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内生活丛书
思想问题
三山（王凡西）
著一九六二年印行
与友人书
过渡纲领20年
从陈独秀的最后意见说起
小序
这本集子包括了三篇文章。它们的方面大体是相同的：企图在第二次大战后世界所发生的种种新形势中，特别在中共胜利的光照之下，研究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些比较根本的问题。
《从陈独秀的最后思想谈起》一文，原本是《回忆》（编按：指《双山回忆录》）“寂寞中的思索国家”一章在后半段。因嫌那一章字数过多，又因文中某些问题的看法必须籍另一些文字来补充，故将该段截取下来，作为单独一篇，收在此地。
《从与友人书》并非对特定一位同志的答复，而是“答客难”似的东西。自从《回忆》抄印送给朋友们阅看以来，我曾有机会和某些同志在书信中与口头上讨论过“思索”一章的意见。这儿算是一个总答复。
《过渡纲领二十年》的用意与内容，一如标题所明白表示者。因此任何说明都是多余的。
希望这个集子能引起同志们的认真讨论与批评。
三山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
与友人书
朋友：
惠书数封均收到。你不同意我在“回忆录”“思索”一章中的见解，早在意料中。因为我自己在思想上作此“后退步骤”时也曾经是非常困难的。“回忆”足足写了一年，在此时期，有关乎中国革命的诸问题经常在脑海中重现。这情形给了我一个好处，就是让我能历史地，一贯地与全面地考虑这些问题。今天的立场，和过去三十年来为此斗争的思想与行为之间的关系，二者之间的连续或矛盾，不断要我给以考虑或解决。正是在长期的考虑与解决中，我慢慢地采取了“思索”一章中的立场。
在这封信里，不可能把我一年来思想变化的过程作详尽描述——其实这也不必要。因为对于行动的革命家说，重要的毕竟是结论而非获得此结论的经过。不过为要维护这些结论，更为了我们之间能有更好的了解起见，我仍不能不尽可能充分地来说明我有此改变的原因。
未说改变以前，先让我写下我们之间原本同意的立场：——
我们认为脱离了城市工人阶级，依靠在农民身上的共产党是一个主要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它的武装力量不可能取得全国性的胜利；纵使它取得了胜利，也不可能建立（中共自己也没有说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万一共产党的军事斗争胜利了，我们又认为，它不可能等于革命的胜利，因为它若不让一个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引导到中国的十月，它会让位于资产阶级的专政。
结果怎样呢？
被我们认为不能胜利的中共军队却胜利了。这还可以说，因为它可能不等于革命胜利。“人民民主专政”建立了，这也没有多大问题，因为它即使中共自己也不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但是这个政权开始解决民主任务，不但解决民主任务，而且还逐渐反对政治上与经济上的资产阶级；而且它更采取着种种步骤，要把中国改造成为苏联式的国家和制度了。这就不能不说是一个全新的问题，一个完全出乎我们意外的历史事实，提出于我们之前，要求我们作理论的解答。
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主要凭籍着小资产阶级的武力，建立了一个“人民的”而非无产阶级的专政，何以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更何以能进一步推翻资本主义？
在这样一个问题之前，我们的同志若以“不变应万变”，以不想代思想，闭目不视，充耳不闻，以为如此才算坚定，那就非常错误。这种态度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而且妨碍了自己的进步。所以当时你和我一样，竭力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中，找寻出因中共胜利带来的新事实为什么违反了我们原有看法的种种理由。
我的初步研究
为此，我在一九五0年二月写了一个“讨论提纲”：论“我们对于中共政权的认识与应取的态度”。接着，在同年六月间，我写成了“苏联研究”那本小册子。在那两个文件中，作为我思想出发点的都是托洛茨基那个关于不断革命的基本论据，那就是：
“对于那些资本主义发展过迟的国家来说，尤其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说来，不断革命论乃是表示：这些国家的任务，民主解放与民族解放，其完全的和真实的解决，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为全国被压迫群众的，尤其农民的领导者），才能设想。”
抱着托洛茨基的思想，面对了中共胜利所造成的事实，我发觉自己只有非此即彼的如下两个立场可以选择：第一，托洛茨基这个命题已经过时了，因为社会的新的阶级关系，便得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起来推翻大资产阶级和地主的统治，能够建立一个官僚专政来解决民主民族任务，我由此开展一个反对工人阶级的，因而是绝非社会主义的新的前途，这个前途我名之为官僚集产主义。第二，托洛茨基的这个根本立场仍旧正确，中共所控制的群众革命运动，正以其发展过程和所成就的结果逐步证明托洛茨基的此一立场。换言之，即将中共捧上政权的那个革命，在客观上正是证实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驳斥了斯大林主义的阶段论。不过与此同时，事实却需要我们改正对中共阶级性的传统看法，即我们需要承认它不管如何，基本上仍能算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一个政党。
