成所有者始终及时地给那些一无所有的人提供工作，并且始终给他们足够的工资，等等。”（同上，第４１３页）“对生产的性质、数量、质量和适时性的确定是完全自由的；对财富的使用和消费以及对一切劳动材料的支配是完全自由的。每个人都可以只考虑他自己的个人利益，随心所欲地自由交换自己的物品。”（同上，第４１３页）
“竞争不过是任意交换的表现，而任意交换又是使用和滥用任何生产工具的个人权力的直接和合乎逻辑的结果。实质上构成一个统一整体的这三个经济要素－使用和滥用的权利，交换的自由和无限制的竞争－引起如下的后果：每个人都可以按照他乐意的方式，在他乐意的时间和地点，生产他乐意生产的东西；他可以生产的好或坏、过多或过少、过迟或过早、过贵或过贱；没有人知道，他能否卖出去、卖给谁、如何卖、何时卖、在何处卖。买进的情况也是如此。〔ＸＩＩＩ〕生产者既不知道需要也不知道原料来源，既不知道需求也不知道供给。他在他愿意卖和能够卖的时候，在他乐意的地点，按照他乐意的价格，卖给他乐意的人。买进的情况也是如此。他在这一方面总是偶然情况的玩偶，是强者、宽裕者、富有者所强加的法律的奴隶......一个地方是财富的不足，而另一个地方则是财富的过剩和浪费。一个生产者卖得很多或者卖得很贵并且利润丰厚，而另一个生产者卖不出去或者亏本......供给不知道需求，而需求不知道供给。你们根据消费者中的爱好和时[兴去进行生产；可是，当你们准备好提供这种商品的时候，他们的兴头已经过去而转到另一种产品上去了......这一切情况的必然结果就是连续不断的和范围日益扩大的破产；失算、突如其来的破落和出乎意料的致富；商业危机、停业、周期性商品滞销或脱销；工资和利润的不稳定和下降；财富、时间和精力在激烈竞争的舞台上的损失或惊人的浪费。”（同上，第４１４－４１６页）
李嘉图在他的书（地租）中说：各国只是生产的工场；人是消费和生产的机器；人的生命就是资本；经济规律盲目地支配着世界。在李嘉图看来，人是微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在法译本第二十六章中说：
“对于一个拥有２万法郎资本，每年获得２０００法郎的人来说......不管他的资本是雇１００个工人还是雇１０００个工人......都是一样的。一个国家的实际利益不也是这样吗？只要这个国家的实际纯收入、它的地租和利润不变，这个国家的人口有１０００万还是有１２００万，都是无关紧要的。”德．西斯蒙先生说（第２卷第３３１页）：“真的，就只能盼望国王孤伶伶地住在自己的岛上，不断地转动把手，通过自动机来完成英国的全部工作了。”
“雇主用只够满足工人最迫切需要的低价格来购买工人的劳动，对于工资不足或劳动时间过长，他不负任何责任，因为他自己也要服从他强加给别人的法律......贫困的根源与其说在于人，不如说在于物的力量。”（〔毕莱〕同上，第８２页）
“英国许多地方的居民没有足够的资本来改良和耕种他们的土地。苏格兰南部各郡的羊毛，因为缺乏就地加工的资本，大部分不得不通过很坏的道路，长途运送到约克郡去加工。英国有许多小工业城市，那里的居民缺乏足够的资本把他们的工业产品运到可以找到需求和消费者的遥远市场上去。这儿的商人〔ＸＩＶ〕不过是住在某些大商业城市中的大富商的代理人。”（斯密，第２卷第３８２页）“要增加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的价值，只有两种办法：增加生产工人的人数，或者提高已被雇用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两种情况都几乎总是必须增加资本。”（斯密，第２卷第３３８页）
“因为按照事物的本性，资本的积累是分工的必要的前提，所以只有资本的积累越来越多，分工才会越来越细。分工越细，同样数目的人所能加工的原料数量也就增加得越多；因为这时每个工人的任务越来越简单，所以减轻和加速这些任务的新机器就大量发明出来。因此，随着分工的发展，为了经常雇用同样数目的工人，就必须预先积累和从前同样多的生活数据，以及比从前不大发达时更多的原料、工具和器具。在任和生产部门，工人人数总是随着这一部门分工的发展而增长，更正确地说，正是工人人数的这种增长才使工人有可能实现这种细密的分工。”（斯密，第２卷第１９３－１９４页）
“劳动生产力的大大提高，非有预先的资本积累不可，同样，资本的积累也自然会引起劳动生产力的大大提高。资本家希望利用自己的资本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因此他力求在自己的工人中最恰当地进行分工，并把尽可能好的机器供给工人使用。他这两方面成功的可能性如何，〔ＸＶ〕要看他有多少资本，或者说，要看这个资本能够雇用多少工人。因此，在一个国家里，不仅劳动量随着推动劳动的资本的扩大而增加，而且，同一劳动量生产的产品，也由于资本的扩大而大大增加。”（斯密，同上，第１９４－１９５页）
因此出现了生产过剩。
“由于在更大规模的企业中实行更大数量和更多种类的人力和自然力的结果，在工业和商业中......生产力更广泛地联合起来。到处......主要的生产部门彼此已经更密切地结合起来。例如，大工厂地主也力图购置大地产，以便他们的工业企业所需要的原料至少有一部分不必从他人手中得到；或者他们结合自己的工业开办商业，不仅为了销售他们自己的产品，而且为了购买其它种类的产品并把这些产品卖给他们的工人。在英国，那里一个工厂主有时拥有１００００－１２０００个工人......不同生产部门在一个主管人的领导之下的这种结合，这种所谓国家中的小国家或国家中的属领，已经屡见不鲜。例如，伯明翰的矿主近来已把制铁的全部生产过程掌握起来，而过去制铁的全部生产过程是分散在许多企业家和所有者手里的。见１８３８年《德意志季刊》第３期《伯明翰矿区》一文。－最后，我们在目前已如此众多的大股份公司中，还看到许多股东的财力同另一些担任实际工作的人的科技知识才能的广泛结合。这样一来，资本家就有可能以更多种多样的方式来利用自己的积蓄，甚至还可以把积蓄同时用于农业、工业和商业。因此他们的利益就更是多方面的了，〔ＸＶＩ〕而农业、工业和商业的利益之间的对立缓和下来并趋于消灭。然而，正是这种增大的按不同方式使用资本的可能性本身，必定会加深有产者阶级和无产者阶级之间的对立。”（舒耳茨，同上，第４０－４１页）
房东从穷人身上取得巨额利润。房租和工业贫困成反比。
从沦落的无产者的恶习中也抽取利息。（卖淫、酗酒、抵押放债人。）
当资本和地产掌握在同一个人手中，并且资本由于数额庞大而能够把各种生产部门结合起来的时候，资本的积累日益增长，而资本间的竞争日益减少。
对人的漠不关心。斯密的二十章彩票。
扎伊尔的纯收入和总收入。
地 租
〔Ｉ〕土地所有者的权利来源于掠夺。（扎伊尔，第１卷第１３５页，注）土地所有者也像所有其它人一样，喜欢在他们未曾播种的地方得到收获，甚至对土地的自然成果也收取地租。（斯密，第１卷第９９页）
“也许有人认为，地租不过是土地所有者用来改良土地资本的利润...有时候，地租可能部分地是这样...但是，（１）土地所有者甚至对未改良的土地也要求地租，而可以看做改良费用的利息或利润的东西，则往往是这种原始地税的追加额（附加费）：（２）此外，这种改良并不总是用土地所有者的资本，而有时是用租地农场主的资本来进行的：虽然如此，在复位租约十，土地所有者通常要求提高地租，彷佛这种改良全是由他出资本进行的；（２）而且，他有时甚至对那根本不能用人力来改良的东西也要求地租。”（斯密，第１卷第３００－３０１页）
为说明后一种情况，斯密举叉明草（海藻 Seekrapp, Salicorne）为例。
“这是一种海洋植物，一经燃烧便可成为制造玻璃、肥皂等等所用的碱性盐。这种植物生长在英国，特别是苏格兰各地，但是只生长在涨潮能达到的岩石上：这些岩石每日两次被海潮淹没，因此这些岩石上的产物决不能通过人的劳动而增多。然而，生长这种植物的地段的所有者也要求地租，就像对谷田要求地租一样。设得兰群岛附近海域盛产鱼类。该群岛的大部分居民〔ＩＩ〕都靠捕鱼为生。但是要从水产品获利，就必须在近海地带有住所。这里的地租不是同租地农场主可能从土地取得的东西成比例，而是同他可能从土地和海洋这两方面取得的东西的总和成比例。”（斯密，第１卷第３０１－３０２页）