你知道，我在“苏联研究”中所采取的是第一个立场。在那本小册子的那个提纲中，我曾经努力研究了二十余年来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以及苏联内部的新的阶级关系。我这个研究的主要结论，就是：由于垄断资本的国家化的总趋势，传统的资产阶级越丧失其积极作用，新的中间阶级越显得膨胀与强大，又因为无产阶级革命不断为第二第三两国际的领导所叛卖，致使工人阶级陷于瘫痪沮丧。在此种情形中，过去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了。过去不能起独立作用的小资产阶级，不能进行反资本主义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现在却能够起独立作用，能够进行反资本主义的革命了，过去只能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完成的财产国有制，现在也能由小资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官僚的革命来完成了。因此，我说非但中国与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不能称为“工人国家”，而且苏联也早已不是任何意义的工人国家。因为依照托洛茨基的看法，苏联仍能算是工人国家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它仍保有着财产国有制，因此一制度则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结果。既然中共的经验告诉我们：小资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亦能造成这个制度，则托洛茨基称苏联为工人国家的最后论据也站不住了。于是当时我称苏联为业已完成的官僚集产主义国家，称中国为正在缔造中的官僚集产主义国家。前者是彻底反动的，后者则反动与进步参半的，其所以有部分进步性者，只因官僚们为要造成他们的制度，首先必须利用工农群众的力量来摧毁旧有的落后关系与资本制度。
新立场在政治实践中的测验
这是我个人在中共胜利这个事面前所作的一个理论检讨。这样一来，我恢复了因思想和事实突围而失去的“心智的平衡”。接着，我就把这个理论立场应用到政治实践中去。此时发生了朝鲜战争。显然它是含有内战和国际战争两重性质的。一方面它表示着朝鲜民众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联合统治的一种努力。另一方面，依据我当时肯定的立场，它代表着官僚集产制国家与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此一半岛小国的控制而进行的大战前奏。依前一看法，我们应该拥北反南，依后一看法，我们却没有理由在两个同样反动的交战连营之间作左右袒。那末我们究竟应该对平壤——北京——莫斯科一边的战争采取什么态度呢？（对汉城——华盛顿这边的失败主义态度是毫无疑问的。）拥护局部的进步而反对整体的反动吗？这个立场是理论上既不易站稳，实践上亦难于道从。结果是，我当时不曾从自己的立场得出合乎逻辑的战争态度。同时，超麟同志在上海，也作了一番理论检讨工作，写了那本论“国家资本主义”的小册子。依他的见解，苏联早已是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中共统治后的中国亦已是完成了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北朝鲜的国家性质亦然。依照这个立场，那是比我的看法更应该提出普遍的失败主义才对的；可是，超麟同志经过此时南来的X同志告诉我，他不认为，同时也希望我不要在北朝鲜战争中提出失败主义口号。如此，我们刚刚恢复起来的理论的平衡，又让新的政治实践给打败了。我个人对“官僚集产主义”的认识又开始感到了不满。
一九五0年八月间，草拟了十二条“我们的政治要求”。等到一九五一至五二年之间，我酝酿着并最后草成了写给中国共产党的“公开信”。写那二个文件的用意，均如我在一九五0年二月所写提纲的十七条所说：要“斯大林党为了推行官僚集产主义，很谨慎地发动群众之时，让工人与贫众乘机兴起，将斗争推动前进，越出斯大林党所定的范围，因而使官僚控制的运动发展成中国社会主义的革命”。但当我实际而具体考虑问题，将这个目的和我们的立场正式用书面规定下来时，我却是这样开头的：
“……
“首先，我们承认这个事实：主要在你们的领导之下，兴起于战争末期的中国民众的革命运动，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打倒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排除了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消灭了农村中的落后关系，扫除了城市中腐败恶毒的经济上与社会上的种种垃圾。
“我们的成员曾经积极地，虽然不为你们所知悉地，甚至不为你们所容许地，参加于这些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斗争。他们正参加着，当然要继续参加下去，以尽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本分。我们衷心地拥护这些斗争，并热诚地希望它们能获得更大与更彻底的胜利。
“不过在这样的参加与拥护中，我们却满怀忧惧地注视着你们的所言所行，注视着你们在胜利的基础上所欲造成的思想与政治的体制，我们日益怀疑，这些体制是否符合于中国工农大众的利益，是否符合于走向社会主义的利益，是否符合于中国民族独立的利益。
“为此，我们不能不将我们的忧惧向你们公开说出来，将我们的正面意见向你们提出来。”
“公开信”列举了五点我们与中共之间的基本不同之后，又作了如下的声明：
“我们必须在这里向你们作庄重的声明，关于我们为实现这些主张所采取以及所将采取的手段。我们决不消极抨击，更不阴谋煽惑，我们要公开地和坦白地，在一个工农民主政制所允许的范围内，说明和传播我们的见解，藉使工农大众与共产主义者能够逐渐相信我们这些主张的正确。藉使在你们领导之下的革命中国，能走上真正社会主义的而非官僚主义的道路。”