“可以把地租看成土地所有者租给租地农场主使用的那些自然力的产物。这种产物的多少，取决于那些自然力的大小，换句话说，取决于土地的自然肥力或人工肥力的大小。地租是扣除或补偿一切可以看作人工产物的东西之后所留下的自然的产物。”（斯密，第２卷第３７７－３７８页）
“这样一来，被看成是为使用土地而支付的价格的地租，自然是一种垄断价格。它完全不是同土地所有者改良土地所支出的费用成比例，也不是同土地所有者为了不亏损而必须取得的数额成比例，而是同租地农场主在不亏损的情况下所能提供的成数额比例。”（斯密，第１卷第３０２页）
“在这三大阶级中，土地所有者是这样一个阶级，他们的收入既不花劳力也不用劳心，而是所谓自然而然地落到他们手中的，并且用不着进行任何谋算和计划。”（斯密，第２卷第１６１页）
我们已经听到，地租的数量取决于土地的肥力。
决定地租数量的另一个因素是土地的位置。
“不管土地的产品怎样，地租随着土地的肥力而变动：不管土地的肥力怎样，地租随着土地的位置而变动。”（斯密，第１卷第３０６页）
“如果土地、矿山和渔场的自然资源富饶程度相等，它们的产量就取决于用来耕种或开发的资本数额以及〔ＩＩＩ〕使用这种资本的本领的大小。如果资本数额和使用资本的本领都相等，他们的产量就同土地、矿山或渔场的富饶程度成比例”（斯密，第２卷第２１０页）
斯密的这些论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生产费用和资本额相等的条件下把地租归结为土地肥力的大小。这清楚地证明了国民经济学把土地肥力变成土地所有者的属性这种概念的颠倒。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地租，看它再现实的关系中是如何形成的。
地租是通过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斗争确定的。在国民经济学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各种利益的敌对性的对立、斗争、战争被认为是社会组织的基础。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场主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
“当决定租约条件时，土地所有者设法使租地农场主所得的数额，仅够补偿他用于置备种子，支付工资、购买、维持耕畜和其它生产工具的资本，并使他取得当地农场的普通利润。显然，这个数额是租地农场主在不亏本的条件下所愿意接受的最低数额，而土地所有者决不会多留给他。产品或产品价格超过这一部分的余额，不论它有多大，土地所有者都力图把它做为地租攫为己有。这种地租就是租地农场主在土地现状下所能支付的最高额。〔ＩＶ〕这个余额始终可以看做自然地租，即大多数土地在出租时自然而然地应该得到的地租。”（斯密，第１卷第２９９－３００页）
扎伊尔说：“土地所有者对租地农场主实行某种垄断。对他们的商品即土地的需求可能不断增长：但他们的商品数量只能扩展到某一点...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场主之间所达成的交易，总是对前者尽可能有利...除了天然的好处以外，他还从自己的地位，较大的财产、信誉、声望中得到好处；但是，仅仅前一种好处就足以使他能够独享它的土地的一切有利条件。运河获到路的修建，当地人口和福利的增长，都会提高地租...诚然，租地农场主本人也可能自己花钱来改良土壤：但是他只能在租期内从这笔投资中得到好处：租期一满，全部利益就转归土地所有者了：从这时起，土地所有者虽然没有预付分文，却取得利息，因为地租相应地增加了。”（扎伊尔，第２卷，〔１４２〕－１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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