我是以这样精神给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写了公开信的，草稿传观时，记得曾有同志指出，说我这个精神和“苏联研究”小册子里的精神不相符。他们（其中有M）说，我那种与人为善的态度，只应该向一个走了错路的朋友提出，决非对根本上敌对的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政党所应采取。我不承认同志们对我的指责是正确的。我以为，为的有理由反对人家的反动的罪恶，必须肯定他们所做的进步的成绩。但虽如此，我从当时起，就深深感觉到，像“公开信”那样的基本态度，确实不能用来对付仅有一些“客观进步作用”的根本反动的政党，如果一个政党，无论其主观的意图与客观的结果基本上都是反动的，仅仅以“副产品”的资格有了一些可以称为进步的成绩，那末“公开信”那种积极的，拥护的批判态度，自然不能适用。依“苏联研究”的分析，斯大林党（包括中共）自是如此的一个反动政党；可是根据了实际的政治事实，我们向他们企图有所行动时候，却采取了如彼的一种态度。我们逐渐感觉到，这中间是有不合不处时，如果不是对斯大林党的性质和作用的认识错了，便是“公开信”的态度错了。
但是很显然，只要我们真想有所行动，对中共作事实的而非空想的接触，那末无论在当时，或者在目前，我都认为没有其他的不同于“公开信”的态度可取。
这就是我在“回忆”“思索”一章中所说的，“苏联研究”……这个立场……若应用之于政治实践，便常显得不甚相宜”的情形。
于是“我从政治领域回到了社会学的领域，从实践性的思考再回到纯理论的思索。”不过真正把苏联与共党性质作再度理论的思索，是在一九五六年春天写到“回忆录”“思索”一章的时候。在这以前的二三年中，我只是逐渐有了这样一个立场，即如后来在“思索”一章所形容的：
“中共的胜利，我觉得不管它表现得如何丑恶和畸形，我们却总不能不承认它是一种革命胜利；中共政权的所作所为，不管它们如何的悖谬和反动，但仍有其不可抹杀的革命方面。我又以为，我们只有把中共的胜利视作我们共同努力和共同企求的结果，将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改造视作我们共同的事业，我们才有可能肯定其正确部分，否定其反动部分。”
这样的立场至少把我写“公开信”时采取的“不自觉的”态度，自觉地肯定下来了。
“回忆”写了一整年。在写作过程中，因为要把近三十年来中共和我们的经过作一次系统的回溯，就势必要经常接触到如下的一系列问题。究竟中共是怎样蜕变成为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放弃城市，集中力量于农村，是否为此一蜕变的决定原因？我们托派坚持城市工作，不顾惨重的打击而献身于工人阶级的斗争，为什么始终无法展开组织？假使我们也有机会接触到农村的阶级斗争，是否放手领导？如果领导，则由于农民暴动的性质使然，自必一开始就要走上武装冲突之路，此时我们如果用党的力量去领导武装斗争，会不会使我们的组织变成为小资产阶级性？如果我们的党纪律严明，始终保持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纲领，纵使站在武装农民的基础上，是否仍能夺取全国政权？这样的一个政党夺取了政权，如果事实上在动摇乡村与城市的私有财产，能否算是一种革命？而且是社会主义性的革命？
我在写作“回忆”当时如何解答每一个问题，不必在此细说，总之，当我逐个考虑了这些问题之后，我对中共胜利的意义，却倾向于上面提到的所谓非此即彼的另一个看法了。这就是说，我认为中共走上政权的那条迂回曲折的路，客观上倒是证实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事实上驳斥了斯大林主义的阶段论。同时，我又承认：“中共是在时大时小的限度内始终还保持了工人阶级倾向的一个党。”
你愿意承认中共这次所完成的是一次革命，但你竭力反对称中共是一个任何意义的工人政党。你说，“几年来由中共领导（实则控制）的一切革命行为，都是客观逼成的，因之是违反了那个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本意的。”我觉得你这个看法非但理论上站不住，而且事实上也不可能。为什么这些客观形势恰恰要逼中共而不逼其它的反动政党去完成“违反本意的”革命呢？历史上，革命的形势强逼一些不革命的人或政党“革起命来”是常有的。但这些人或政党一旦被动地坐上革命政权的宝座之后，其所有能事，就是拼命将革命拉向后退。不是革命怒潮无情地推开这些偶然浮上面来的人或党，便是这些人或党遏止了或断送了革命。如果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反动党，让偶合的革命条件捧上了政权，竟长期地，有计划地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那末历史上不曾有过，将来也不会发生。如果这种事情是可能的话，则又何贵乎与何需乎马克思主义的政纲与原则？何贵乎与何需乎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党？
一个在思想上与组织上都不曾有从事无产阶级革命准备的党，纵然有最有利的革命形势推它上了政权，也决不能开展社会主义性的革命的。数十年来一些所谓农民党与所有第二国际的经验，已经充分说明这个道理了。
因此，不承认中共的胜利基本上是一种革命（甚至是社会主义性革命）则已，如果承认了这一点，你就无法不承认它是一个二种意义上代表工人阶级倾向的政党。
你要我注意这个事实：“中共和所有的斯大林党一样，只要一取得政权，便用了比资产阶级政党更不民主，更加野蛮的手段来欺压工人阶级。而且从党员的阶级成分说，不但过去当中共存在于乡村时期，便是今天当它控制了所有大城市之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仍占了最高百分比。”因此你说我承认中共代表工人阶级倾向乃是从不断革命论中一个命题抽象地推论出来的，并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你要我把“回忆”中按下不表的，关于决定政党性质的诸因素详细说明。
好的，现在就让我们来谈这个问题。
如何决定一个政党的性质或倾向？
首先我得说：所谓代表某一阶级的利益，并不意味着不欺压这个阶级。一个政党取得了政权，把持了国家机器，就得分享有国家机器的性质。我们知道，国家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它操在占有优势的一个阶级手里，保护着该一阶级的利益；但它同时又仿佛是“超阶级的”，有时会以“民族利益”的名义，或竟是赤裸裸为了官僚利益，欺压到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历史上有的是这种“超阶级”的官僚统治的例子，而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法西斯党之欺压资产阶级，可说是此类例子中之昭昭者。因此，仅凭共产党政权之欺压工人阶级一事，尚不足以断定该党在任何意义中都不代表无产阶级。
人们判断一个政党的阶级性，普遍根据了两个标准：（一）党员的阶级成分；（二）政纲的思想方针。第一比第二较为具体明确；但后者常比前者起更多直接与更重要的作用。仅仅看一个政党内部是否以工人成员占多数而决定它是否工人政党，常会陷于自欺与误断。因为事实上，“自存”的无产阶级不就是“自为”的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用以“自为”的思想和方法，倒是多数不符合于社会主义，因而是违背了无产阶级利益的。你看，英国保守党，尤其是早年的自由党，不是拥有不少工人阶级党员吗？美国的民主党今天也还是靠工人阶级的支持。但这些政党决不因为它们有了无产阶级的党员或支持而改变其十足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英国工党和各国社会党，虽然其十九的群众是无产阶级，但它们所代表的利益非但是资本主义的，甚至是帝国主义的。由此可见，凭基本群众的阶级成分来判断一个政党的阶级性，并不可靠。这个道理，懂得最深，说得最早的当然是列宁。在“做什么”中，列宁的主要努力就是要说明工人组织和革命家组织的不同，他说明：“工人……本来也就不能有了解到他们本身利益与现代整个社会政治制度根本对立而不可调和的这种意识，即社会民主主义学说的意识。”他强调“这种意识袛能外面灌输进来，……而社会主义学说是由有产阶级出身的那些受过教育的分子，即知识分子所制定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以及经济理论中长成的。”接着他又说：“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按其社会地位来讲，也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同样，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过程，而从革命社会主义知识界的思想发展中自然和必然产生出来的结果。到我们现在所讲的那个时候，即是说到九十年代中期，这个学说不仅已成了‘劳动解放社’十分确定的纲领，而且已经夺得了俄国大多数革命青年。”（以上引文均见中译本“列宁文选”卷上二0二页。）
因此，列宁认为如想真正谋得工人阶级的解放（推翻资本制度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必须要有革命职业家的团体（无产阶级政党）。参加这个团体的人，只要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以社会民主政党的革命主张为目标，“那末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的任何区别都应完全消除，更不必说他们彼此间的职业上的区别了。”（见同上引书，页二七四，加重点是原有的。）
从上引的文字看来，列宁心目中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其决定性的条件不是它构成分子的阶级性，而是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态度：以之作为业余的谈资呢，还是以之作为献身的专业？更在于党员们所共信的政治思想：是狭隘地限于劳动条件的改善呢，还是要根本推翻资本制度并进而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民主主义（按此名词自一九一四年起应改成共产主义）？总之，按照列宁的想法，决定一个政党之是否无产阶级的与革命的，主要在于革命职业家这个组织标准与社会民主主义（共产主义）这个思想标准。至于这个政党是否以工人阶级出身的干部为主要成分，倒并不太重要。
列宁这个见解是否正确？根据半世纪来世界革命运动的经验，我们应该承认它是完全正确的。自然我们也不应该把列宁的见解看得太死，仿佛无产阶级政党不一定要有无产阶级的党员作基础；仿佛知识分子的共产主义者脱离了工人阶级群众始终能坚定地为无产阶级之目前的与历史的利益服务；又仿佛革命职业家不与其所代表的阶级共同生活，共同呼吸，且时时受其监督也永不会堕落成阶级敌人或本阶级的官僚。不，列宁的整个精神，言论和事业都反驳了上面这个“仿佛”。列宁最懂得向群众学习，最懂得接近群众，最清楚脱离了工人阶级的革命者之无力与必然堕落。
但列宁不但懂得工人阶级的长处，也最懂得工人阶级的弱点（由社会历史地位决定的弱点）。他决不向弱点阿谀，不将弱点粉饰，而是老实地、大胆地指出这些弱点。他公然地说出仅凭工人阶级本身根本不能产生真正的革命组织与革命思想。这些组织与思想得靠资产阶级出身的社会主义者灌输给他们。就这样，他把战斗集中的革命职业家的原则和彻底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政纲，灌输给了俄国的工人阶级，由此造成十月革命，由此建立苏联，同时又把它们灌输到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与一般的劳苦大众中去。
列宁这个关于政党的思想，乃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创见；它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真能战斗的一种物质力量，因而成为创造历史的一个伟大的自觉力量。不过时至今日，许多人把斯大林和斯大林党所犯的种种罪恶，归根于列宁的这个见解。他们认为：官僚政党代替无产阶级政党，官僚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官僚国家代替无产阶级国家，归根结底，都是由于列宁的革命职业家的组织意见。这当然是不对的。促成上述三种“代替”的有更复杂的历史原因。不肖门徒们无疑从列宁的组织原则中找到过叛卖党的籍口，利用它们干了坏事；但这也只能说，有利必有弊，任何美好的事物都可以产生流弊。问题在于：它们那些美好的积极方面是否可以代替？是否成为历史的必要？如果没有列宁规划出来的革命职业家的政党，是否能够造成天翻地覆的大革命？数十年历史向我们作证，这是唯一可以推翻资本统治的组织，而且事实上它是业已推翻了资本统治的唯一的组织形式。只要承认这一点就够了，它的流弊（诬栽的与真实的）为何以及它们应如何克服，乃是另一回事。今天我们自不应轻视这些流弊，斯大林党彻底官僚化的经验告诉我们：革命职业家的集中组织在某些不利的历史条件中，会如何发生出它的坏作用。我们反对斯大林主义，正是要反对这些坏作用，但如何能不因噎废食？如何能区分出列宁的组织原则与斯大林从此原则所造成的流弊？我们是更应该注意的。关于这，我已经在“由陈独秀的最后思想谈起”一文中详细说过了。此文随信附上，兹不赘述。
中共的阶级性
话说远了，该我们回过头来谈中共的性质。
中共自从成立以来，始终不曾得到过工人阶级分子做它主要的党员成分。自始至终，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据了最大百分比。开始是学生，后来是农民。倘依其领导层说，则迄今也还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占压倒的多数。但直到一久三三年以前，我们并不曾为此否认它是一个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党。理由是：它服膺马克思主义，它领导阶级斗争，它的目的要把中国造成为共产主义的国家——虽然它的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是被斯大林——布哈林——马丁诺夫所修改过的门雪维克主义，虽然它领导的阶级斗争时常在四阶级联盟理论下被出卖，虽然它标榜的共产主义规定在遥远的未来才能实现。另外一个理由是：它是一群以共产主义为共同信仰的革命职业家的组织。这些革命职业家很幼稚，没有经验，而最不幸的，他们一组成就被置于苏联共党内中右派的错误领导之下，但虽如此，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却诚心诚意地要为中国工人阶级与一切劳动大众的利益服务，他们不尚空谈，他们实干，他们不惜以生命作代价来为自己的信念争取实现。
这样一个政党，依照列宁的见解，纵然不能被称做“工人阶级的”，可是至少能被称做“为工人阶级的”，“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或“具有工人阶级倾向的”。
使我们倾向于否定中共之为工人阶级政党者，曾经为了两个情形：（一）一九三四年以后中共完全放弃了城市，将党的基础整个建筑在乡村农民身上；（二）一九三七年起中共对国民党在抗日名义之下实行投降，服从三民主义，改编红军，放弃阶级斗争。这两个情形，对于严肃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说，自具有决定意义。一个政党远离了工人阶级及其斗争环境，放弃了工人阶级革命的政纲。自不应再有理由称之为工人阶级的了。但这只是抽象的与原则的判断。更确切些说，这只能作为原则性判断的假定。至于我们这个判断是否完全正确，那还得看这个政党的一些具体行为与具体实践。
在过去，我们对于斯大林党的性质的判断，似未能以具体事实考验那些比较抽象的原则判断。
今天我们在回顾中，我以为应该指出曾经被我们忽视了的几个事实：（一）中共之完全放弃城市，并非出于自愿，亦非依照计划，它乃是国民党反革命特务迫害所造成的结果。因之，我们不能把它看成为根据于以农民战争代替工人革命的一种新政纲的实现；（二）退到了农村的中共，在文字和口头上都始终不曾放弃过“由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联合战线”的政纲，并且事实上，他们在农村中继续发动阶级斗争；（三）一九三七年国共再度“合作”后，中共放弃了阶级斗争，服从蒋介石领导，信仰三民主义。这本是一个决定性的转变。在事实发生的当时，我们及时揭发这个叛变，并指出它愈陷愈深的屈膝倾向，当然是必须的。但事后我们应该肯定，中共那次的叛变，由于复杂的原因，（我们——代表着革命马克思主义一派——的揭发和批评亦为原因之一），却不曾是到它逻辑的尽头，幸而止于策略性的玩弄。（四）无论在“苏维埃与红军”时期，或“联合政府与八路军”时期，中共始终保持为一个严密的革命职业家的组织，其成员的吸收也始终不曾取消阶级性的限制。
上述四个事实，我以为是脱离了工人阶级，且有一时期曾经宣布自己信奉三民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在时大时小的限度内始终还保持了工人阶级倾向”的重大原因。
讲到这里，你当然会反问我：“既然那走了许多迂回道路的中共，由于主客观的原因，迄今仍可算是一个代表工人阶级倾向的政党，不但如此，它而且还领导了革命的胜利，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与经济制度，现在还正在把中国改造成社会主义的国家——那末我们为什么还要和他们对立？为什么还要保持独立存在？为什么还主张进行革命？”
在“回忆”中，紧接着承认中共还“保持了工人阶级倾向”之后，我说：“毋须说，这里的所谓保持是以非常丑陋与奇异的方式来表达的，这个有工人倾向的党是异常可怕地官僚化与特务化了的，其成分以小资产阶级占绝大多数，其理论则常常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之政客式的曲解与玩弄。”如此这般的工人政党在有利的历史条件凑合之下，亦能完成革命任务；但我们却没有理由因此而取消自己的独立存在，因此而与它妥协（或甚至投降），因此而放弃我们的革命主张。“因为官僚化与特务化的党，不可能不以官僚的与特务的方式完成革命，不可能不造成官僚化与特务化的新国家，不可能不官僚式地与特务式地建设社会主义”——这实际上就是延阻乃至破坏社会主义。
对于这样官僚化与特务化的工人政党，对于这样专横的官僚统治，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和它们对立？为什么不应该革他的命？
“但是，”你也许会说，“问题更重要的不是在中国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吗？如果你承认它们完成了与完成着革命，为什么不可以说这些特务化的党制与官僚化的统治正是为革命所必需，因而是正确的呢？”
好的，让我们再来谈谈这些问题。
中共是怎样完成革命的？
自从中共胜利以来，我们时常说，它的胜利是客观条件逼成的。它在盲撞瞎摸中碰上了胜利。这个胜利来得如此的突然与意外，竟致完全不曾为毛泽东们所事先料及。这当然是事实。不过仅仅指出这一点显然不够。与此同时，我们还得说明，中共在组织上确已具备了胜利的潜力，在意识上也有争取胜利的意图和决心。它所没有的乃是走向胜利的明确道路，保证和发展革命胜利的战略上的方针。因为具备了前者，所以胜利逼上身来的时候，他们能够抓住胜利；因为缺乏后者，所以他们始终在胜利中东摸西索，乱冲乱撞，时常给胜利触碰得头破血流，而且断丧革命的成果，败坏革命的力量。我们必须要同时看到这两个方向，才能解释他们得以胜利的原因，懂得他们走上胜利的弯曲途径，明了这个胜利的限度，预测他们那个政权的前途，并定出我们对他们的态度。从来我们的同志不肯承认中共具有足以胜利的组织上和意识上的因素，结果是，不管他们怎样分析，而中共的胜利总被描写为纯粹偶然的事件，其侥幸性有似一个未购马票的人竟中了头奖，这显然于事于理都是说不通的，和敌人作战，无论在军事上或政治上，必须清醒地知己知彼。只有真实而非自欺地知道了敌人的强处和弱点，才能给它以恰中要害的打击，才能彻底与漂亮地战胜它。无视敌人的强厉，其为害于战斗者，恰恰与不见敌人的弱点相同。最高明的战士，非但不抹杀敌人的优点，而且还向敌人学习哩。我们对斯大林主义者这个敌人也应如此。
就上述中共所具有的与他们所缺乏的两个方面说，我们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情形恰恰和斯大林主义者相反。他们所有者我们所无，我们所具有者则为他们所缺。他们有一个强有力的党和一支能征惯战的军队，却没有一个能符合于事变发展的不断革命的政纲，我们武装着不断革命论的正确思想，却缺少了强大的党和强大的军队。这个相反的情形，一方面说明了中共为什么能够抓住了第二次大战后革命形势所造成的果实；另一方面又说明着胜利了的中共为什么不得不标榜出久已为托派专利的“不断革命论”。
中共最近标榜“不断革命”自有其复杂原因。其最直接的一个，诚如你二次信中所说，在于替他们的“不断革命论”，即无休止压榨人民的政策，找寻经典著作中的籍口。你这个指出当然对。毋须说，我们一定要竭力反对中共的“不断要命论”，并竭力要揭穿“要命论”，与“革命论”之间天差地远的区别。不过除此之外，我以为有一个更基本的意义却不能从他们的荒谬标榜中看漏过去。那个意义是：不管斯大林和毛泽东反对不断革命论达三十余年之久，而此次毛泽东们本身的胜利，正确些说，他们之所以能够抓住逼上身来的胜利，能够巩固和发展这个胜利，在客观上看来，恰恰因为他们被动地，违反他们意志地，经验主义地，在基本路线上走上了他们一向反对的托派的不断革命论的道路，这也就是说，他们不得不抛弃了一直信以为正确的斯大林主义的阶段论。
根据中共一向主张，“在现阶段为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它的最终目的乃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为了实现前者，需要建立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组织“联合政府”；为了实现后者，建立无产阶级的专政。这个意见是十足的斯大林主义，本质上符合于门雪维克主义。在“论联合政府”那本小册子中，毛泽东更进一步，把此一规定在共产党党纲中的阶段论立场，作了充分的发挥。他说：
“……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而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广大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的个性解放与个性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新式资产阶级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因此，他反对一些人，实则是反对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说：“另有一些人，则甚至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的发展，而说什么一下发展到社会主义，什么要将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毕其功于一役。”
由此可见，中共对中国革命前途的估计原来是这样的：它将在四阶级联盟的联合政府之下，长时期地为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而奋斗。只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太多而非“太少”之时，中共才准备改取最高纲领，为社会主义（政治上的无产阶级专政与经济上的动摇私有财产）而奋斗。
记得周恩来在某一次谈话式演说中，曾将“大约二十年”这个明确数字来代替毛泽东文章里的“长时期”。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九年来的事变发展，究竟如何“证实”了中共的理论。
首先，在一九四九年十月因军事胜利建立起来的北京政府，实质上并不是一向宣传的各党各派的联合政府，也不是代表了所谓四阶级的联盟，它乃是共产党一手操纵的独裁政权。如果我们承认共产党在理论上与历史利益上仍可以算是工人政党，那末它已经是一个某种意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但根据中共的理论，此种政权只当在未能前定的更高的阶段上才能建立的。
不错，这个“人民政府”和各党各派开了协商会议，起草了“共同纲领”，诚心诚意想实现新民主主义，想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而事实上，中共政府也确乎做到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就是说，它确乎压制了阶级斗争，以此想谋得它历来所梦想的“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
但是结果怎样？毛泽东们所预约的“长时期”与周恩来规定的“二十年”，却证明出只是短短的一个“蜜月”。若用具体的数字来说，这个“蜜月”大约延长了两年：从一九四九年秋天开始，到一九五一年冬天为止。“五反”运动结束了中共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恩爱时期。在此后的三年半内，中共应用了它手中庞大的国家机器，把大小资本家彻底打垮了，榨干了私人资本家所有的资金，粉碎了它们再度进攻的力量。因此，在一九五六年一月间，以短短十天，完成了全国诸大城市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即全部工商业被置于公私合营的基础上。就这样，中共正式宣告了“新民主主义”的完结。
原本要“长时期广大发展”的资本主义，却在短期间未有发展之时就被摧残了，这到底证明了什么？有人说，这证明了共产党的口是心非，证明了它以诡计谋害了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我们承认，斯大林党与信义无缘。他们永远是口是心非的欺骗家。但在这件事情上，却不能如此解释他们的“背信弃义”。这里，他们倒是愿意守信，籍以证明他们的阶段论的。提早翻脸，乃实逼处此。“五毒”上了身，想和资产阶级百年好合而不可得了。中共的五反很像是一个嫖客染上了梅毒，殴打妓女以泄恨。口口声声骂妓女“以怨报德”，徒见其蛮横无知耳。既欲玩妓，就该知妓身有毒。既然要“确保资本主义的发展”，又怎能怪资产阶级传播毒素？（毒素多着哩，岂止五哉！）所以“五毒”绝对不能说是资产阶级对中共的“忘恩负义”，它们只是证明出斯大林主义者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ABC，证明出他们有负于列宁关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起码教训。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知道资本主义的一切毒害，尤其清楚它在殖民地以及革命时期所能发挥的无穷毒害，因此我们从来说，中国无产阶级一走上政权，必须坚决地（当然不是无步骤地）动摇私有财产，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完成资产阶级未完成的任务。斯大林毛泽东反对我们的“不断革命论”，他们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发生于“私人资本主义广大发展”之后，所以即使在他们建立了一党专政之后，还要保护与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当然招来了资产阶级方面的“猖狂进攻”。“五反”运动絕非毛泽东们预先设下的诡计，而只是在资本家进攻之前的应变（对外的“五反”乃是对内的“三反”之继续）。如果不来这一下，姑且不谈别的，就光拿行贿一项来说吧，在短期内已经使共党干部可怕地腐化了。中共为了自保起见，不得不进行“五反”。“五反”一开始，则由于斗争的逻辑使然，甚至只由于经济生活与生产活动的持续使然，又不得不进行“全盘公营”，从而不得不放弃新民主主义，提早走上“社会主义”。
这过程证明了毛泽东们在事变的打击之下，仓皇间抛弃了阶段论，不自觉地采取了“毕其功于一役”的不断革命论，难道还不明显吗？
孙悟空尽管可以嘲笑如来佛，但斯大林毛泽东们的猴子筋斗毕竟翻不出托洛茨基的手掌心。
中共在农村中“广大发展资本主义”的经验更有趣。依照“共同纲领”第二十七条：“……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凡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团体，经过清除土匪恶霸，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项步骤，实现耕者有其田。”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性的土地政纲目的在扫清“封建残余”，让乡村资本主义有顺畅发展的可能。这规定当然符合于新民主主义的计划。
但是事情发展怎样呢？请看被选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的一篇报告：
“而宿乡在一九五一年春季完成土地改革以后，广大的农民，特别是贫农，雇农，分到了土地，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当时，支部就领导农民，组织了劳动互动组。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三年，，连续获得了丰收，农业生产量达到战前的水平，生活有了改善。但是，所有这些都不可能制止农村中的阶级分化，富农和投机商人的“生财有道”，就像瘟疫一样的发展起来。富农戴惠伯，用五斗米买回了土地改革时被征收了的三亩地，并且疯狂地说：“谁用钱就到我这里来借。”富裕中农郭惠如，在土地改革以后，不到一年时间，就买到九亩田。到一九五三年，全乡出现了十一户新富农，全乡九个党员中，有五个做生意的，四个买地的。另一方面，有许多农民的经济情形变坏了。根据一九五三年的统计，全乡卖出土地的有三十九户，借高利贷的有五十七户，有两户贫农降为雇农。当时贫困的农民都很着急，有人说：“这样下去，不是又要走老路了吗？”（见中共昆山县委生产合作部的报告。）这是多么美妙的一幅“新民主主义”农村的图画！你看，这只短短发展了两年，投机商与富农的“生财之道”便像瘟疫一样泛滥起来。而最有趣的是，全部九个共产党员，五个做了投机商，四个变成了富农。这真是“新式的”资本主义——由“共产党员”带头的。但只要资本主义任其发展，新式也终于会变成旧式的，经济必然要走上老路子；而且它还要反映政治上！中共政权如果不跟着投机商与富农的党员走，就得根本垮台，让位给表里如一的资产阶级政党来统治。这个客观形势，逼出了一九五三年秋季中共中央的所谓“总路线”。号召“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运动。这个事实又告诉了我们什么？它告诉我们；中共的新民主主义政纲，在农村关系中，也完全经不起实际阶级斗争的考验，因此被迫在事变的打击之下放弃了。
一九五三年以后的中国农村发展情形，以另一方式暴露了中共政策的罪恶性。依照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选本的序言中说：“……只需要一九五六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一九五九年，或者一九六0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结果如何？“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果然如期实现了。可是到了一九五八年的秋天，即比毛泽东预计的三四年提早了一两年，中国的农业合作社非但完成了由半到全的“社会主义”转变，而且于一转眼之间竟实现了“人民公社”，据说已进入“共产主义”的门槛了。苏联立国四十年，在较高的经济水准上与较少的农业人口中，应用了史无前例的暴力，才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可是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却只消九个年头，就把中国乡村和平地带进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难道中国真有神秘莫测的国情吗？或者毛泽东真有什么缩短历史的法术吗？当然，这二者都不会有。有的只是中共宣传家们违反马克思主义起码知识的谎骗，有的只是共产官僚不顾一切，残民以逞的“大冒进”。这是中共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两极跳跃，从极右的机会主义政策跳到极“左”的盲动冒险主义。不过，即使在这样的跳跃中，我们仍旧可以看到些更基本的东西，那就是：新民主主义的阶段论在真实的历史进程中彻底破了产，迫使毛泽东们于惊慌失措中推行“不断革命”。这个情形，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文中，曾经以非常压抑的口气提到了，他说：“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其实应该这样说才对：九年来发生的大事，几乎都没有按照毛泽东们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实现的。
不是吗？你看，毛泽东们原来想成立四阶级联盟的“联合政府”，藉此实行新民主主义，长期间与大规模地发展资本主义。等到这个“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得到彻底胜利后”，他们才“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与中国人民的意愿，经过必要步骤，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制度而奋斗。”（见中共党章总纲。）而事实上：建立起来的政权却是共产党的独裁，它想广大发展的“新式资本主义”却原是“五毒”具备的古老资本主义，因之共产党政权即使为了它本身的存在计，也不得不将自己的理论放进废物箱，不得不从政敌手里偷取“不断革命”的武器，不得不在城市和乡村中打击私有财产。在不少方面，他们甚至比当年俄国革命后更快与更早地走上了“合作化”与“社会主义化”的道路。
你看，毛泽东们就是这样一种不自觉的，不光明的，半吊子的“不断革命论”者。
我曾经在口头上和你谈过这层意思，你当时的回答是：“既然不断革命已经借毛泽东们的手来完成了，那末不管他们自觉不自觉，光明不光明，半吊子不半吊子，只要革命是完成了，其余的便不重要，托洛茨基主义者便不再有和中共对立存在的理由。”
以下是我的答复。
不断革命论与“不断革命论”
首先请你不要误会，我说毛泽东们为客观形势所迫，不自觉与不自愿地走了不断革命的路子，并不就是说他们走对了。相反，正因为他们走上条革命的战略道路时的特殊情形，虽然因此解决了一些革命问题，同时却造成了与带来了许多，也许是更多的，有害于革命的罪恶。譬如说：
政权问题，如果他们是有觉的不断革命论者，原本可以堂而皇之宣布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而他们却偏偏要戴上“人民民主”的假面具，装饰着“各党各派”的花瓶，以此使无产阶级迷惘，使有产阶级因“上当”而生怨怼，而最坏的，使广大的真正人民党得共产主义与过去所有的政治主张一样，是将政治建筑在欺骗之上的，口说的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
“工商业改造问题”，如果中共真是自觉的不断革命论者，那他们就该知道解决民族民主任务是一回事，发展资本主义是另一回事，他们就该知道中国生产力的提高不能用发展资本主义方法来实现，而只能经过反对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实现；因此，他们就该像十月革命时候的布尔什维克一样，在胜利的翌日即发布《剥夺剥削者的命令》，以坚定的步子和现实的步骤来赎买或者没收大工商业者的资产。这样办，在国家方面不要蒙受“五毒”之害，在被剥夺的大工商业者方面也不需经受“凌迟处死”与“三收三放”之苦。中共不能以堂堂正正的社会革命名义强迫资产阶级作出历史性的牺牲，而却在保护私有财产的法令基础上，深文周纳地，鸡零狗碎地，谋逐个工商业者以小偷毛贼之罪，逼其“自愿地”走上倾家荡产，名裂身亡的绝境。这样，中共便在最广大的城市民众中，彻底败坏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信誉。
中共，以至整个苏联集团，曾经把中国的“工商业改造”说成为创造性的经验，那是彻底虚伪的。（当然，如何把数量庞大与规模极小的工商业导上了合作道路，其经验值得人们好好学习。不过这是另一回事。）以刑事司法的小手术来代替社会主义的大革命，不但使人迷失方向，而且会在各方面撒布腐蚀性的影响。共产主义者的阶级斗争主要反对的是过了时的阶级和制度，个别的人身攻击决不是它的主要内容。中共一方面宣布资本主义尚有广大的发展前途，他们要保护这个剥削制度。另方面却造成种种“法律”陷阱，使资本家逐个“入瓮”，以至“自请改造”。中共以为此种手法乃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巧计，殊不知它严重地损害了社会主义事业。因为此种显然与中共政纲不符的政策，非但不能让劳动大众认识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的公正，反倒让他们看出共产党的口是心非，阴险毒辣，因而在暗中同情“被欺骗与被凌辱的”资本家们。（无数小老板们的被欺骗与被凌辱是真正值得同情的。）